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金醉。之前说过，会讲一些民国时期的故事和话题。这几周帮徐浪处理点事儿，来不及整理《北洋夜行记》，就暂时不讲金木的故事，讲个当时的案子。
常常听人说一个词：民国风。
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旗袍、唱片、中山装，或者茶楼、码头、法（fà）租界。
这是一种消费主义培养出来的历史眼光，一睁眼就自带柔光滤镜。
柔光之下，很难看到民国社会的真正面貌，尤其是底层的混乱和无序，既危险惊悚，又荒诞离奇。
最近半年，我尝试换个角度看民国历史，翻了不少当时外国人的记述和照片，或当代汉学家对民国史的研究。
这也是一种滤镜，用现代文明的审慎眼光观看。
当时的外国人，恰比现在的我们，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观察混乱转型期的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穿越。
这种距离和反差，可以提供更有趣的观感和更强烈的体验。
打个比方，我们说民国很乱，穷人多，土匪多，但往具体了说——
看见很多土匪是一种什么体验？或者，跟土匪头子一起生活是什么体验？
电视剧很难解答这些问题，编剧和演员过滤了太多。
今天，讲一个发生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天的案子，史称“民国第一案”。要从涉案人员数量来说，搁现在应该也称得上“第一案”。
上个月讲故事提到过，清末中国刚有火车时，曾使用马拉火车，和姜文电影《让子弹飞》里一样。民国后，中国火车发展很快，1920年代后，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当时，中国开通了一趟上海和北京的“特快专列”，这辆列车是当时的交通部花大价钱从美国买的，车身全钢，涂蓝漆，被称作“蓝钢皮”。
列车除普通二三等车厢，设置了三节奢华的头等车厢，算当时亚洲最豪的列车。当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价是49块大洋，差不多等于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能坐得起蓝钢皮专列的人，非富即贵。
交通总长吴毓麟从美国进口的“蓝钢皮”火车，当时中国唯一一辆全部使用钢皮车厢的列车。
1923年5月5日，几个美国人在南京浦口火车站上了蓝钢皮专列，他们要去北京做个专访。领头的人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已经在中国待了八年，是个中国通。
鲍威尔随身带着便笺和相机，连等车的时候都要掏出来记录一下。或许正因为这良好的职业习惯，他才能在后来写出自传《我在中国的25年》（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记录了很多历史性时刻。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著名记者 报人，美国“密苏里新闻报”远东采访报道的先驱。
晚上，蓝钢皮进入山东境内。
鲍威尔吃过晚饭，和一名法国乘客聊天，他卖弄自己的学识，向法国人普及中国的地理知识——附近是三省交界地带，这里是土匪的天堂，土匪不少出身军人，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干的却是打家劫舍的非法勾当。
他总结说，列车正行进在“土匪窝”里，引得满车厢哄笑。
胡侃海吹到5月6日凌晨两点，鲍威尔和同车厢的法国“室友”回去睡觉。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只能睡上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迎来人生中最刺激的事儿。
5月6日凌晨两点五十，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把鲍威尔惊醒，随之而来的是列车骤然降速和剧烈摇晃。他打开车窗往外看，嗖地一声，一颗子弹头顶划过。
鲍威尔叫醒法国室友贝吕比，两人一起悄悄往外看，列车停在不知何处，旷野里一片带枪的男人正奔过来，一边跑一边胡乱放枪。他和贝吕比从包里掏出手枪，准备抵抗。
很多乘客摔出了座位，行李架上的物品掉得到处都是，叫喊声夹杂着枪声，车厢里十分混乱。一阵砸窗声响过，一群土匪挤上了车，人数远远多于乘客的数量。
鲍威尔和贝吕比主动交了枪。
