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the Old Man.
最近，创业的主题电影《燃点》迎来了一片掌声。其实，一个人，如果很容易“燃”，多数是心智较弱的表现，要么没有头脑，要么是没有常识。
在商业这条路上，公开场合说真话的几乎没有，就像历史书，正经的没有多少，谎言到处都是。最有良心的话就是上面这段长者的自述，第二有良心的，可能就是雷军的那句浓缩人生经验的“顺势而为”。其他的，全是陷阱。
创业（早期的商业）本质上就是借钱赌博。
用你的信用去融资，加上1000倍以上的杠杆，去换取一个未来，这是比澳门更刺激的赌场。只是，有的人是真的赌，输了就耍赖。有的是老司机，看到底牌或者赔率够好才下注。大部分创业新人，基本上连赌场都没去过，都没输光过，怎么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赌徒？一堆创业者动辄押上家底和房本，言必谈All in，来玩1000倍杠杆的游戏，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
创业的虚火还是有点大，我们不妨从历史细节中探讨一点商业常识，回归本质。
原则：非对称赔率
在毒鸡汤圈，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段子，来自晚清名臣曾国藩，即“结硬寨，打呆仗”。出处来自于曾国藩围剿太平军时，自认为能力有限，
总是精心选好扎营地，挖壕沟、扎花篱，把自己与敌方隔离开来，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这种非常笨的方式，凭借拼凑起来的湘军和绿营，“轻松”赢得了对太平军的重大战役。
段子里面通常还引用
《曾国藩家书》里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强调专注当然没错，非常主旋律啊，但是，这是错的。
这解释不了为什么太平军被他干掉了，要知道，曾国藩曾因战败想自杀，而那时，
1860年的大清帝国面临全面崩盘，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在眼前。太平天国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主将张国梁战死，和春自杀，大清国最后一支旗人控制的大军彻底溃散，曾国藩带领的汉族地主武装代表——湘军也只是勉强维持着不败而已，根本阻止不了太平天国。
真正让大清翻盘的，不是曾国藩的专注，是军火。
曾国藩
的弟弟曾国荃，外号“曾铁桶“，他
每到一个地方士兵就立刻挖战壕，然后全部进入战壕中，不论是攻城还是野战，他都是这一招。
1862年，外围战事未定，曾国荃带着2万湘军孤军直插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要以2万人包围40万大军驻守的南京。按照常理，这是傻逼找死。但是，单挑20倍兵力，干死太平军5万人，击败名将陈玉成，且伤亡很小，奇迹发生了。
1854年太平天国的占领区
让曾国荃成为奇迹的，是当时的科技进步。19世纪是全球热兵器轻量化升级的大时代，虽然明朝就有红衣大炮，但是洋人们技术好，都纷纷推出了移动版本的红衣大炮——步枪和机枪，便宜，靠谱，杀人快。曾国荃全面放弃了冷兵器和土炮，通过当时的各种洋人传教士去买
最先进的恩菲尔德1853式线膛步枪，率先成为军火贸易领域的大玩家。
皇家轻武器工厂生产的
Enfield线膛步枪
线膛步枪不仅仅稳定，射程远，而且射击速度比
燧发枪和火绳枪提高了2-3倍，这样的武器结合战壕的打法，面对拜上帝教加持的太平天国肉身士兵，那就是屠杀了。
正是因为碾压式的胜利，才有了后面的“洋务运动”，满清全面西化，狂买武器技术升级，而且大量展开仿制，到了1900年，清军主力已经全面现代化，不仅有
加特林机枪，后膛野战炮，
海军则拥有了亚洲最先进的两艘7000吨级的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100多年后，2015年，中国才再次造出了比这更大的万吨级055型驱逐舰。
清末机枪部队军训的日常
今天很多老板搞不清形势，鸡汤喝多了抓不住要点，真以为结硬寨打呆仗能赢，或者犯了太平军的错误，仅仅统一思想，拜了上帝就有勇气，会“燃”，就能赢。
真正主宰战场的，除了钱，就是技术，不是什么孙子兵法，更不是鸡汤。
当前，所有的互联网巨头，美团为代表的新贵，个个融资数十亿美元，全副武装到牙齿去抢街边小摊贩的生意的时代，遍地开花的生鲜超市和便利店连锁，他们就像装备了加特林机关枪的清军，在屠杀
基础劳动者。
原来，依靠“长时间的守候+进货”，是可以赚点价差的，如今，普通人连摆摊儿都没法做到成本优势。
要么有好多钱，要么有最先进的武器，否则不要轻易下场。这时候鼓吹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在同样的赛道上创业，和单挑机关枪一样，心是够狠的。
商业上一定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一进场就是非对称的赔率。那些讲究技巧，讲求运营效率的赛道/公司要小心，多数都是穷苦行业/公司，力量不够，只能套路/技巧来凑。
一力顶十智，碾压才是最好的战术，非对称作战才值得打，聊到孙子兵法的生意不值得做。
入口：时代边缘和人性变量
我国历来不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度，广阔的疆域带来的巨大的地区差异和共识难题，
政治诉求必然选择重农抑商——竭尽全力降低统治全局变量，但是，往往适得其反。
诚然，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各种分离主义思潮，或者独立的宗教信仰往往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仅仅从清末几十年的财政史就能看到，所谓战争赔款都是小数，真正的大头是平定大小和卓及其子孙的后续叛乱、白莲教、捻军、太平天国，损失人口几乎近50%，损失的金钱和军费更是不可胜数。老外们掀起的鸦片战争，真的只能算擦伤。
平定西域后乾隆皇帝在丰泽园宴请官兵与回部王公伯克
归纳历史，商业活动历来只有两个最主要入口：时代变化的边缘（生产要素的变化），还有人性欲望的公约数（需求）。
长期看，商业的天花板，往往是国家管理变量能力的上沿（即，黄仁宇先生说过的数目字管理的能力）。
因此，自秦汉以来，除了宋代，其他时候，商业团体都属于提着脑袋过生活，要么游走于边关贸易，和“犯罪分子”勾结，基本上没什么太好的营生。那时候，技术不发达，游商业务难以管理更难以征税，除了官商一体的特许授权业务（比如盐铁、织造，买官），其他商业行为索性一禁了之。
真正的商业发展，还是衣冠南渡之后。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衣冠南渡”（东晋政权建立，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即北方人向南方迁移。 中原地区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后来伴随北方战乱，军事和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经济中心随着人口逐步南迁。中华大地的文化中心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也渐渐形成了很多既诗书传家也精于商业的世家大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