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自《张国焘传》（红旗出版社），《国家人文历史》杂志。
张国焘（1897－1979），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1920年10月，创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
1938年4月5日，应国民政府邀请，代表中共参加祭扫黄帝陵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张国焘，结束祭陵活动后谎称去西安办事，钻进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小汽车，实现了他蓄谋已久的叛逃计划。
周恩来曾对要脱党出走的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但是最终他却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建者反叛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同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做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的民办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使其迷途知返。唯缺乏资金，希望政府给以接济，并高度保密，否则非失败不可。对于张国焘的这一想法，蒋介石因另有打算，没有同意。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在延安时的合影
这时，国民党的一些特务组织也对张国焘颇感兴趣，希望能从张国焘的口中得到有关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CC系陈立夫、陈果夫很想让张国焘去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说需要这样的人，胡宗南、康泽等也向蒋介石请求，让张国焘到他们那里工作。一时间，登门者络绎不绝，张国焘有时不得不跑到蔡孟坚家去“避难”。但是，蒋介石对于这些部门的请求，都没有答应。
张国焘到重庆以后，蒋介石给他工作做出了安排。蒋介石在见张国焘时，指着站在身旁的戴笠，很客气地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就这样，张国焘正式参与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工作。蒋介石还委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但这只是一个空头衔。
张国焘到军统后，受到戴笠的重视。他主持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担任研究室的少将主任。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反中共人员出谋划策。他还主办所谓“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务，专门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曾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后来回忆说：
戴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他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戴笠
张国焘虽然为军统培养训练了一大批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边区的特务，但是能够派出去的并不多。沈醉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即便是少数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特务，派出去后也收效甚微。既打不进去，也拉不出来。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延安站或延安直属组，张国焘用尽了一切办法，始终没有搞成。张国焘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区请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帮助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防区活动，结果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连去的人也没有回来。最后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汉中设立一个特别侦察站，在榆林设立一个陕北站，在洛川设立一个延安站，并且没有多少作用。由于训练班的作用不大，使戴笠感到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办了。
蒋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张国焘这个“带头羊”，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策反工作，但张国焘到军统后的工作令他们大为失望。本来，蒋介石对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他曾在戴笠的一个请示报告上批了一句话：“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戴笠根据这一批示，提出了军统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则：“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在军统内部，设立了督察室防奸股，专门监视中共叛徒的活动。特种政治研究室的秘书黄逸公，就是被派去监视张国焘的。
张国焘的工作不见成绩，不禁使戴笠大为恼火。他有一次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张来投靠，以为对延安是致命的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使我对校长难以交差。”这样，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沈醉回忆当时张国焘的处境时说：
这时戴笠开始对张国焘冷淡起来了，原来交给他办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也在办了两期以后停止，毕业的学生也无法按计划派遣出去，只好改派其他工作。一些策反站因毫无成绩，慢慢都撤销了。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令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有次不知道是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张走出来时，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什么事又发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余怒未息地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从那次以后，张国焘怕见戴。局里对张的一切优待，慢慢改变了，过去给张的一辆专用汽车也取消了。……以后几年，张只是坐冷板凳和受气。根据和张一起工作过的秘书黄逸公和张国焘派去延安的沈之岳告诉我说：戴笠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
张国焘的处境得到了同乡蔡孟坚的同情，他将张国焘引荐给朱家骅。朱家骅安排张国焘担任了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不过，众多特务对这位主任很是不服，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在安排办公室时，张国焘这个中将只得到了一张办公桌。而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已没有任何价值。正如他向蔡孟坚抱怨的那样：“无计可施，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
沈醉
戴笠机毁人亡 张国焘另谋出路
1946年3月，戴笠机毁人亡后不久，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张国焘被迫另谋出路。他在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谋得一个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的职位，这本是一个肥缺。岂料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挤。
原来，当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与田颂尧、王陵基交战川北。田、王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刘湘撤职，拘禁数月。如今，张国焘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王陵基旧恨难消。于是，他让部下对张国焘冷嘲热讽，蓄意刁难。不久，张国焘不得不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年轻时的张国焘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张国焘筹集了约一百二十两黄金的经费，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个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这个周刊社的成员是临时凑起来的，总编辑是郑学稼。开始，《创进》周刊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所用纸张都是以市价购进。按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凡从事反共宣传的报纸杂志，按月分配官价纸张。后来，张国焘托人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少谷说情，《创进》周刊社才得以配给官价纸张。《创进》在代发刊词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现，标榜自己是讲“老实话”的，但在实际上，它不过是为国民党捧场和进行反共宣传的工具。
但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
油画《辽沈战役·攻克锦州》，作者宋惠民、陈建军、张鸿伟、傅巍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惊恐不安，考虑自己的退路。这时，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中共叛徒决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让他们去台湾，只能增加负担。蒋介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张国焘留下。
毛人凤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上海家中请张国焘吃饭，邀沈醉作陪。饭后，毛人凤还在重复他们谈话的主题：希望张国焘留下来，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张国焘听了立即表示：他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则再三劝说张国焘，张国焘一直不同意。就这样，毛人凤同张国焘的谈话不欢而散。
张国焘没有听从毛人凤的劝说。他把《创进》周刊停刊，于1948年11月携全家去了台湾。
到台湾后，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不久，他租住的房子被强行征收。潦倒的张国焘再次带着全家迁移到了香港，1968年又移居加拿大。晚年张国焘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很多文章都说，张国焘在加拿大因无人照顾，冻死于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其夫人辗转求助于蒋经国，才凑足了丧葬费用。但也有人指出，在加拿大这种福利健全的国家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无论怎样，1979年12月，82岁的张国焘离开人世，死前叮嘱儿子，把他的墓朝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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