一个罗马尼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抄起一个茶壶砸向土匪，茶壶还没落地，他便被一枪击毙。这是“临城大劫案”第一个死去的乘客。
此后，便再没人敢试图反抗。
土匪在车厢内蜂拥四散，展开一场盲目的洗劫。
他们翻遍乘客的箱包，不但对金银珠宝感兴趣，连衣物和生活用品也都抢去。他们抢走了被单、毯子、炊具和罐头。有个土匪在口袋里塞满了灯泡，甚至还想从车厢的墙上撬下电灯插座。还有一个找到一个外国女人的胸罩，不知何用，就把胸罩围在腰间当做口袋。
鲍威尔的戒指被一名土匪强行拽走，他用来写稿的打字机被土匪扛走——后来，土匪并没在里面发现值钱东西，打字机被砸成了一坨废铁。
因为主动交了枪，土匪准许鲍威尔和贝吕比穿戴整齐，然后将他们赶出车厢，站在轨道边。这时，鲍威尔才发现，蓝钢皮快车的许多节车厢已经脱轨翻车，车上的所有玻璃都被打得粉碎。
脱轨的原因并非完全因为急刹车，而是铁轨早已被土匪早早拆卸，巡道工和路警也被土匪绑走了。
被劫持后翻车的蓝钢皮，第406号机车出轨，第2713号邮车，第4405号三等车及水柜斜倾在铁道上。
除了鲍威尔留下的回忆录，还有一名叫露茜的女孩在后来写给姐姐的信里，也详细记录了被抢的过程——
“…...一个匪徒又拿走了一条玉石串，我设法把它要了回来，可一转眼又被另一个匪徒抢走了。他把我的手指掰开，要从我手中夺去那条玉石串，抢夺中那条玉石串线断了，那些珠子洒满一地。我不禁大怒，严厉地要求他把这些珠子全拾起来。在他回过神来之前，他拣了一些珠子，但马上又站起来，把左轮手枪举到我的头上…...”
这个女孩全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在逃出之后，她写给姐姐的这封信发表在当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题名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 Week 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是外国人质的意思。
在这次劫案中，当了洋票的不只露茜、鲍威尔和贝吕比。这趟蓝刚皮上，一共有39名来自美、英、日、法、意、墨、罗分属不同国籍的男女乘客。
其中的显赫名流，还有法国大使馆参赞、美国陆军少校、美国《大陆报》的记者，以及闻名上海滩的法国律师。
洋票之外，还有200多名中国乘客——称为“本票”，内有富商、学生和外国人的译员。
天亮前，这些洋票和本票，在轨道边排队站好，土匪要求他们把车票留好，因为赎金要按照车厢的等级缴纳——三等车每人值两千块，二等车值一万块，头等车值三万块。
若是丢了车票，就按头等车的价儿，洋人则不分车厢等级，每人值五万块。
在土匪清点人数时，鲍威尔发现，之前在车上的几个日本乘客不见了。后来，他才知道，这几个原本买了从北京到上海全程票的日本人，半夜在徐州跳下了火车——根据当时的列车时刻表显示，徐州并无停靠站。
民国十年津浦列车时刻表及沿途停靠站。
人质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车厢的洗劫告一段落，一名年轻的土匪下令出发，上山。
这时，天色破晓，鲍威尔看清了眼前的全景——足足有上千名土匪走在旷野里，一些土匪押着人质，一些拖着抢来的东西。除了他和贝吕比，其他人质都穿着睡衣，一些女人骑在土匪弄来的瘦驴子上摇摇晃晃，一边抓着驴子，一边抓着不足避体的睡衣，头发在风中凌乱。
想象这种情景，有种魔幻色彩。这在另一组土匪小队中的露茜看来，像《圣经》里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穿行在迦南大地上的情景：
“我们走过一个长满水稻和玉米的山谷，四周一片宁静。我可以看到一长溜土匪队伍蜿蜒地行进在田野里，一直伸展得很远很远，足有千人之众。”
土匪的实际数量比鲍威尔和露茜目测的都多，大约是1500个匪兵，配有旧式日造枪械，另有大约三百个随从。那个发号施令的年轻土匪，就是这群土匪的头子，名叫孙美瑶。
孙美瑶（图中左一），山东枣庄人，曾制造临城劫车案。鲁迅、冰心赞扬其是抱犊崮的英雄豪杰。
孙美瑶当时只有25岁，但已经是山东响当当的土匪头子，他的队伍不以土匪自居，有自己的番号：山东建国自治军。
这支队伍原是他哥哥孙美珠和叔叔孙桂芝建立的。孙家本是山东峄县白庄一个小康之家，孙美珠是清末秀才，在当地小有名气。
迫于当地军警和土匪的压迫，孙美珠和孙桂芝打出旗号，占山为王，集结七八千人成立建国自治军，亲任总司令。
树大难免招风，北洋军阀把孙美珠视为眼中钉，多次出兵围剿。1922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被政府军击毙，枭首示众，统领自治军的大权落在孙美瑶手中。
