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30年的跨国设计事务所，如何持续地创造？

preface

1994年，三位拥有同样艺术背景的设计师麦克尔·罗克（Micheal Rock）、苏珊·赛勒（Susan Seller）和乔亚娜·斯都（Georgianna Stout）在纽约成立了2×4设计事务所。

评论家约瑟夫·罗萨（Joseph Rosa）曾经形容这个奇怪的名字让他想起“一堆碾压过的木材”。事实上，在美国，横截面为2×4英寸的木头是被广泛运用的建筑基础材料。罗萨这个看似随机的联想，恰巧揭示了2×4的某种思考路径，这在麦克尔·罗克一段对设计的阐述里得到了印证： “设计是一种将事物分解到元素的方式，也是一种将它们构建为信息的手段。信息可以是语言的、听觉的、空间的、数字的，或是体验性的。”

2×4设计事务所的LOGO标识

2007年，2×4在北京与OMA建筑事务所共同完成CCTV新台址项目。随后至今，设计师辛静与傅熙林以合伙人/创意总监的身份负责2×4北京的工作。适逢年末，在盘点与回顾的时间档口，我们与两位设计师展开对话，聊聊这间30多年的跨国设计事务所，如何在时间经验中，用设计去思考，持续创造新的可能。

2×4为CCTV新台址设计的导视系统，部分图片©Iwan Baan

在2×4创立之初，麦克尔·罗克曾经提出了一套“设计师作者论（Designer as Author）”， 他认为设计任务的复杂性决定了设计师不可能只在某一方面充当“英雄”的角色，而设计师的才能和素养也不应受到某种单一的规训，即：设计师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者、执行者或者单纯的策划者。 这种从前期策略到设计落地所需技法、视野的全能性，在2×4过往的艺术公共空间项目中得到了体现。

“Pradasphere II”展览于2023年在START星美术馆举办，由Prada携手2×4共同呈现

“设计在艺术公共空间里的价值是多重的，取决于它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不仅是一个标志，而是贯穿整个项目的基因”，辛静说。在展开项目之初，他们通过背景调查、采访、分析等典型方法，获得必要的调研基础，在寻找客观事实的过程中，通过主观视角提取观点、制定策略。

Prada基金会位于米兰的新址由OMA建筑事务所设计，2×4负责视觉形象体系、网站、园区内外标识的设计

在台北富邦美术馆（FUBON ART MUSEUM）的VI与导视设计中，他们以“艺术每一天（Art Everyday）”为策略方向。“Art”作为名词意涵美术馆资产，而作为动词则展现着运作美术馆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标志以11个不同角度的“四分之三圆”为基础单位展开——动态的正负形在空间中巧妙汇聚并扩展，形成字母“F”，同时延展为图形框架、网格结构和动态图案，象征着艺术与生活的无缝连接，也回应着美术馆“开放、积极、交流”的核心价值。

过去的三年间，2×4与富邦艺术基金会携手，完成了台北富邦美术馆的品牌战略、品牌叙事、视觉识别以及导视系统设计

如何通过设计，将抽象的名词转译为具体的感知？ 在深圳设计周“设计的价值”线上论坛的主视觉项目中，他们将“线上”、“设计”、“价值”等需要在主视觉上体现的抽象概念，通过制造一系列“币”作为“等价物”的代表：五枚图案与材质各异的主题硬币，分别代表设计周的五场分论坛。

在文字的变化上，则以古老的民间游戏“华容道”的模式进行动态移动，揭示创造力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它是一场线上论坛，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深度交流”，熙林说。

2×4为2020年深圳设计周“设计讲堂”线上论坛设计的主视觉

在辛静看来，设计师的角色更像是编辑。 在过往许多艺术空间项目的处理上，“不仅要应对具体的事物，更需要善于处理抽象的表达”。

设计互联与英国V&A博物馆合作出品的展览《设计的价值在中国》，由2×4负责展览和主视觉设计

在过去，评论家罗萨曾用“超越建筑”来描述2×4从平面领域延伸至空间的设计哲学与创作动机。这种三维的视觉叙事策略，贯穿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IT）项目中——这是2×4完成的第一个平面设计与建筑设计全面融合的项目。

