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这部讲述着旧上海的群像戏，有着令人强烈期待的主演阵容，除了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三大主演外，还有一票老戏骨和优质演员参演。用影迷点评说：“每一个人的角色设定与演绎在影片中都那么恰到好处。”
然而，对于许多影迷来讲，在这华丽演员阵容背后的导演&编剧——程耳，也许才是最令人期待的那个原因。程耳在观众中的知名度不如姜文等大导如雷贯耳，但在电影圈中早已家喻户晓，片中的众多演员都是冲着程耳的剧本与他本人而来。
尽管这部影片是商业片，却因为它印刻着程耳独树一帜的作者烙印，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影片，也许你可能最好奇是它为何一再延期？为何有如此多的知名演员参演？而当你看过这部电影，你或许会有“十万个为什么”抛向程耳与主创，迫不及待与他们探讨关于影片的方方面面。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超前点映十城巡回活动的映后交流中，几乎每一站都出现观众提问热烈到根本停不下来，上海站甚至将半小时的互动交流聊成了五十分钟。而面对观众的所有问题，导演与主创都毫无保留地一一进行了解答。
导演程耳
程耳：影片是在2014年10月19日开机，拍了不到五个月，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后期上。对我来说剪辑上的难度很大，因为大的结构和线索很庞杂，叙事很宏大；第二，在技术上我们在执行一个非常严苛的标准，整个后期制作无论是音乐、画面、视效等方面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这个作品以前叫《旧社会》，现在叫《罗曼蒂克消亡史》，有什么考量吗？
程耳：我个人喜欢现在这个名字，原名相对于这个名字更窄，现在更宽泛。
您个人是怎么理解“罗曼蒂克”的？
程耳：罗曼蒂克是字面意思，就是代表美好、浪漫。我觉得我们叫《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方面是说美好的东西的消散，另一方面，在物理上、器官上也会消散，但罗曼蒂克的精神永远是存在的。
影片中，袁泉与她丈夫的故事表达了「罗曼蒂克消亡史」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爱情从有到无的一个过程。那么，袁泉和她丈夫之外的其它的故事是「罗曼蒂克消亡史」字面外延的部分。
作为一部追求品质感的华语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在服装造型上也尽可能向民国范儿靠近。经著名服装设计师、美术指导奚仲文的“妙手”，不管是女演员们优雅美丽的旗袍、还是葛优寸头搭配一身简单利落的白色大褂都格外有腔调，葛大爷这次与以往的造型有很大不同。现场有观众评价说，“这是唯一一部看见葛优没有笑场的电影”。同时，因为《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历史背景是民国，片中除葛优和章子怡外，几乎所有演员都说起了地道的上海话。
为何有如此大比重的上海话？不怕北方观众不习惯吗？
程耳：首先的基本前提是观众因为大量地看美剧、韩剧，已经习惯看字幕，这是一个前提。第二，因为我之前没有拍过非当代的戏，而这是一个年代戏，我觉得我需要迅速地找到一个办法，能够快速将观众带入到这样一个语境中去。而上海话有种不一样的律动，它的韵味可以使观众迅速进入到故事中。
很多旧上海的戏、民国的戏，这样的戏很多，我在看的时候多多少少偶尔会有出戏的感觉，不是说这些戏不好，而是我个人觉得不满足，我希望给观众营造一个更投入、更真实的旧上海的感觉。所以我当时觉得迅速找到一个方式，就是语言，语言真的是一种很强势的方式，因此选择了上海话。
那么大家是如何学习上海话的？
程耳：为了让演员们学上海话，我们专门请了老师，花费很长时间让演员们学习、练习。但还是不足够，后期有修饰。
王传君：我是剧组里唯一的上海人，我们有个微信群，导演发台词到群里，我就念出来，还会标出拼音。
影片中为什么只有葛优几乎不说上海话？
