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里的孙连城，若生在古代可能获死罪，但罪名你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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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我们爱历史 微信号his-tory

作者｜平平爹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火了很多角色，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要数京州市光明区区长孙连成。此人虽然出场不多，官职不高，但每次都让人印象深刻。他与剧中许多官员不一样，孙连成既不贪污，也不受贿，但却啥事都不做，从不为人民解决问题。他每天准时上班，时间一到就打卡回家，一刻也不耽误。一回到家，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天文的怀抱，将本该奉献给人民的热情，洒向了无垠的星空。因此，网友们将孙连成戏称为“胸怀宇宙孙区长”。

孙连成这个形象，可谓是中国自古以来庸官懒官的缩影。他们尸位素餐，碌碌无为，文恬武嬉，饱食终日，却绝不肯为大众的利益挪动他们“尊贵”的脚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庸官懒官对国家的危害性，并不下于贪官污吏。不过孙连成很走运，他并没有生在古代，因为如果他生在那个时候，恐怕是要掉脑袋的，不过原因大家肯定想不到！

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之中，可谓是贪官多，污吏多，庸官懒官也很多。特别是当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后，庸官懒官开始大面积出现。以汉代为例，在汉武帝之前，可以说是能人辈出，有个性、有冲劲的官员充斥于朝，例如司马迁、霍去病、主父偃等等……但当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这样个性十足的官吏们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群唯唯诺诺、循规蹈矩的儒吏。

对于许多儒学出身的官吏来说，建功立业恐怕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保住性命，要懂保身之道。所谓保身之道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持盈保泰，即是在富贵已极、功业已盛之时，一定要小心谨慎以避免灾祸。

汉武帝死后，庸碌的风气蔓延至整个朝廷，人人都想着明哲保身，本来生机勃勃的汉朝开始变得暮气沉沉。有些人看不惯这种风气，于是想要改变，比如元成时期的名臣——朱云。

朱云虽然也是儒吏，但是他早年却是个大侠，没有沾染其他儒生的怠惰气息。他在朝中为官时，很看不惯其他儒官的做事风格，所以屡次向皇帝进言，去除那些碌碌无为之人。

汉成帝年间，他愤然向皇帝上书，将矛头指向了帝师张禹。作为学者，张禹很出名，但是作为官员，他很不够格。当时的朝政外戚当权，朝政昏暗，民间流民四起。但是张禹因为惧怕外戚权势，干脆啥都不做，在朝中犹如一个木偶。而这点深深地激怒了朱云。

于是朱云向皇帝上奏说：“在朝中有一位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高官，请皇帝赐我一把尚方宝剑，杀了此贼。”汉成帝忙问：“你说的谁啊？”朱云厉声回答：“安昌侯张禹”。汉成帝一听便勃然大怒：“一个小官还敢侮辱帝师，不想活了？”于是，就要把朱云拉下去杀掉，只是在其他大臣的苦苦求情下，朱云才没死成，不过后来也没再当官。

朱云之后，他口中尸位素餐的官员变得更加怠惰，最终昔日的强汉风光不再，失去了执政合法性，最终被王莽夺去了皇位。

朱云治庸的失败，其实是封建社会治理庸官失败的缩影。到了王朝中后期，从上到下会大面积出现庸官懒官，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官官相护，治理的难度和阻力都相当大，往往行到半途就不得不做罢。

在历史上，也只有在张居正、雍正帝这几个执政能力顶尖的政治家手中，官场的庸碌之风才会稍稍有所收敛。例如张居正就颁布了考成法，官员的升迁和政绩挂钩，政绩好就升值，政绩不好就下课。在张居正执政时期，庸碌之风有了很大的收敛，明王朝也重新走上了正轨。

然而张居正这样的人才并不常有，只要他一死，懒惰的风气也会在官场上春风吹又生，甚至变本加厉。

所以在古代社会的大多数时期，尸位素餐的官员们都是安全。如果我们尊敬的孙区长生在那时，恐怕可以安安稳稳的混到退休，根本不用担心什么惩罚。

那么大家就要问了，孙连成到底会因为什么而掉脑袋呢？

在古代，孙连成可能不会因为他作风问题而下马，相反他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爱好而遭到杀身之祸。因为在那个时代，私自观测天文是犯法的，孙区长既不能胸怀宇宙，也不能仰望星空。从西晋开始，中国的历朝历代皆禁止私观天文，而处罚均相当严厉。

据《隋书·马光传》记载，马光有个好友名叫张仲让，他因仕途不顺，潜居于乡里。在不得志之下，他醉心于天文研究，并且多次和别人谈论星象之事。结果此事被官府发觉，张仲让因此被处死。

在中国封建社会，天文学可不仅是一门科学而已，而是“君权神授”理论的政治保证。自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天人感应”思想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主流，谶纬之术开始大行其道，而天文学也与星占、谶纬相结合，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非常害怕天文现象为他人所解释，成为攻击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口实，或称为各种社会谣言的源头。所以对于天象变化的观测权与解释权，历朝历代统治者均会牢牢地抓在手中，决不允许他人染指。

在那个时代，能够学习和观测天文的，只有封建统治者法定天文机构的成员。这些机构有时叫太史令，有时叫司天监，有时叫钦天监，并且均有许多下属官员。这些官员分工明确，权限明晰，绝不能越权，否则将会受到严惩。

专制政府对于官方天文机构人员都管理得尚且如此严格，那就更别说对于私自学习天文者了。一般来说，摆在私学天文人员面前的有两条路：其一，去天文机构做官；其二，流放远方或者被处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平兴国年间）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诏以六十有八人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岛。”也就是说，朝廷抓获了351个懂天文的犯人，除68人进了天文编制外，其他均被流放至南海。

除了不准学习天文，封建统治者连天文器具、书籍也不准由私人所拥有。例如按照唐律，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私藏，否则面临两年徒刑。其中玄象器物就是天文仪器，若当时有天文望远镜，恐怕也在此列。

对于学习了天文，又妄加解释的人，朝廷处罚极重。例如在《唐律疏议》中，观天画地，乱说天象者，要遭到绞刑的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私观天文者不适用于自首减刑，绝不能从轻发落。为了更多地发现私习天文者，朝廷对于告密者的赏赐十分丰厚。例如元朝《通制条格》规定，能够告发私观天文者，赏银100两。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喜欢”仰望星空“的孙连成生在古代，很可能因私观天文罪而被处死，作为一个地方上的小官，他根本没有学习天文的权限。孙连成的庸碌无为是作风问题，但学习天文却是政治错误。作风问题有时可以宽宥，出了政治错误却罪不容诛。

庸碌没惩罚，研究天文却要杀头，这真是专制统治最令人荒诞和让人啼笑皆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