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的百年变迁，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分别凸显了“革命”救国、“建设”兴国、“改革发展”富国和“民族复兴”强国的政策主题。系统梳理这一政策变迁历程，可以归纳总结出如下启示:因时而化是党保持青年引领政策生命力的不竭之源;政策亲和力是党赢得青年政治认同的法宝;政策协同是最大化发挥政策效能的关键环节;及时反馈纠错是完善政策过程的重要举措。这些启示对确保新时代党引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变迁
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核心内容。思想引领主要解决青年发展的思想认识和理想信念问题，政治引领则强调青年发展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立场，两者有机统一于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过程。在青年工作实践中，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体现在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有关青年的决议、决定、指示和规定等文件之中，以及党的重要领导人对青年有关宣传、教育、组织、动员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内。这些政策相互协调、彼此配合，形成了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政策体系。其总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是要“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1]。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这一政策体系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四个历史阶段的变迁，分别凸显了“革命”救国、“建设”兴国、“改革发展”富国、“民族复兴”强国的政策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系统梳理这方面政策变迁历程，总结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和启示，对新时代党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以“革命”救国为主题的引领政策(1921—1949)
政策不仅是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对实际行动有规范和引导作用，而且如毛泽东所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2]。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是党开展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特别注重制定对青年的引领政策。1921年中共一大数月后，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就强调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和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次年中共二大召开时，党在《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要对青少年开展“革命的教育”，要“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3]。同年5月，思想上组织上得以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党对全国先进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组织载体正式创立。1923年，中共三大又制定《青年运动决议案》，认识到“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4]，强调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对青年的引领作用。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专门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明确规定该机构的职责，“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5]，使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常态化。1924年大革命开始后，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以强调青年运动遵从党的指导和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以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为原则，在反帝反封建军阀之外，加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根据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以团结广大青年抗日救国为主题，实现“救国”和“建国”的结合。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除强调实际工作“避免暴露”“化整为零”外[6]，同时部署青年团的重建，并强调新建的青年团组织上贯彻民主集中制，政治上要“接受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政治领导”，思想上要“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7]。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8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青年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青年运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的变迁，虽然政策环境在不断变化，具体阶段的政策内容也有相应调整，但“革命”是这一时期党引领政策的主题，主要内容是号召广大青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打碎压迫青年的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有利于青年发展的“民主共和国”，挽救国家危亡于既倒。频度大、变化快是这一时期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二、以“建设”兴国为主题的引领政策(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奋斗，从一个领导青年和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政党，转变为在全国范围长期执政的党。党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使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也随之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头七年，党的引领政策以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和服务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为主。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第47条明确指出:“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党和政府应给青年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8]。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对新解放区的教师和青年学生，教育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思想政治引领，“其主要目的乃是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政策内容主要是“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以“保证和贯彻目前历史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9]。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是当时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的核心内容。当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在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之后，共青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全体青年团员“积极参加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在照顾青年特点、加强青年团组织建设基础上，来加强党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10]。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中国正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1956—1966年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也以探索如何发动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1954年10月至1955年7月，团中央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集中开展了“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活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强调青年团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开展更加生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壮大“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击力量”[11]。大会通过新修改的党章，要求各级党组织用共产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共青团员，并要求青年团同广大青年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凝聚力量。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当时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减弱的问题，强调正确的政治观点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灵魂。要求各部门都要负责，抓好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次年6月，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做出决议，号召全国青年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初，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以开展全国性的学雷锋活动为主要内容。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左”的错误思想干扰，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遭受严重挫折。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30年间，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革命和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等历史阶段。党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必然带来引领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以建立先进社会制度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团曾经出现过的“闹独立”“第二党”等问题，不再被允许。与此前相比，政策内容更加丰富，覆盖面更加宽广，政策执行可调用的资源也更加充实。在思想引领方面，政策重点是宣传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著作的学习;而政治引领方面，政策重点是强调党对青年团和青年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成绩是主要方面。
三、以“改革发展”富国为主题的引领政策(1978—2012)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1978—1992年，是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共青团的组织下，这一时期分别开展了“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学习张海迪活动、争做“四有”新人等活动。1983年，邓小平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要重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2]，为当时党制定对青年的思想引领政策指明了方向。同年10月，他还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来谈所谓的“人道”和“异化”问题，“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政治上，要反对“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13]。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观点和要求，在随后的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实践中，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1989年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14]。