程耳：因为葛优这个人物首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代表的是有权有手段的人物，这些在他身上是最集中的体现，所以我们经过权衡后还是觉得他说普通话比说上海话更要适合，于是他的对白以普通话为主，但有些生活化的场景中，比如吃饭、以及和阿娇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说上海话。
浅野忠信的上海话是他本人说的吗？
程耳：浅野忠信是提前三个月学的上海话，但后期还是处理过。在最终的成片中，有他自己说的，也有后期处理的。
在选择拍摄地点时，是如何做到重现民国风貌的呢？
程耳：我们其实没有在上海拍过一天，所有场景是在北京搭景，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重建一个旧上海的感觉。
这部电影强调民国政治、社会面貌，有很强的时代背景，但我发现影片中的群众演员非常少，这是为什么呢？
程耳：因为这部戏是一个关于旧上海都市的众生相，之所以群众演员太少，没有那样的大场面，是我刻意这样去做的。因为我们这部片是群戏，不论是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还是袁泉、杜淳、吕行、杜江、王传君，甚至包括韩庚、钟汉良，他们有的人戏很少，但我的着力点在于让他们每一个人物尽可能地丰满，因为每个人物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
我们戏里有陆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有赵宝刚这样社会中上层的人物，还有像杜江这样刚刚从乡下来上海讨生活的小人物。我们的着力点在于把这个时代的每个人物凸显出来，为了这种凸显确实是在剧本创作中就尽可能地从声音与画面上虚化掉了群杂环境。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创作上的尝试，我希望聚焦于每一个具体的人物，让时代退得更远。所以我仅仅是用了几个大的俯拍镜头去表达这座城市，无论是战前的还是战后的。
前面演的陆先生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但是为什么又要设定他的妹夫是个日本人？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程耳：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包括武汉、南京，日本人是非常处心积虑地在准备战争，渗透了非常多的日本人，他们从小在中国长大、生活，其实那些看似日常很生活化的小生意人很多都是日本人的间谍机构。
现场观众评价说：“这是描写黑帮和谍战的电影中，最浪漫的一部。”
片中很多人物在影射上海那时候的大人物，葛优饰演的陆先生是否有原型？原型就是杜月笙吗？
程耳：本故事纯属虚构，所有核心事件、大的转折事件都是虚构的，但也一定是和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观众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的了解自由地去联想。
另外，我在写剧本时，力求抛开历史，让对历史毫无兴趣的人也能看懂这个故事，不做这种联想也一定让观众把这个故事看懂，这是我的初衷。
我看到有人把这部电影比做“黑帮版《花样年华》”、“中国版《教父》”、“上海版《美国往事》”，黑帮类型与独特的电影风格相得益彰。我想问同为黑帮电影，是否有致敬《教父》的成分？
程耳：影片本身确实没有致敬《教父》的部分，但是在上学阶段《教父》对我来说是部非常重要的电影，在处理剧本、镜头时，受到了很多优秀电影的影响，吸取了他们的营养。
这是一部非常罗曼蒂克的电影，与此同时，也是一部非常残酷的电影，因为罗曼蒂克的消亡始终伴随着暴力。说到暴力，我们会想到一个同样热气沸腾的词叫“暴力美学”。片中被砍断的美女的玉手装在盒子里，一场猝不及防的枪战之后是俯拍的尸体横陈现场。《罗曼蒂克消亡史》让观众看到暴力的另一种可能性。
我看您的这部电影各种镜头、切换有种昆汀的美学暴力，包括有种马丁斯科塞斯的分镜感，这部电影是否有取精华？
程耳：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昆汀，基本上是活着的导演里最喜欢的之一，另外最多还有两个。我在我受教育的阶段，受到了非常多的好的导演的影响，昆汀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我觉得不光是暴力美学、镜头这方面，我觉得昆汀给我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既庄重又不羁的精神上的指引。昆汀给我的影响非常大。
