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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开国大典的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在这些人当中，第5分队分队长兼长机刘善本堪称“领头雁”。

 1946年6月26日，即将接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的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驾机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先例。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架飞机、近百人驾机起义。周恩来多次称赞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带头人”。

刘善本

 刘善本，1915年1月25日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泊庄（今属昌乐县）。1932年秋，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35年，高中毕业后，面对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局，他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考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第8期学习飞行，开始学驱逐科，后改学轰炸，是同期飞行学员中的优等生。

 航校原址设在杭州笕桥，七七事变后由杭州经洛阳、南昌等地，辗转到昆明。1938年毕业后，刘善本调到驻成都的国民党空军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大队——第8大队任飞行员。尽管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日军飞机在成都狂轰滥炸，然而第8大队却没有接到一次作战任务，经常驾着飞机跑警报。

 刘善本抗日有志，却报国无门，苦闷到了极点！

 1943年，刘善本被选送美国道格拉斯航空学校，学习驾驶B—24型轰炸机技术。两年后，他驾驶B—24型轰炸机，横渡大西洋，踏上回国征途。在途经卡拉奇时，接到了国民党当局要他们“就地待命”的指令，而且一“待”就是几个月，新飞机躺在露天停机坪上，风吹日晒雨淋，致使机身锈蚀斑斑。

 到了“家门口”，却不让回“家”；日本鬼子在“咱家里”肆意侵害，却不让军人回“家”杀敌打鬼子，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刘善本百思不得其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刘善本万分兴奋，幻想着用自己的飞行技术为祖国的和平建设效力了。恰在这时，他接到了“火速回国”的指令，便随空军第8大队由卡拉奇转场上海大场机场。

 空军第8大队是借抗日之名组建起来的“拳头”部队。然而，抗战八年来，或常年在中国大西北备战，或远涉大洋前往美国训练，从未与日军交过手。如此养兵备战，刘善本心里始终有一个谜团。

 刘善本踏上熟悉的国土，看到的不是和平建国的景象，而是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准备内战的紧张气氛。空军飞机不断地从四川、武汉等地把军队紧急空运北平，美国军舰在帮助国民党把大批军队运往东北，直觉告诉他：内战在即。

 到上海后不久的一天，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来到空军第8大队，给全体空勤人员训话：“我们有40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美国还给了我们几百架作战飞机，三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

 啊，原来如此！

 刘善本心中的谜底揭开了：当民族敌人的刺刀架在脖子上时，国民党把他们阻在祖国大门之外，名为“留着建国用”，实际上是保存实力，留着打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他说：“八年抗战，人民涂炭，现在美蒋又要把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我堂堂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人民效死于抗击侵略者的疆场之上，却要被人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投掷炸弹，杀害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我决不干！”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善本决定驾机起义，飞向延安。

  机会很快来了。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下令第8大队将驻昆明美军移交的无线电器材限6月23日前空运成都。刘善本参加了这次飞行，他决心利用这次机会，用实际行动宣布：反对打内战！

 刘善本知道，飞向延安，途中必然会经历千难万险；刘善本还知道，飞向延安后，留在国统区的妻儿老小将面对怎样的困难，甚至生命危险……所有这些，都没能动摇刘善本飞向延安的决心和“反对内战”的信念。

 6月22日，刘善本带着4名机组成员，驾驶第530号B—24型轰炸机从上海飞到昆明，按计划24日从昆明运送无线电器材到成都。尽管有7架飞机同行，但并未统一编队，一路上“各飞各的”。

 这是个绝好机会！

 24日早晨，昆明，阴天。

 刘善本决定在飞往成都的途中驾机起义。他借熟悉成都航线气候条件的机会，了解了陕西、山西、绥远一带的天气情况，没想到这条航线上正下着大雨，气候恶劣，只好作罢。他见别的飞机已经起飞了，也就跟着起飞到了成都。

 26日，刘善本驾驶的B—24型轰炸机准备从成都返昆明。他判断，西北的坏天气已经过去了，起飞后如无意外即可实现他的愿望。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

 这天早晨，飞机按时起飞。飞机上共有11人，驾驶舱里除机长刘善本外，还有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师唐玉文和领航员李彭秀，后舱里还坐着国民党空军通信学校搭机的6个人。