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狠抓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的贯彻落实，开展“三讲”活动，强化共青团对青年的服务职能，使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取得许多新成效。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展开，在实践中大力推进青年工作方式方法的改革，强调以服务青年发展为核心，以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为使命。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全国青年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特别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思想成长、学业进步、身心健康有机结合，在德智体美相互促进、有机融合中实现全面发展”[15]。这些论述，不仅凸显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青年工作的核心和重点，而且为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青年引领政策指明了方向，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将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34年，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富裕。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时期，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以“改革发展”实现国家富裕为主题，政策内容紧紧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来展开，虽然出现了诸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和青年行为失范等问题，是应该汲取的教训，但成就仍是主要方面，改革发展的大局稳定有序。
四、以“民族复兴”强国为主题的引领政策(2012—2021)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这一时期，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理想信念的精神力量。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为此强调对青年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青年头脑，并要求“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16]。二是使中国梦成为党对青年引领政策的重要内容。明确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17]，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三是强调对青年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创业观、劳动观等内容的教育。通过教育，提升青年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时代潮流的主体自觉。四是增强党的青年工作和共青团组织的政治性。强调“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群团组织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8]。2017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发展作为党和国家重要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强调“全面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指出“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求到2025年，“广大青年思想政治素养和全面发展水平明显提升”[19]。这是以“规划”形式加强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促进青年成长成才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利用教育、宣传、组织、规划、动员等多种形式引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政策水平大幅提升，以“民族复兴”强国是这一时期党的引领政策的主题。全国青年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康庄大道上，思想政治面貌健康向上，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政策成就斐然。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和反思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政策变迁，可以总结和归纳出如下历史启示:
1.因时而化是党保持青年引领政策生命力的不竭之源
由前文可知，百年来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从不断变化和调整中走来，“变”是政策的常态。根据政策科学理论，导致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变迁的原因，大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本身存在缺陷和错误。如20世纪30年代，受李立三和王明两次“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出现偏差，前者实际上否定了党的领导和取消了共青团，由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加以纠正;后者在“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严重挫伤了青年的革命积极性，青年团员人数由1930年11月的10万骤降为1935年的3万，许多优秀青年团干部被反动派杀害[20]，损失惨重，直到遵义会议才得以纠正。二是政策环境变化迫使政策主体主动调整政策。如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带来政策目标的转变，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青年群体自身特征的变化，等等，都要求党调整或改变引领政策。三是政策执行存在障碍导致政策扭曲，出现“政策调控弱化、政策运行阻隔化”等问题，使党不得不调整相关政策。四是党自身理论创新和政策水平提升而带来的政策调整和变迁。中国共产党创立百年来，始终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成果，每一次理论创新，都会给党的青年引领政策注入活力，提供指引。
由上述政策变迁的原因，结合百年来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可知，因时而化是党保持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生机和活力的不竭之源。要做到因时而化，除始终保持党的理论创新外，还要提高政策水平，尤其是要增强对青年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预判能力，并根据科学预判提前主动调整政策或做好相关部署。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在阐述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点时，就专门强调:“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21]。随后，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课程形式对全国青少年开展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做出部署。这既展现了高瞻远瞩的预判力，也是一种高超的政策智慧。
2.政策亲和力是党赢得青年政治认同的法宝
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本质上是党将自身的路线方针政策、立场观点和价值理念等，通过宣传、教育等形式传递给青年，使青年自觉遵从，从而实现青年成长成才的过程，是政党价值引领和青年自身发展过程的辩证统一。政党的价值引领在青年群体中要真正起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作用，其引领政策就必须具有亲和力，使青年能够自觉亲近，愿意接受，并在实践中主动去遵循和贯彻。在阐述现代性对自我认同的影响时，吉登斯指出，“本体安全感是所有文化中大部分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22]，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又极易产生焦虑，缺乏安全感。青年群体因其反应的敏感性，会对安全感的渴望更加强烈。政党引领政策的亲和力，能有效降低青年群体的这种焦虑和不安。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就特别重视增强青年政策的亲和力。百年来的政策实践和经验，为党通过政策亲和力来增强青年政治认同积累了宝贵经验，具体包括:一是政策要从关心青年切身利益出发。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就强调，中国少年运动要“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要记着他是以劳动少年的利益为第一的”[23]，这是党形成关心青年切身利益的政策传统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革命岁月，还是在建设和改革的和平年代，党都非常注重关心青年切身利益，以增强政策的亲和力。二是政策要照顾青年群体自身特点。洞察不同时期青年的群体特征，把握青年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是增强政策亲和力的基础和前提。五四时期，陈独秀以“精神上别搆真实新鲜之信仰”为标准，将“欲求精神界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的“新青年”同“精神上龌龊下流”之“旧青年”区别开来[24]。李大钊在《青春》《青年与老人》等文章中，也总结了青年的群体特征。党制定政策要了解青年群体这些特点，就必须广泛接触青年。1925年中共四大特别强调“青年运动的发展应由青年自己担负”，理由是青年人“有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所以容易了解自身的需求”。《决议案》还强调，“要使我们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我们就必须组织俱乐部、学校......等机关，以与青年工人接触而得从事宣传”[25]，这样才能与青年打成一片，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落实到位。此后各个历史时期，党的青年引领政策都特别注意这方面工作。三是政策要宽严相济，力戒简单粗暴。思想信念和政治认同方面的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要“真情关心青年”“走近青年”，还特别指出“要坚持关心厚爱和严格要求相统一、尊重规律和积极引领相统一”，在青年犯了错误或思想偏激时，要及时帮助，“能包容要包容，多给他们一点提高自我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不要过于苛责”[26]。这为新时代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政策指明了方向。
3.政策协同是最大化发挥政策效能的关键环节
政策协同是指不同方面政策，以及政策制定、执行等不同环节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的行为和过程。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政策协同，首先，是以引领为目标的组织、宣传、教育等不同方面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如在1923年，为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宣传和动员，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协同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颁布《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不仅强调党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协调配合，而且规定对青年的组织、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也需协调配合，“常会”“临时会”和“扩大会”是实现协调的重要形式。其次，是政策不同过程和环节之间的协调配合。从问题的提出、调研、资料搜集，到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和反馈等不同环节，只有协调如一，才能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高效。最后，是不同政策部门和人员之间的协调配合。根据组织科学理论，协同是使政策过程所牵涉的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在关系、结构、功能等方面得以优化顺畅的“润滑油”。如1991年6月，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意见》第五部分，专门强调“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各负其责，通力协作”[27]，组织、宣传、教育、文体、卫生、公安、司法等部门要全力配合，是确保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政策效能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