孙美瑶带领土匪和人质，前往他们的根据地，抱犊崮。这座易守难攻的山头，三面被陡峭的岩壁包围，仅有一条极窄的崎岖山路通往山顶，一般人很难爬上去。
抱犊崮原名君山，又名豹子谷，在峄县、临沂、费县、腾县四县交界处，高约 800 米，是周围 70 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崮顶平坦，有良田 400 余亩，昔时为耕种此田，耕牛不得上，只得抱一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故名抱犊崮。如今的抱犊崮已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距枣庄市驻地23公里，面积达665.5公顷，为AAAA级景区。
山路难走，许多人质光着脚，不少人伤了腿脚，有些妇女儿童走不动就要休息，队伍行进十分缓慢。
早上八点，队伍走进抱犊崮山口，遭到营救军的伏击。土匪把人质分散在队伍里，让他们挥动白色布片，示意不能打，同时紧赶着队伍上。
在一片枪声里，鲍威尔一队人翻过一座山梁，躲进了一个墙洞。土匪收缴了鲍威尔一群人的相机和其他行李，但他手里还有便笺本。
就在被土匪和子弹驱赶的过程中，他插空记录了事件的过程。当土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选了他作代言人，让他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封信。
鲍威尔答应写信，但提出了条件，要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女、儿童全部释放。在一名医学院中国学生的翻译下，土匪答应了鲍威尔的条件。
鲍威尔并不确定土匪是否说话算话，但他只能写了这封信：
“建国自救军的首领命令我们给你写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外国人质代表J.B鲍威尔”
信送出后，土匪遵守承诺，陆续释放了女孩和儿童，并派送土匪随从将她们送下山。
根据历史学者赵焰《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考证，土匪还释放了另外一些人质：和孙中山的组织有联系的；曾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家里不足四十亩地的；有医务百工技艺的。一家人同时被掳的，只留一个，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最后押送的人质，剩下三十个本票，二十个洋票。
露茜在写给姐姐那封信里，写了她被释放的经历。送他下山的土匪里，有一个“比较和气”的，他们在途中被营救军追击，和气的土匪把她送点进一个小村子，用流利的英语说：
“我的婆娘就住在那个村庄里，你就去那儿吧。”
这个洋气的土匪不是例外。鲍威尔回忆，他在做洋票时，结识了不少土匪，他们身份极其混杂，从留学生到上海滩流氓都有。
这群土匪里的小头子，不少人参加过一战，很多人能讲点法语。有个被洋票叫做“鲁斯基”的土匪，曾在俄国打过仗，会说俄语，回到山东老家就给土匪捉了，只能落草。
有个姓周的土匪，在日本留国学，曾在“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里做过军官，更多的小头目则曾是军阀张敬尧的手下。
一个自称军师的小头子，以前混在上海，专给有钱人写勒索信，勒索不成就往人家屋里扔炸弹，后来被法租界巡警追捕，做了土匪。
蓝钢大劫案中，有的土匪还留下了照片，这张照片里是一个被鲍威尔叫做“猴脸”的土匪，看起来年纪不大，却已经当了五年土匪，落草的原因是土匪抢了他家，他为活命只能也做土匪。
除了当过兵的，土匪里更多的是原本做农民的。据史料记载，最后护送露茜下山到官府的，是抱犊崮一位名叫孙如友的年轻农民。
露茜回忆说，这个土匪被交给了警察，警察不知如何处理——大概因为他原本就是个农民。后来，露茜安排他在济南车站谋了份差事。
就是这样一群混杂着匪气和单纯无知的人，押送着剩下的人质上了抱犊崮，似乎并不知道劫完洋票后，下一步该做什么。
从5月6日鲍威尔写出第一封信，一直到案件解决，洋票们一直和土匪生活了37天。
第一周里，土匪带着人质每天夜里在山里转悠，有时走入深山老林，有时还会穿过村庄，村民像看马戏团一样，看土匪押送洋人路过。
在奔走途中，鲍威尔将记录事件的便笺写上了济南市的美国领事姓名和领事馆地址，悄悄塞给了村民。
不知是否因为鲍威尔的信起了作用，政府军很快停火了。