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吃饭的镜头，比如上海小吃、生鱼片，在饭桌上谈生意、谈杀人，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用意？
程耳：吃饭是比较重要，而我个人确实是比较爱拍吃饭。因为生活中确实有很多扭转乾坤的重大问题都是在饭桌上解决的，往往不管外部的压力有多大，最终都会坐到饭桌边上，在吃饭时的过程中有很多微妙的、不可言喻的情感能够流露出来。
《罗曼蒂克消亡史》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座城市的味道不仅在餐桌上，也在暗潮汹涌的交谈中。食色者性也，除了餐桌上，导演程耳对一些情欲戏的坦率处理也引起观众广泛探讨。
【此问题涉及剧透】浅野忠信与章子怡在片中有大篇幅的情欲戏，其中野忠信送章子怡离开上海那段，半路上与章子怡发生的情欲戏，是浅野忠信计划好的吗？
程耳：我作为观众之一，我不认为浅野是处心积虑的，他是临时起意。第一，装满士兵开往前线的军车刺激到了他；第二，子怡戴的耳环正好是朵樱花，所以正好是这两点刺激到他作为一个长期的卧底，他的内心产生了波动。
【此问题涉及剧透】浅章子怡与浅野那段进食和做爱交叉剪辑的镜头，是想表达这个电影的哪个方面？章子怡最后一枪打死了浅野忠信，感觉眼神中有很多涵义，想问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
程耳：子怡最后一枪打死他，是有国仇有家恨，至于是否有感情纠葛，其实我也没有明确的答案。究竟是爱情？还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我记得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做笔记时写下过这么一句话：
“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是她还是选择活下去”，我觉得对于子怡来说，在战争阴霾之下，在那个局促的、任人宰割的空间里面，她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她所有的行为、所有动机都是因为她想求生。
而章子怡和浅野忠信的关系确实非常复杂，每个观众都可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解读方式，怎么解读都是对的。
谈起兄弟情，人们最先想到的，也许是吴宇森和杜琪峰早期的黑帮片——让人想到一个词，生死之交。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男人之间的生死之交同样令人感动，尤其是杜江和王传君饰演的两个角色，把兄弟情演绎到一种新境界。
为什么在你们二人的两段戏中都设计了大量很污的话题？
杜江：一个是吃饭，一个是女人，表达一种人性的日常。我觉得男人之间聊这个话题很正常。
【此问题涉及剧透】王传君与杜江在戏中的两段戏非常出彩，在第二段的枪火戏中，马仔王传君为何最后趴在杜江身上帮他挡枪子？
导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王传君逃跑时杜江挡住了他的去路；一种可能是王传君想到童子鸡死后不能投胎，所以决定扑上去。
王传君：这个要联系到片中我经常提到的我的表哥，表哥说过“童子鸡死了其实是不能投胎的”，所以我送他（杜江）走了。影片中我一直提起我的表哥，但是从来没出现过。但表哥说了很多话，我一直非常信表哥的话。
您的上一部长片作品《边境风云》，是一种非常冷峻的风格，这种风格又延续到了这部作品，那么这种风格的延续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程耳：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导演其实是一直都在拍同一部电影，我觉得我可能有这样的倾向。另一方面，其实作为导演需要在讲述一个故事和在思考一个故事之间进行选择。而你所说的《边境风云》和这个片子的延续，包括他们在结构上的处理，我个人觉得是在思考一个故事，所以这种延续性非常正常。
在延续性之外，您又怎么看待这两部影片的变与不变？