 B—24型轰炸机的前后舱隔离，机组人员与搭乘飞机的6人相互不认识。刘善本充分利用了这两点，在飞机上机智巧妙地发动了起义。

 刘善本首先来到后舱，稳住搭乘飞机的6个人，告诉他们：“前面机组的人为了反对内战，要飞到延安去。到了延安，你们走留自便。”返回驾驶舱后，他即锁上舱门，故做惊恐的样子低声说：“糟了！后面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否则，就和我们同归于尽！”顿时，机舱里乱了起来。刘善本趁机控制住了局面，说服机组人员改变航向，北上延安。

 没有气象报告，没有地面引导，刘善本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驾驶飞机穿过西北上空，越过秦岭，战胜了恶劣的气候，顺利降落在延安机场。

 “我叫油江，是延安场站的站长。热烈欢迎你起义……”油江第一个走上前去，握住了刘善本激动的双手。

 6月29日晚，延安军民召开欢迎刘善本机组驾机起义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了刘善本机组的全体人员。

 刘善本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我终于到你这边来了！”

 毛泽东对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给予高度评价，还风趣地作了一首打油诗：“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反内战。”

 朱德在欢迎的致词中指出：“刘善本上尉退出内战的义举，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运动高潮的到来。”

 刘善本起义后，他的母亲、妻子、弟妹及幼小的女儿仍在上海，受到国民党宪兵的严密监控，最后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转道回四川老家。直到1950年1月，全家才在东北老航校团聚。

  与刘善本同机到延安的10人，有4人不愿意留下来。中央军委根据“来去自由”的政策，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发足路费，并派人护送出延安。

  刘善本到延安后，先是被八路军总部任命为航空教员，随后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办好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之中。9月26日，他从延安出发，绕道跨海，经朝鲜平壤，历时4个多月，行程约两万里，战胜了千难万险，最后平安到达目的地——哈尔滨东安镇。他被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为航空学校副校长。

 航校刚成立，困难很多，航材设备奇缺。刘善本和战友们艰苦创业。没有空气压缩机，他就和大家一起排着队给飞机轮胎打气，每人100下，累得浑身出汗。没有教具，他自己动手设计做了测风盘、炸弹弹道模型。他还建议成立了领航班，自荐兼任领航班主任教官。

 1947年11月，刘善本由副校长改任领航班主任，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决定。

 1949年4月12日，刘善本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24日，毛泽东在北平宴请傅作义、刘善本等出席新政协的国民党起义人员。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刘善本在北平出席政协会议的同时，还要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训练。他是空中梯队第5分队分队长，分管领航保障等技术性工作，深感责任重大。每天从早忙到熄灯，甚至夜间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课目。那段时间，他消瘦了不少，别人劝他多休息一会儿，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不要紧，任务紧迫啊！”

 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35分，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以严整的队形，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飞过天安门。

 当受阅机群一批批通过天安门上空时，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仰望着轰鸣而过的机群，频频挥手致意，露出了欢快的笑容。当3架C—46运输机通过天安门时，周恩来指着天空对毛泽东说：“领头的那一架大飞机是刘善本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善本历任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4混成旅副旅长、空军第4师师长、空军训练部第二副部长、空军学院（今空军指挥学院）领航系主任，1962年12月出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

 1964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周恩来于4月2日签署命令，晋升刘善本为空军少将军衔。刘善本于1968年3月10日去世，终年53岁。

 1975年10月14日，邓小平对空军领导说：“刘善本同志的骨灰盒就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对他的家属要照顾好。党委还要做出个决定发给部队。”为此，中共空军委员会给刘善本彻底平反昭雪。

 再说说杨宝庆。

 作为副驾驶，杨宝庆与机长刘善本驾驶同一架C—46运输机，接受检阅。

 杨宝庆也是一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起义飞行员。

 杨宝庆是在妻儿已被国民党挟制到台湾的情况下驾机起义的——比别人多了一些曲折。

 杨宝庆起义的飞机降落在唐山的河滩上时，运输机里竟装满了白花花的银元——比别人多了一些猜想。

 开国大典后，杨宝庆机组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任务——比别人多了一些神秘。

 新中国第一批55名女飞行学员，杨宝庆是3名教官之一——比别人多了一些浪漫。

 杨宝庆，1923年8月出生于冀中曲阳县的一个农民家里。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家人逃难到河南省西川县境内时，盘缠耗尽，无以为继。全家商定，留下杨宝庆和表姐及三婶，在西川谋活路，其余人“打道回府”返回曲阳。