他们通过将公共建筑中人们熟悉、常见的小人图标，以类似像素化的方式，在建筑立面上组成著名人物的巨幅肖像。 “其中的设计过程是复杂的。空间中无所不在的平面图形，让人们在欣赏OMA团队设计的建筑空间的同时，也会被这些不同尺度的图形所感染。”辛静说。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外立面饰有以人物图标构成的巨幅肖像

在完成建筑空间的导视设计时，2×4的设计师们通常会把自己设想成使用空间的人。 从人的需求出发，结合空间本身的特点去完成设计里必要性的构建。

“如果我们把每个项目空间拟人化，标识就是它的配饰。取掉配饰，虽然会造成一定的混乱——但剧场还是剧场，美术馆也还是美术馆，”辛静说，“它不是决定性的东西，但可以很好的体现空间的性格与审美趣味。所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标识是品牌识别在空间中的延展应用。”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环境导视系统

在为海口“云洞图书馆”设计的导视系统中，他们基于“云洞”带来的柔软与浪漫的建筑概念，以圆润柔和的字体、刻意拉伸的箭头，回应“云洞”这一概念带来的微妙感受。

不同于CCTV或企业的办公空间，建筑体量较小、流线较为简单的“云洞图书馆”对导视设计语言的文化性需求高于高效性。 因此，在这个项目中，导视的设计语言成为了建筑语言的外延，在建筑空间中与人们发生对话。

2021年初，2×4受邀为MAD建筑事务所的海口“云洞图书馆”进行标识设计，摄影©CreatAR Images，MAD建筑事务所

内嵌于建筑空间的导视设计，功能性毫无疑问是首要的考虑——但在熙林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无聊与沉默”。

上海图书馆东馆是艺术、文化和技术驱动的学习的重要枢纽，代表了现代图书馆不断演变的角色。在为图书馆设计导视的过程中，他们抓取了“书籍”作为上图东馆标识设计的灵感：室内标识以木材质为主，用侧面木板纹理的竖向条纹模拟书籍书口带来的“层层叠叠的感受”，体现了阅读的温度。

在标识尺寸设定上，他们以书籍开本规格为标准，将不同类型的标识制作成适合的开本大小——既是指示标识，也是不同开本大小的“书籍”的集合，回应着作为图书馆建筑本身的场所和气质。

上海图书馆东馆的环境导视系统，部分图片©Tian Fangfang

在熙林眼中，像云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馆这类文化公建项目，往往与一系列的思考并行： 什么才是功能？文化属性是不是功能？人与建筑的场域交流感是不是功能？ “导视设计对这些功能作倾斜，就是放大建筑之美，材料之美，成为空间的延伸，成为构建文化品牌性格的作者”，她说。

在平衡设计与建筑空间的关系时，熙林认为如何深入理解建筑空间是关键： “话语权不是争夺来的，我们更看重与建筑的对话。争吵不休的夫妻永远比不过幸福的灵魂伴侣。”

北京泰康美术馆的视觉识别系统、导视系统以及开馆展“入世”的视觉设计均由2×4完成

在文化和信息的全球化、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设计的进程中，全球通用的平面语言逐渐形成。作为一间跨国且横跨30年时间长度的设计事务所，2×4的设计师们在时间的经纬里，持续着设计的实践。如同麦克尔·罗克对2×4名字另一种维度的解读： “2 = To，× = By，4 = For。我们的作品总是指向某人，总是由我们创作，并且为特定目的而设计”。

“KAWS: Along the Way”展览

熙林观察到，国外成熟的市场看重“技术”与“叙事”的深度结合，而国内则表现出对新技术与可能性的积极探索。 2×4通过项目连接不同文化，在设计中探索更多全球化与本地化的融合可能： 在“KAWS:Along the Way”展览项目中，把KAWS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全球流行的符号“XX”，具象化到车库画廊空间中；在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传统@现代”展览中，把传统纹样与字体设计结合，在纵向时间跨度上，让设计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叙事。

“但我想2×4之所以有趣，源于我们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 善于将抽象语言、视觉叙事和多样文化融合，探索全球化设计语言的多种可能性。 全球化不仅仅是统一，更在于其多元融合”，熙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