程耳：变化的东西很明显，不变的东西就是那种精神，想表达的精神上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包括片尾曲，无非是表达了怎么客观地看自己，怎么客观地看世界，怎么客观地从命运的角度去表现这种脉络。
您认为商业片和作者烙印能不能平衡协调？
程耳：我个人很少去做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划分，我个人的系统里只有好看的电影和不好看的电影。所以我相信，我们这部电影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当然也期待我们这部片会有一个好的回报，我相信观众的审美和趣味，以及观众的思考会越来越提高，所以我相信会有好的回报。
这部影片虽然是商业片，但影片的结构和风格和叙事上与其它很多片不一样，有很多潜台词，您会不会觉得很多观众欣赏不到或挖掘不到这一面？
程耳：我觉得不同的观众会挖掘到它不同的层面，在这部片中他们会发现他们认为的好故事。
有观众点评说，“本片是《美国往事》的中国版，《上海往事》”。当创作者还原历史时，小人物身上反而更能看出时代精神，这在杜淳饰演的车夫、杜江和王传君饰演的马仔、闫妮饰演的王妈等人身上，得到完美呈现。换句话说，《罗曼蒂克消亡史》是一部旧上海的众生相。同时导演延续一贯的风格，采用多线叙事，打乱时间线的叙事手法。
您这部电影是众生相，你是如何构思刻画这些人物的？
程耳：整体来说其实是那个年代的众生相，每个人物都代表着那个年代，有大人物有小人物。一个时代的精神在大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但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是那些小人物。
就比如说，王传君和杜江的角色马仔，他们更加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杜淳杀手，也是一样，他就是那个年代中的一个人物，很忠诚。而闫妮饰演的王妈这个角色更多地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精神，办事得体、善良，代表的是那样一个年代的社会风气。
而葛优饰演的这个人物是我们所营造的这个时代的缩影，其他所有的人物围绕着他，有亲情，有爱情。我觉得每组关系其实都是在强化那个时代的曾经存在的罗曼蒂克的部分。
剧情上用到了多线叙事，这样会给观众造成陌生距离感，这是导演有意安排的吗？
程耳：说到距离，其实距离本上就是一种美。一部电影有叙事的部分，有故事的部分，然后它也有它作为电影本身形式感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这部电影在电影的形式上是有所追求的，所以也是一开始设定它是跳跃时空的、多线叙事的结构。对于我来说，是创作上的一种本能，拍的好几部戏都是打乱的时空，在结构上不是顺序的结构。
这部影片大量运用后现代的拼贴式的叙事风格，用这种叙事方法会让整个故事叙事性降低，这种叙事手法是不是导演在这里有些思考和想法？
程耳：关于整个结构和风格，无非是两种方式，要么是讲述一个故事，要么是去思考一个故事。当我们把结构切开，节凑打乱，我想我们会更多地去思考一个故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它是对于叙事性的降低。
比如，我们迅速地用三场戏让观众喜欢闫妮这个角色，但她很快又死了，观众很惊讶。但因为时间线是打乱的，之后再看到王妈的几场戏时，当王妈再做任何事情，观众其实已经知道王妈的终点在哪里，会有更多思考。
所以，其实这是对叙事的力度放大，而不是降低；但同时我也理解，当观众的惰性上来，才会显得叙事性降低。
在字幕中看到您也是剪辑，您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做剪辑？因为导演自己做剪辑还是很少见的。
程耳：我拍的戏也不多，就是每次都会自己编剧、导演、剪辑，纯粹是一种创作上的习惯。
画面是衡量一部电影品质优劣的最佳尺度，摄影师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捕捉和创造导演头脑中设想的画面。本片由两次获金马奖最佳摄影提名的杜杰掌镜，对画面的雕刻精益求精，在构图上追求严格的对称，让人有“重回上海”之感。
您和杜杰老师是第二次合作，你们是在镜头上是怎么规划的？