土匪和人质在抱犊崮巢云观住了下来。
巢云观是一座废弃了几百年的破道观，位于抱犊崮顶部，周围三面都是峭壁。房间里有床铺、桌子凳子，全是石头的。每个房间里，有一些破旧的锅和茶壶，都是从附近村里捡来的。
一位叫李·所罗门的洋票曾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描写到达抱犊崮时的情况：
“头12小时内，我们都只穿着衣衫、内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垒时，匪徒们才发回给我们自己的衣物。总之，我们与匪徒几乎分别，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匪徒的穿着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火车上偷来的，其余则是他们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以及一些我们的衣物。他们个个有手表、珠宝等东西，新来这儿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装备齐全精良。”
在中国土匪中的李·所罗门，右二。
虽说有洋票在手，孙美瑶却十分焦虑，巢云观的水和食物，远远不够两千土匪和人质支撑多久。
鲍威尔和露茜的记录中，提到过一种食物，应该是土匪给洋票的主要粮食。
鲍威尔说，他们在上山的途中常常吃一种“薄饼”。露茜则说“他们给了我一张像是包装纸似的薄饼，还给了我些大蒜…...”
以此看来，他们吃的应该是山东特产，大煎饼。
山东大煎饼，据说一般都是卷葱吃，很硬，徐浪吃过，说很带劲。
另一种让鲍威尔感觉奇怪的食物是“三明治”，或者说是玉米面包肉卷，由洋葱、大蒜、胡椒和“肉糜”做成。洋票吃这种食物吃了很多天，终于有人觉得奇怪，问这到底什么馅。
土匪掀起一块石头，找出一只大蝎子，告诉他就是这玩意儿做的——其实就是蝎子肉馅的包子。
有一次土匪竟然送来了一些小牛肉，然而煮了半天，也撕不下几块肉，吃完才知道，那其实是当地的一种癞皮狗肉。据说，吃了这种狗肉的人，在七年之内都会有股粗暴的狗脾气。
土匪抢来的东西，很多不知道用途，往往希望是能吃的，露茜写到：
“一个土匪拿到一罐润肤膏，想知道是否可以吃下去。当我用手擦擦脸示意他这只是用来润肤的后，他马上把它扔了……我还见过一个男孩子咽下我那银色粉盒内的所有香粉，随后小心翼翼地合上了盒盖。”
洋票在意吃的是什么，土匪却在意什么能吃，这就是差别。
鲍威尔后来知道，劫案发生几小时后，消息就传到了北京。
案发当天早上，就在洋票被驱赶上山的时候，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限定在12日之前将所有人质全部救回。
第二天，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于7日晚也紧急召集各国驻华使节，向北京政府发出抗议照会。
清末民初的中国，有一个奇怪的三角关系：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拍百姓。这种关系发挥最大张力的事件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
临城劫案的发生，吓坏了各国公使，以为“拳乱”卷土重来了。
闹义和团时，被拳民放火烧毁的前门大栅栏。
英国建议出兵中国，就临城劫案进行武力干涉；意大利则表示要对中国铁路、军队、关税和交通全面托管。只有日本人不吭声——这在后来成了一种阴谋论。
5月8日，各国联合对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解散中国军队，监督中国财政，停止退还庚子赔款，规定改革中国的方法。
这些抗议，就是要借机把中国搞废了。
当天的上海《民国日报》直接揭露了北洋政府的窘境：
“又北京消息，此次津浦路巨变，使团方面大不满意。英国驻津陆军已下动员令，若中国军人无能力维持，则将直接开往出事地点。并悉美公使休门氏，已于昨日亲赴临城视察。”
北洋政府不堪重负，命山东督军田中玉带两万人武力清剿孙美瑶。公使团则又提出抗议，担心强硬措施会危机人质。
政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北洋政府停止派兵，田中玉在枣营设立了营救总部，决定和孙美瑶谈判。
在真正进入谈判前，各国领事和驻华官员都来到枣庄，为出面调停做准备，据说连北方帮会都派出了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