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其中，做好金融工作的八个“坚持”之一是，“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金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三个“着力”之一是，“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
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推进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和部署。
货币国际化是“重头戏”
金融开放涉及货币可兑换，通常是指本币与外币（硬通货）兑换之后，用于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跨境支付和转移。而本币国际化，将本币用于跨境支付和转移，本身属于更高层次的金融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作为金融强国建设的六大关键核心要素之一“强大的货币”，除了币值稳定，本身也要求“好用”，即要求人民币使用便捷高效安全，能够有效发挥计价单位、交易媒介、价值储藏等货币功能，在国际上被广泛作为支付货币、投融资货币和储备货币。
《决定》沿用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提法，依然强调“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既不同于2020年底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稳慎推进”，也不同于2022年底党的二十大的“有序推进”，但不宜简单将其理解为更偏稳健保守的政策取向。
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或有两层政策含义：一是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从数量扩张走到了质量提升的新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围绕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和持有，是一个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过程；二是意味着要以平常心看待人民币国际化指标的短期波动，走过规模扩张的初级阶段后，一些货币国际化的指标出现非线性变化乃常理之中，不必过度反应和过度解读，不要动辄以超越或取代哪种货币为目标。
正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将更加注重服务实体经济，故把握相关工作部署不应仅局限于《决定》“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部分的内容，其实大量工作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和“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部分也有涉及。
至少在开展相关工作时，意识上要树立“本外币一体”甚至“本币优先”的理念。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下称“人民银行”）有关部门撰文指出，人民币国际化要顺势而为，继续坚持市场驱动、互利共赢的原则，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水平，聚焦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优化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结算等基础性制度安排，增强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为经济主体提供多元化的币种选择，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同时，坚持稳中求进，不断提升监管能力和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范水平，筑牢“防波堤”，保障人民币国际化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下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便利经营主体在对外贸易投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稳妥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全面制度型开放；继续稳步推进央行间双边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监管。
人民银行则在近日召开的下半年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持续优化债券市场直接入市、“债券通”“互换通”运行机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持续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完善存量人民币资金池和自由贸易账户管理；支持优质主体发行熊猫债，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跨境融资类业务；稳步推进央行间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升级扩围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政策。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强大的货币”离不开“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等其他五大核心关键要素的支持，特别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系统观念，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制度型开放是“关键棋”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法治经济。
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这一提法。制度型开放强调的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开放，其核心是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先进的市场规则，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决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中就有：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决定》关于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主要工作部署有：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中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服务业有序扩大开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此外，在推进制度型开放方面，中国还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制定金融法，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修法和立法，并加大金融执法力度；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既要学习和遵循国际规则和良好实践，又要提升在重大国际金融规则、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提升便利化是“水磨工”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不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对此，《决定》进一步提出：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离岸贸易发展，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
总的来讲，未来的开放要双向开放，既要稳出口也要扩进口，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同时，既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既要稳外贸也要促内贸。尤其要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紧紧围绕对外经贸和跨境人员往来中急难愁盼的问题，扎实推动人民群众和企业可感可及的便利化措施。要避免将已经“可兑换”的事项以“便利化”的名义重新来一遍，改革在原地打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