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不了学，我愧对列祖列宗

撰文   |   蛀牙

现代教育

文化资本也成了划分等级的标准

今天我们一直反思高等教育面向寒门子弟的入口越来越小，反对意见可能会说“不管高考有多少弊端，对于农村学子而言仍然是今天最为公平的选择方式”。这个观点如果不考虑教育资源的差异，说服力可能会强一点。

“教育不仅仅是孩子一个人的事情”，这个观念在现代教育上被不停乃至越来越强调，因为一个有能力的家庭可以为孩子的教育提供更多的资源，包括各种各样教育资源和输出更加“现代化”的教育思想。还记得《哈利波特》里面那句台词吗？“他一出生就出现在这所学校的名单里了”。这或许就是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哈利波特去上学。”

起跑线不同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从关于益智游戏节目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场游戏规则的本质。

著名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区分了竞赛和仪式，他认为竞赛是从平等到不平等，仪式则是从不平等到平等。而约翰·菲斯克在《电视文化》中研究了益智节目发现这种节目既是一种竞赛也是一种仪式：在比赛前这些人有一个自我介绍，这时候他们是来自不同背景相异的个体，但是在相同介绍方式和比赛开始之后他们就变成平等的参赛者。“参赛者之间的平等受到了检验，这种平等只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能力的平等，接着竞赛就开始了。这种逐渐显露的不平等最终产生了胜利者。”对于这种益智游戏的规则，身为观众的我们其实不难接受。

《电视文化》

作者：[美] 约翰·菲斯克

 译者：祁阿红  张鲲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05年8月

这种接受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教育规则。现代教育的游戏规则同样如此，被包裹成仪式的竞赛（例如高考）用一种机会平等代替能力平等，从而把社会差异和阶级差异作为个人自然差别的基础，从而把阶级体系自然化了。考试选拔的有能力的人成为被奖励和提升的对象，而这种能力其实来源于他们的经济资本。如同布尔迪厄所说的，教育体系事实上是在用一种文化资本取代经济资本成为划分等级的手段。

草根出身

更让人无法摆脱的标签

那么草根出身之人，作为经济资本竞争的落败者，会如何？

看完《人民的名义》大家还记得悲剧人物祁同伟吗？随着这一人物最终自杀，社交平台上关于祁同伟的讨论达到高潮。不少人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个社会不欠祁同伟一个副省长，但是欠寒门子弟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情者感慨来自于，出身底层而奋斗到汉大三杰之一的他仅仅因为“权力小小地一任性”，努力就变得一文不值。接着他下跪求婚、贪污腐败，到悲剧命运收尾，最终原因不仅仅是个人价值观的扭曲，同时也是他被社会辜负之后执拗的“报复观”所致。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剧中人物祁同伟生前最后一句话。

当然，如果被社会辜负之后就要千方百计报复，那么有人就要说一句“谁没被辜负过？”祁同伟故事之所以撩动人心，是因为他最极端化、戏剧化地呈现出草根出身之人在社会上的境遇。这种极端和戏剧恰恰又荒谬地被大家认可为是一种真实又合理的剧情编排。如果说当年祁同伟默默接受到偏远山区的乡镇司法所，那么他的遭遇就变成普通的、常见的现实，恐怕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共鸣和同情。因为对后一种剧情的习以为常，不仅是同为草根出身的人觉得“正常”，就连剧中那些出身优越的主角们都觉得“祁同伟们”应该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由此不难看出这种草根标签的稳固性。

难以摆脱的草根标签的力量有多大，看社会上对于出身草根但是获得成功之人赋予的标签就可以窥出一二：“凤凰男”、“寒门贵子”、“命运手中的漏网之鱼”等。事实上，草根出身难道是什么原罪吗？可是连同着那些否认出身论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持有出身论思想才是最可怕的情况。剧中祁同伟喜欢看的《天局》里面有一句话：“小小棋盘，竟是大千世界……命运常常这样冷漠地考验人的负荷能力。”这句话放在这里似乎是极为贴切的一种写照。

在相关报道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两种执拗甚至有些对立的思想。一种是期待、追逐“寒门状元”、“寒门成功”；另一种是略显悲观的“寒门再难出贵子”或者是关于“为什么寒门子弟难以成功？”的追问。这两种取舍实际上是一种共同的期许，即希望能有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现实条件。

城乡教育

农村是城市改造的附庸

湖南卫视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变形计》，每期选择几位分别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孩子，互换一下家庭，目的是为了“体验不同人生，达到改善关系、解决矛盾、收获教益的目的”，迄今为止播出十三季。节目设置了一个冲突叙事，城市来的孩子普遍因为优越的家庭条件，所以沾染不良的习惯，在性格、行为上被定义为“坏孩子”，家长希望借此机会在农村的条件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这种用农村的苦来“改造”孩子的做法，莫名和“如果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卖地瓜”的故事有相似之处。

节目还有一段煽情的开场独白：“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如果我问你什么，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起；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你会不会把善良当做路牌；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你是否让他酣睡，不再彷徨；变形计———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是的，是远山的力量。在这里农村被定义成城市问题的改造所，虽然打着交换和互惠的名义，但是这背后隐藏着赤裸裸的阶层观念。

大卫·格雷柏在《债》一书中分析，当双方带有明确阶层性质时（即一方被认为高于另一方），是无法存在交换关系（意味着实现平等的可能性）或者互惠关系（意味着正当化的关系）。

《债》

作者：[美] 大卫·格雷伯 
译者：董子云  孙碳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2年11月

援引关于国家起源的一个流行理论，即，区域征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变得系统化是建立在习惯和先例的基础上。例如：游牧抢劫者如何使得他们和村民的关系系统化？就是让掠夺品变成了贡品，强奸变成了“初夜权”。其中的运转原理就是先例原则。如同种姓制度产生的逻辑：某些氏族负责缝制庆典用的服装，或者为皇家宴会提供鱼，或者为国王理发；因此，他们就开始作为缝纫师、渔夫或理发师而闻名，阶层由此就产生并且固定下来。

如果阶层是在先例和重复的过程中而不断形成，那么作为城市阶层改造自我“良方”的农村，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重复，最终被定义，乃至成为一个阶层的附庸。他们看似彼此交换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实质上，在这个关系中作为上层的城市获得的比他们给予的要多得多。正如观看综艺的观众所疑惑的那样：被改造回归城市的孩子一派皆大欢喜，而农村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因此格雷柏也清晰的指出“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究竟有多么平等：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仅仅是再分配的中转人，还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来积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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