 在三婶一家的百般呵护下，杨宝庆总算没有辍学。

 1941年初中毕业后，杨宝庆报考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可三叔没有同意。兵荒马乱的，去当什么兵呢。哥哥把儿子托付给他，他肩上的责任重啊。杨宝庆没有同三叔争吵，他独自一人去了四川。

 1942年底，杨宝庆听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后，不禁心潮澎湃，跃跃欲试。当空军是那时一件光荣而体面的事，驾着飞机“像鸟儿一样在蓝天飞翔”成了许多青年人的梦想。

 真是天遂人愿。

 杨宝庆果然考取了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他在昆明学习一段时间的英语后，便前往印度拉赫尔空军军官学校进行初级飞行训练。3个月后，杨宝庆又和其他中国飞行员一起赴美国重新学习驾驶初级教练机。

 1944年初学成回国时，杨宝庆他们搭乘的是一艘小货船。岂料，在太平洋上被一艘日本驱逐艇盯上了，小货船不得不在赤道附近来来回回地穿梭了3个多月，在“迷魂阵”中才把日本人甩掉。最后，杨宝庆经由印度加尔各答，抵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分配在重庆中美混合团第3中队任少尉飞行员，驾驶B—25轰炸机，直接参与对日作战。

 日本投降后，全国同胞欢欣鼓舞。杨宝庆满以为可以回家探亲了，看望分别多年的爸爸妈妈，感谢对他恩重如山的三叔三婶一家。可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1945年9月，杨宝庆被调到空运第10大队第102中队，改飞美国C—47型运输机，运送国民党军队和装备去东北，在四平、长春、沈阳等地机场频繁降落。杨宝庆没想到自己被国民党做了打内战的“工具”，一想起来就深感痛心。

 1946年，英俊潇洒的杨宝庆与辅仁大学美丽大方的女学生刘敏璞踏入了婚姻的殿堂。次年，长子来到动荡的人间时，杨宝庆调到了北平。

 蒋介石点起的战火，已经在东北、华东、华北、中原等地熊熊燃烧，且战局对他越来越不利，国民党政府已风雨飘摇，军队已捉襟见肘，他不得不准备“后路”。

 1948年10月，国民党将空军飞行员们的家属送到了台湾，名为保护，实为挟制，为了让飞行员死心塌地的打内战。

 杨宝庆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和亲属一起，来到了台湾嘉义机场，家尚未安置好，儿子又生病住院。杨宝庆不仅不能在身边照料，还被派往南京驻防，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穿梭运送兵员和物资，帮助国民党搞撤退。

 对此，杨宝庆十分不满。

 1949年2月18日，杨宝庆从太原被调到西安执行任务。在西安机场，他巧遇第20大队飞行员、同样执行飞行运输任务的姐夫赵连景。杨宝庆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心情和向往解放区的想法，并且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姐夫说：“国民党腐败无能，大势已去，你还是飞向解放区，去投奔共产党吧！你先走一步，我以后也会走这条路。”

 经过一番权衡，杨宝庆终于下定了驾机起义的决心。他把身边的钱交给了姐夫，托他带给在台湾的家属，并告诉他：“如果自己不死，到了北平会通知你，请你及早把我妻子送出来。若遇不测，请将这些钱交给她做生活费。”

 说干就干！

 2月19日晚，夜幕笼罩着西安机场。

 杨宝庆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锯子、钳子和手电筒进入停机坪。在一旁策应的赵连景告诉他：“在机场跑道的尽头，有1架第20大队的C—46型运输机，是从兰州飞来的。你就驾那架飞机走吧！”

 杨宝庆点点头，大摇大摆地走进机场。接近飞机时，他动作麻利的闪到机腹下面，四周简单地查看了一下飞机后，便取下起落架上的轮档和机翼上的夹板、蒙布，直到用钳子扭断机舱的门锁，进入机舱，紧张的心情才稍稍安定。