程耳：关于画面和摄影的合作，我们之前会尽可能做规划和准备，但是中国拍片子有很多局促的地方，我们计划得再好，也画了分镜头，但到了现场会有各种状况，所以我们基本会在现场花费半小时做具体拍摄计划。
但是也没有问题，因为能够完成并且完成度不错的前提是，我们对电影影像有着总体上的把握，就是它的基调、大致风格走向。除了那些固定镜头和俯拍镜头，我们几乎没有用到移动镜头。这些前提使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变化，一切影像都在我们的思考维度之内，不会跑偏。
影片感觉始终在强调第四面墙，有一种话剧感，这种拍摄手法有什么用意？
程耳：整体上来说，跟摄影师杜杰开会时，我们会找一些关键词，用什么样的词语来主导我们的创作。最后我们停在一个词上是“凝视”，我们希望让观众有一种凝视的感觉。在这样一个思想的主导之下，所以我们选择了大量的固定镜头、画面对称、人物放在正中间，我们人物在每一个画面上的构图都非常仔细。最终为了配合这个叙事，呈现出一种端庄、雅致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些俯拍视角，灵感是从哪里来？
程耳：有时候需要一种宏观的视角，俯拍可以代表类似于上帝、诸神、造物主的视角。
在配乐上，《罗曼蒂克消亡史》选取了有“伟大的爱与愁”之称的舒伯特的音乐，并且做了一些创新性的尝试，如果观众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几段舒伯特音乐在不同段落，节奏也不尽相同。
插曲为何全要用英文的呢？
程耳：我讲讲这次整个音乐上的思路，上来那一段钢琴曲，代表了我这次音乐上的思路，我是希望配合叙事、画面，是端庄的、很雅致的音乐，作为那个年代的基本设置。
片中有两首曲子都是英文，第一首《带我回家》，用了两次，陆先生儿子被杀时用了一次，在日本人儿子被杀时用了第二次。这段音乐我初衷是有宗教感、立体的精神在里面，这是一个对战争的反思，因为战争是这么荒谬且毫无意义，所以选了两首宗教感强烈的音乐。
第二个段落，就是浅野和子怡在路上，又用了一段英文插曲《带我去上海》，表达了女主角小六对自由的向往。其实因为我想在创作上跳出我们以前对旧上海音乐的套路。我们回避了苏州评弹，以及那个时代的上海老歌，因为这两种手法以前都用过了，况且那个年代西洋音乐已经出现。具体到这部电影中，英文歌的使用带给观众一种跳出去的全新的感受。至少在美学上显得不那么拘谨。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两首英文歌的方式，第一首有宗教感，在美学上有要求；第二首，每次听到唱出来的时候，我都有种观赏上的愉悦。每次能跳出来，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方式。这种跳出来的美学上的要求。
结尾的歌确实惊艳到我了，有什么特殊涵义吗？
程耳：确实，我们在音乐投入了非常很大的工作量，我们先后找了好几个作曲不断地写音乐，最后集合了好几个作曲的作品，做成了现在大家听到的音乐。既然已经惊艳到你了，我想我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已经不是语言上能够完成的，我想我要表达的东西你已经感受到。
您和左小祖咒在创作片尾曲会提什么要求？
程耳：我不会提要求，因为我认识他太早，我二十多岁，他三十出头，基本是酒肉朋友。因为作曲写好了曲子，想来想去没有特别多的人能唱，于是就扔给他唱了，后来需要一个女声，于是邀请了尚雯婕小姐。
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拍《罗曼蒂克消亡史》这个题材的故事？
程耳：其实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个人更相信是因缘巧合吧。当时有好几个项目可以选择，但这个故事是我最早写完的比较成熟的剧本。
这次拍摄与以往不同的感觉？
程耳：主要是和这样一群优秀的演员合作。
比如，闫妮饰演的王妈这个角色，我在剪片子的时候的感觉是，每次当王妈一出现，画面马上就变得生动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结构十分具有魔力，但演员通过完美的表演，让我从另一个侧面意识到，在结构本身的另外一层意义，即因为演员的出色表演发生了化学反应，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
闫妮是如何加入到这部影片的？
