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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  · 公众号  · 文学  · 2017-07-14 20:40

正文

到 2025 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将面临水危机。

仅仅十多年,以色列就从“沙漠之国”变为水资源强国。

创水,建国。

从水独立到国家独立,

以色列,能否改变这个缺水的世界?

以上是译文预计于今年年末推出的译文纪实系列新品

《创水记:以色列的治水之道》

这本书的内容简介

然后编辑部提供了两个封面样稿

请大家给投个票

样稿一


样稿二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更客观地做出判断和选择,可以看看下面更多关于《创水记》一书的简介:

十年内,水资源短缺可能危及 20% 的世界人口,地球表面的 60% 将被改变。

人口。崛起的中产阶级。气候变化。水源污染。渗漏。这五大趋势正在将水资源短缺转变成全球性的水危机。

以色列,是应对水危机最出色的典范。

这个 60% 的国土是沙漠的国家,在尚未独立之前,早已开始制定全面成熟的方案,来解决水资源问题。

在以色列发展的每一阶段,治水计划和技术都是最为重要的,水在其国家意识中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

现在,以色列已是一个可将盈余用水出口到邻国的水资源强国。

以色列的水系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

在以色列,水属于国家。尽管以色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国家,但以色列人认为,可用的水资源根据政府所认定的最佳用途进行分配,为所有人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

以色列的国家输水工程被证明不仅仅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同时还体现了国家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观点。至少在治水方面,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成为并依然是以色列的治国理念。

《创水记》的作者赛斯·西格尔(Seth M. Siegel)是作家、律师、企业家,也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西格尔建立了几家非常成功的企业,并与工业和政府进行合作。在此期间,他发现技术革新是改善资源短缺的核心。西格尔的文章常见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并设有专栏“以色列的水源,中东的和平”,阐述以色列水资源的建设对区域和平的重要性。

试读片段

水工程师是英雄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一位维也纳律师、记者、作家,与许多犹太复古运动先驱不同的是,他对犹太传统或习俗知之甚少。1894 年,当他看到巴黎上流社会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排斥犹太人的运动时,他有了一次近乎精神性的犹太觉醒。此次经历后,颇具远见卓识的赫茨尔开始意识到,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要遭殃了,因为犹太人要么会被同化,要么会受到迫害,或者既被同化又遭受迫害。于是,他将短暂生命的剩余时间全都投入到现代犹太复国政治运动中。

在为建立犹太人家园寻求政治支持的同时,赫茨尔还撰写散文、剧本和书籍,所有这些都是为推动犹太复国运动。其中最有意义的两本都是政治宣传册,即完成于 1896 年的《犹太国》,以及一本乌托邦小说,风格仿照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回头看》(爱德华·贝拉米著)。赫茨尔将这本 1902 年出版的小说题名为《特拉维夫》,或译为《新故土》。

因为犹太复国运动没有以之为核心的宗教著作,对很多人来说,赫茨尔的演讲、著作和日记相当于此类著作。赫茨尔的作品因为被赋予世俗的神圣之光而被广为翻译,任何一位识字的犹太复国运动参与者至少都读过这两部作品。当赫茨尔于 1904 年在 44 岁去世后,他的观点被认为是来自坟墓的指引和鼓舞。几十年后,以色列领袖们依然还会引用赫茨尔的话以及他的作品。

1898 年 11 月,谙熟政治之道的赫茨尔和最后一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安排了一次会晤,希望得到他的协助,在以色列土地上创建一个犹太国家。皇帝有理由相信他会让热心支持,还赞扬了犹太复国运动先驱的工作。他告诉赫茨尔最重要的是“水和[树]荫”,它们会让这片土地恢复其古老的荣耀。当赫茨尔那未来主义风格的《新故土》4 年后出版时,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在描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家园时说,“只要有水和树荫,这个国家就会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未来。”

后来在《新故土》中,赫茨尔的一位主人公预言,他想象中的犹太国土上,水工程师们会是国家英雄。赫茨尔幻想着这个国家水资源的未来。尽管巴勒斯坦当时缺乏水资源和适耕土壤,但是他描述了其滋润、富饶的未来:“从天而降的每一滴水都被用于公共福利。在犹太人的古老家园中曾经流淌着牛奶和蜜。巴勒斯坦又成为幸福的乐土。”乌托邦小说确实把标杆都设得很高,赫茨尔也将犹太复国计划的标准定在了那样的高度上,尤其是关于水方面的。他的政治后继者也秉承了同样的做法。

除了书籍和训词之外,水也以其他方式进入了犹太复国先驱们的集体意识中。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流传下一些家喻户晓的歌曲,先驱们经常伴着其中一首以水为主题的歌跳霍拉圆舞——很多犹太人现在也这样做,甚至是在远离以色列的地方也是如此。对参加过犹太成人礼或犹太婚礼的人来说,《水、水》这首歌听起来可能很熟悉。歌词来自《以赛亚书》(“你们将于拯救之泉欣然汲水”),但编歌编舞的目的是为了庆祝一个发生于 1937 年的事件,当时,一个集团农场在多年掘井未果后发现了水源。