 紧接着，杨宝庆打开飞机上的各种开关，检查各种仪表工作是否正常，并检查了飞机油量，以确定着陆地点。根据油量计算，飞机完全可以抵达北平。

 午夜两点，夜深人静。杨宝庆开动了飞机发动机，预热，滑动，起飞。等哨兵发现时，杨宝庆已驾机腾空而起，转眼飞进了云层。

 杨宝庆在机场上空爬到一定高度后，直接向着北平的方向飞去。由于飞机在云层飞行，又没有航行图，杨宝庆驾驶的C—46飞机慢慢偏离了方向。

 3个多小时后，杨宝庆开始下降高度。当他看清地面的城市不是北平而是唐山时，油料已经耗尽，飞机正在失去控制，直朝下坠落。

 此时，天已黎明，杨宝庆依稀见到一片开阔的河滩，便决定在河滩上迫降。他放慢速度，把握机头，对准方向，冲了下去……凭着他的熟练技术，终于迫降成功，只是由于降落河滩时的冲击，磕落了他几颗门牙。

 在半昏迷状态中，杨宝庆只想到一句话：“我可回家了！”

 周围的老百姓发现一架国民党飞机从天而降，便纷纷跑过来，把飞机围了起来。见好半天没有动静，几个胆大的就爬上飞机，见驾驶员斜靠在座椅上，忙弄开驾驶舱门，将半昏迷中的杨宝庆扶下飞机。

 接着，这几个人又打开了机舱的舱门，顿时感觉眼前白光耀眼，再定睛瞧瞧……天啦！机舱里竟装满了银元！

 天大亮时，人民解放军驻唐山部队的一位首长带着部队赶来，将杨宝庆送到开滦煤矿医院治疗。

 不几天，杨宝庆真的到达了日夜思念的北平。

 在南苑机场，杨宝庆又见到了在唐山营救过他的那位首长。首长惊奇地问：“这不是我们的飞行员吗！你开来的那架飞机上有好多银元，是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如果是，还可以归还给你！”

 杨宝庆光明磊落，摇摇头笑着说：“钱不是我的，连飞机都不是我的！”

 当时，国民党正向台湾转移各种财产，想不到这架装载重金的飞机竟然又奇迹般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事后有人问，这满舱的银元到底是多少呢？美国C—46运输机的载重量是4630千克，或运载62名乘客。国民党政府1933年颁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每枚银元总重为26.6971克，含纯银23.493448克。按此推算，“满舱”的银元当在17.34万枚左右。这可是国民党政府一笔不小的损失哩。

 杨宝庆到北平后，即给在台湾的妻子发电报，问老二的病好了没有？妻子刘敏璞见是来自北平的电报，便知道丈夫已顺利到达了解放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她也开始谋划到北平与丈夫团圆的行动。

 当时，国民党空军经常有从台湾到青岛运货的运输机，妻子刘敏璞通过杨宝庆的朋友，带着两个儿子和侄子共4人，乘坐运输机秘密来到了青岛，之后租用自行车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了已经解放的济南。

 “我丈夫叫杨宝庆，是刚起义的飞行员！”刘敏璞走进济南军管会，开口就说。通过北平军管会，很快就在南苑机场找到了杨宝庆。

 一个能干的女人！

 1949年4月的一天，杨宝庆奔赴济南接妻子儿子到北平，一家人得以团圆。

 几天之后，刘善本走进杨宝庆家，让他们到华北军区报到，夫妻两人就这样双双参加了人民空军。6月，杨宝庆赴东北老航校任飞行教员，妻子刘敏璞则留在航空处当会计。

 8月，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空运分队成立，杨宝庆又驾机回到南苑机场，在此喜遇同是驾机起义的队友徐骏英、胡明涛等。

 9月，杨宝庆所在的飞行队接到命令，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整个飞行队沸腾了，他们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所期待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吗？

 开国大典后，参加政协会议的委员们要返回各地。根据周恩来下达的任务，航空局安排杨宝庆执行迎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任务。邓小平、宋任穷、赛福鼎等，都曾乘坐过他驾驶的飞机。

 1950年春，为支援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军康藏，杨宝庆奉命参加空运队执行空投任务，荣立二等功。

 1951年11月，杨宝庆再次奉命调到牡丹江，作为3名教员之一，参与培训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次年3月8日上午10时左右，朱德、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观看女飞行员表演。只见女飞行员们驾驶6架“里—2”运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一架跟随一架，飞临北京上空。表演顺利结束后，朱德、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全体女飞行员，并讲话给女飞行员以鼓励。杨宝庆代表教员发言说：“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自己的女飞行员。作为带飞她们的教员，我感到无上光荣！”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全体女飞行员，杨宝庆有幸参加。

 1956年，杨宝庆从空军某运输机师转业到四川省重工业厅工作。1963年调中国机电公司，1985年离休。妻子刘敏璞1954年转业到四川铁路工作，1970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