闫妮：我和导演在上海见了一面，因为以前我看过导演一部电影，非常喜欢，然后听说他有部新片筹拍，于是从很远的地方去找他聊。聊过之后非常崇拜他，打心眼里觉得他很有才华。但当时导演说这部电影中有葛大爷，再有我，怕大家以为是喜剧，看着看着会笑场。然而最终，还是找到了最适合我的角色，就是王妈。
请请问闫妮，这次您和程耳导演合作，能不能谈谈感受？
闫妮：其实我在演的过程中，不是能很清晰感受到这部电影它最终是什么样子。直到今天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完这部电影（12月12日西安），真的有很多感触。
比如戏中，王妈死的姿态和把杜淳介绍给陆先生当杀手，这两场戏我和导演都有一起去讨论过如何诠释那种感觉。戏中杜淳是一个杀手，但在中国电影中你相信他是个杀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导演当时让我回头，其实我在拍的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非得让我回头，但我今天在看电影时突然有种感觉，就是当我回头时，那个车夫（杜淳）变成了一个杀手。
所以谈及感受，我是想说角色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创作的过程让人愉悦，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导演真的很有才华~
那么闫妮这次与葛优、章子怡等众明星合作又是一种什么感觉？
闫妮：我们在意的不是飚戏，而是怎样能让自己的风格在电影中统一起来。导演的把握恰到好处，他拿走演员身上最好的东西，而我们都给了他。
导演现场会发脾气吗？
吕行：特别温顺。导演从来不拿对讲，从来都是走到演员身边，小声交流，不希望被人听到，在工作中异常保护演员。
那导演在演员演得不够好时，有什么反应？
程耳：我们这个戏好像真的没有，大家在工作中的表演状态都是八九不离十，即便有问题，我们都是小声的交流一下，确实跟演员之间从来没用过对讲机。
葛优对剧本是非常挑的，如何说服葛优的？
程耳：其实不仅仅是葛优，是所有人都爱这个剧本，也都爱我信任我，于是一拍即合，就来了。
是怎么想到请杜江夫妇来出演呢，是先请了一位？还是两位一起请的？
程耳：是一下请了两位，因为杜江的形象很不一样，有一种很萌的气质，眼睛大大的，所以我当时就想一个萌哒哒的“童子鸡”去干了一件很残忍的事，在最后收获了属于他的爱情，我就想没有比他们夫妇演更合适的了。他们就欣然答应。
戏中有哪些段落是通过捕捉生活中的无意之举而来的？
杜江：吃饼的戏。我和王传君前一天晚上喝多了，说早晨拍戏有点晕，先吃点饼，杜淳在来的路上就买了三个饼，摄影师在对机位，我们仨就在边上吃饼，导演说吃饼不错，就拍吃饼吧。
王传君：我和杜江比脚大小这场戏。其实是我们在等拍戏时，导演就看我们这么无聊地在动，就临时加了这场戏。大家觉得很好笑，有点污，但是这场戏其实一个众生相，我们表现的是作为社会中小人物马仔的一面。
【该主题下的问题均涉及剧透，请自带避透针】马仔杜江和霍思燕的的结局是故意隐藏的吗？
程耳：在电影中，他和霍思燕在那里停止了，是我故意的。因为虽然片名叫《罗曼蒂克消亡史》，但我还是希望能留下一个没有消亡的罗曼蒂克。其实他们的故事我拍了很多，只是我没有剪辑。因为我也想在电影中，保留一段美好的、消亡之前的罗曼蒂克。（在小说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叫“童子鸡”，讲述了“童子鸡”与霍思燕后续完整的故事，但最终他们的故事也是消亡的。）
他们全家人在吃饭时，章子怡旁边刚好坐着浅野，当时子怡的手帕掉到地上，浅野就躬身捡起，还叠的非常好放在子怡旁边，这是有什么寓意或暗示？
程耳：非常敏锐，对，这个是精心安排的细节。因为这个手帕最后回到了，浅野用它去擦身上的血迹，这是为了血迹，为了手帕埋下的伏笔。
猫在片中有什么作用？
程耳：对于我来说，猫是一个视角，其实猫什么都知道。在人了解真相之前猫其实已经什么都知道，它代表另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可能介乎于人的视角和一些俯拍的上帝视角之间，所以很关键的一个地方，猫站在屋檐上，其实它看到了一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有个片段，里面有个导演说这是艺术片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这句话什么意思？