也有其他歌曲和民间舞蹈是为了庆祝有关水的里程碑事件而编的。在美国,霍拉舞可能是犹太人庆典才会跳的,在以色列,直到最近,民间舞蹈还是用于社交和锻炼的日常形式。伴着《雨、雨》和其他关于水的歌曲跳舞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体验,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主要的以色列作家也直接或隐喻式地将水当做一个写作主题。在 A.B.约书亚(A. B. Yehoshua)的中篇小说《1970 年初夏》中,水是贯穿全篇的主题。干燥和沟通失败是同义词;沙漠象征贫瘠和死亡。同样,阿摩斯·奥兹(Amos Oz)1968 年出版的《我的迈克尔》,这部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耶路撒冷生活的小说,也利用了雨的象征意义。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和雨相提并论,而对雨的渴望也用来表达文学效果。新近的以色列小说家阿萨夫·嘉夫隆(Assaf Gavron)写了一本关于 2067 年以色列生活的反乌托邦未来主义小说《投水狂》,这本书将水和雨作为主要的情节手段,来描述当人们不能控制这一主要自然资源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以色列甚至在其货币和邮票上也颂扬水。现在不再流通的 5 谢克尔纸币(价值相当于现在的1美元多一点)上面画的是以色列首相列维·埃什科尔(Levi Eshkol)。纸币的背面是该首相发挥关键作用的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许多以色列邮票也纪念与水有关的主题,从用水技术革新到现代水基础设施的里程碑,再到以色列国土上的古老水系统,等等。

水属于全体人民

让水成为人们的公共财产,这是犹太复国先驱们和年轻的以色列国做出的决策中对以色列的水文化影响最大的决策。在美国,水是一种私人财产,而在以色列,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由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府所掌握。于是,可用的水资源根据政府认为的最佳用途进行分配。

国家对水的控制通过一系列法律进行规定,这些法律确定了以色列集中治水的哲学。这些关于水的法律也在以色列成功节水的实践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色列议会通过了 3 个法律,为 1959 年的变革性《水法》奠定了基础。1955 年通过的第一个法律禁止在这个国家任何地方掘水,甚至土地产权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未经事先许可也不能这样做。私有产权屈服于政府控制。

第二个关于水的法律也于 1955 年通过,该法律禁止对水进行任何分配,除非是通过水表计量供水。该法律也要求所有公用事业单位分别安装水表来衡量供给每个家庭或企业的水量。这种精细的数据收集方式让以色列领先信息科技爆发几十年(这种计量基础设施多年以后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且在公民的用水模式中又确立了政府的干预性角色。

在 1957 年,以色列议会又通过了第三个关于水的法律。1955 年的掘水法律中规定了关于地下水的控制,而这个新法律则涉及广义的地表水。该法律不仅置江河中的水于政府控制之下,而且还管辖雨水。甚至连以色列家庭中流出的污水的所有权也归政府。该法律禁止在没有事先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分流这些水的任何部分。该法律还规定,如果农民的牲畜在放牧过程中穿越一条水道,即使在自家的土地上放牧,农民也必须事先获取许可。个人利益又一次服从政府控制。

这种不断演变的集体所有权在 1959 年的《水法》中顺理成章地达到了顶峰。该法律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来控制并限制个人用水者的活动,以便促进并保护公共利益”。所有的水资源都变成了在国家控制下的公共财产。土地所有权不会赋予土地所有者拥有地表上下或其旁的任何水资源的权利。因此,只有在合乎法律的情况下才会允许个人或私人用水。水法甚至还规定希望所有公民“高效、节约地”使用他们得到的水。

公众默许这种国家控制在建国初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政府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而当这个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初衷时,人们可能会期望《水法》也会修订或废除。但是,水的所有权继续完全被控制在“人民”(也就是说政府)的手中。甚至在公有工业和资产经过几轮私人化之后,也没有人呼吁让水资源成为自由市场商品。如今以色列资本主义经济生机勃勃,但是水资源依然由政府控制、采用集中计划方法管理。

西蒙·塔尔(Shimon Tal)是以色列 2000 年至 2006 年的水务委员会主任,他生动地描述了在以色列水是如何完全处于国家权力控制之下的。“当然,政府控制了加利利海[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的所有水,还控制了所有的蓄水层,”他说,“但是,如果你在雨季开始时在自家的房顶上放一个水桶,你拥有房子和水桶,但是水桶里的雨水是政府财产——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得到收集这种雨水的许可,你在技术上违反了《水法》。一旦雨点触及地面或水桶,它便是公有的。”

和其他水资源公有的国家相比,以色列的做法比大部分此等国家要更加专制。比如说,在法国,土地拥有者没有权利无拘无束地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使用其土地下蕴藏的所有水资源。但是,1964 年的法国水法规定,在不妨碍其所在社区的人们合理使用水源的情况下,此等土地拥有者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些水源。另外,法国的《民法》明确规定土地拥有者也拥有该土地上降落的雨水。

到以色列访问的人也许会以为这种高度控制的限制性法律和政策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在该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濒临崩溃,人民普遍指责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情况下。但结果却恰好相反。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在水资源方面的集权做法是本国成功实现节水的秘诀。

阿尔农·索弗(Arnon Soffer)教授是一位政治地理学家,还是海法大学地理系的创始人。他在世界各地研究水系统。在哲学上,他也支持自由市场,不喜欢政府干预。尽管如此,他说,以色列是“一个西方国家,我们拥护这里的个人主义。但是在有些领域,集权的做法是最合理的。在水资源方面,集体所有权是我们能够在周边环境险恶的情况中创建庄园的原因之一。”

以色列人已经接受了这种妥协。在水资源方面,他们交出了私人所有权和市场经济的效益,来实现一种能够广泛使用高质量水源的系统。公众赋予政府权力来以公众的名义管理、管制、定价并分配水,因为他们相信公共利益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以色列的水系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试读完)

最后,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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