程耳：两点：一个是，袁泉说完这句话，闫妮的反应是说：“反正我们也要死掉了，这就不管我们的事了”。其实她们是在嘲笑片中这个导演，以及嘲笑这个导演的想法。其实是想表达的意思是导演拍电影，还是一定要让人看懂。
第二，他们说这段话其实是在上个世纪，所以其实是拍给下个世纪，也就是在座的我们看的。
王妈临死前为什么要把钥匙解下来，那场戏有什么用意？
闫妮：王妈是个有做派的人，死得很有尊严。她一定见证过很多生生死死，所以要把每一件事做好。这是个很让人回味的角色。
有一场戏，陆先生说老五在各方面都吃的很开，是为什么？
程耳：因为陆先生已经离开上海，她作为陆先生的姨太太独自在上海需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非常地游刃有余，在那个年代确实有这样的女人。
杜淳和阿娇在火车站杀人的戏，是指她和杜淳有什么情谊在里面吗，还是在单纯地报葛大爷的恩？
程耳：阿娇其实就是帮陆先生报仇，她和杜淳应该没有什么，但杜淳可能和王妈有事~（此处请脑补导演冷幽默的脸）
怎么理解陆先生（葛优）和小六（章子怡）之间的关系？
程耳：我觉得每个人理解可能会不一样。我个人理解会觉得他们之间有些暧昧，他们其实互相喜欢的，只是说在影片的段落里没有能够在一起，但重要的是这两个人都活了下来。
葛优为什么下的了手杀孩子？
程耳：这就是战争，在影片开篇日本人杀了陆先生的儿子，结尾陆先生又杀了日本人的儿子，同时这个孩子还是陆先生的侄子。这恰恰在说明战争的荒谬，战争的毫无价值，战争的残酷与可笑的地方。
葛大爷过了安检，脱帽，最后举起双手这几个镜头，我理解脱帽有致敬的意思，是不是对这个舞台的感谢和总结？而最后举起双手，这个手势“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程耳：我觉得这几种解读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理解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放弃、投降，或者是忏悔，甚至是宗教的意思。
▲导演剪辑版：
这是一出群戏，每个人无论是大佬也好、小喽喽的也好，感觉并没有一个真正地主角。我听说还有三个半小时的版本，想问我们是否有能有机会看到那些被剪辑掉的戏？
程耳：其实每个人都是主角，同时每个人都不是主角。说每个人都是主角是说每个人都相对还比较丰满，前前后后都还引人遐想；说每个人都不是主角，因为真正的主角是那个时代。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在剪辑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取舍，因为太长了。或许将来会有文章，或者真的有一天能够有导演的剪辑版出来，但这确实要尊重这个片子的版权方。
▲续集：导演说我们也许距离《罗曼蒂克消亡史2》越来越近
程耳：你们想知道王妈来到陆家之前的故事吗？我们接下来会拍这个，我们会在两三年之内拍这部电影的续集，拍王妈在上海之后来到陆家之前，一段王妈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我们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越成功，就离《罗曼蒂克消亡史2》、离王妈越近。另外，小说中也有记述了我和闫妮之间见面的那段故事，虽然文字不多，但是是很客观有记录到。
▲导演最喜欢的台词：
“我看见你上了车，你应该是去了苏州，从苏州再坐火车往北走，我有时候回想起。”
在所有城市巡回的映后交流中，不难发现，程耳回答影迷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时措辞异常精准，字字珠玑，甚至连口头语都很少。更难得的是，面对大家对电影的评价与理解，程耳有着开放式的心态与胸怀。
导演说：“其实我一直认为电影是拍给那些坐在漆黑一片影院的陌生人看的，这才真正是电影的目的，他们永远不可能跟你认识不可能见到，但你的电影和他们有一种交流，有一种对话，这是电影最大的意义。而不同的观众会挖掘到它不同的层面，在这部片中他们会发现他们认为的好故事。”
多面如《罗曼蒂克消亡史》，在黑暗中与电影交流的你，看到的会是哪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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