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者声称在他身上看到的高贵品质，他实际上全不具备。 | 李将军的神话

“仁慈”李将军的神话

The Myth of the Kindly General Lee - The Atlantic

译者：lxdhk 原文作者：Adam Serwer 

谈到对罗伯特．E．李的持续个人崇拜，最令人奇怪的是，崇拜者声称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些高贵品质，他实际上几乎全不具备。

阵亡将士纪念日往往会唤醒关于南北内战的古老争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为悼念战争死者而设立的，而在那场战争中，联邦几乎毁于一旦，当时半个国家揭旗反叛，以捍卫它们的蓄奴制。今年，新奥尔良拆除李将军雕像的事件引发了对李将军的新一轮争论，更别提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其名义举行的抗议示威了。

关于李将军的神话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辉煌的战略家，虔诚的基督教徒，憎恶蓄奴制，他在战后不懈努力，使国家重新团结一致。

但这堆说辞很少是真实的。李是一个虔诚基督徒，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战术家。但尽管他有能力赢取个别战斗的胜利，他决定与人口更稠密和工业化更发达的北方打一场常规战，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却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

就算承认李有军事才能，他也仍然应该为捍卫南方奴役数百万人作为财产──因为他们是黑人──的权利而造成数十万美国人的死亡负责。李将军名气的平步青云是150年来宣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旨在抹杀奴隶制是这场战争的原因，并将南部邦联粉饰美化成高贵举动。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败局命定”论，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布莱特（David Blight）所指出的，它提供了“南方人建立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

有些人成了这一宣传运动的不自觉的受害者，他们缺乏知识，不能把历史与感情偏爱区分开来。还有一些人，他们用被神话了的非真实人物来代替真实的李，藉此维系对李将军的崇拜。

大卫．考克斯（R David Cox）在《里士满时讯》撰文写道：“白人至上主义的抗议者援引他的名字有悖李的最根本信念。”而杰克．克里维克（Jack Kerwick）在保守派出版物《市政厅》中断言李是“曾经在地球上行走的最优秀人物之一”，约翰丹尼尔．戴维森（John Daniel Davidson）在刊登于《联邦党人》的一篇文章中反对移除李将军雕像，部分原因是说李“可说在南北战争后比任何人都更致力于维系国家统一，包紥战争创伤”。诸如此类对李将军的溢美之词滔滔不绝，发自过气历史学家和总统之口。

这与真实生活中的李风马牛不相及，只堪与粉丝小说相提并论，纯属历史盲的产物。

“白人至上”并不“有悖”李的“最根本信念”，“白人至上”正正是李的最根本信念之一。

李是一个奴隶主，他在1856年的一封信中解释过自己对蓄奴制的看法，但它屡屡被错误引用，造成李似乎是废奴主义者的印象。在信中，他将蓄奴制描述为“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罪恶”，但他接着继续解释说：

“我认为无论如何奴役白人的罪是比奴役黑种人更大的。虽然我感情上强烈地想为后者说话，但我对前者的认同感更为强烈。与在非洲相比，黑人在这里已经是说不出的好了，无论是道德方面、社会方面还是身体方面。他们受到的痛苦管教，对其人种训育来说是必要的，我希望那将培养并带领他们变得更好。他们的征服需要多长时间，只有睿智仁慈的上帝知道并由它安排。他们将靠基督教温柔的潜移默化更早得到解放，而不是靠暴风骤雨般的炽烈论战。”

这里的论点是，奴隶制对白人来说是坏的，但对黑人是有好处的，最重要的是，它比废除主义要好；奴隶解放必须等待神意干预。黑人可能并不愿做奴隶一事完全未列入他的考虑范围。对李来说，黑人自身对奴役的看法甚至不值得附带一提。

作为奴隶主，李的残酷并不限于肉体惩罚。在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布朗．普赖尔（Elizabeth Brown Pryor）的《看文识人》（一本通过罗伯特．李的文牍对其作出解读的书）中写道：“李割断了华盛顿和卡斯蒂斯对黑奴的家庭予以尊重的传统”，把他们出租到不同的种植园，“到1860年，他已经拆散了所有的家庭，只除了在宅邸服务的一家，这些家庭有些人自弗农庄园时期以来一直在一起了。”拆散黑奴隶家庭是奴隶制度中最残忍无道的一面，普赖尔写道，李的奴隶认为他是“生平见过最坏的人”。

罗伯特．E．李的肖像

家庭撕裂的心灵创伤对于被奴役者是终生之痛──正如我的同事塔涅希．寇提斯（Ta-Nehisi Coates）描述的那样，那是“一种谋杀”。战争结束后，数以千计的被解放黑奴拚命地寻找在奴隶买卖市场上失踪的亲人，大都以徒劳告终。在《重建》一书中，历史学家埃里克．福纳（Eric Foner）引用自由民局一位登录被解放黑奴的调查员称，“在他们看来，除非被蓄奴制拆散的家庭重新团聚，否则解放就是不完全的。”

普莱尔写道，李管制阿灵顿种植园的高压措施几乎导致了一次奴隶叛乱，部分是因为奴隶被期许在前主人死亡后可获自由，但李却对其遗嘱搞了一个可疑的法律解释，好把他们变成自己的财产，直到后来弗吉尼亚法院强迫他释放他们。

他有两个奴隶逃跑被抓了回来，李亲手鞭打他们，或命令工头“狠狠地揍”。被鞭打的奴隶之一卫斯理．诺里斯（Wesley Norris）回忆说，“光把我们的裸露的肉体打得皮开肉绽还未让李将军满意，他命令工头用浓盐水浇我们的背，那真要命。”

每个叛离州都提到奴隶制是它们宣布退出联邦的原因。李心爱的弗吉尼亚州也同样，指责联邦政府“滥用”其权力，“不仅对弗吉尼亚人民造成伤害，还压迫南方的蓄奴州”。李决定为南方各州而战，只能解释为他选择了为奴役人类的制度在美国继续长存而战──尽管对于联邦来说，最初这并不是一场解放黑奴的战争。

在他入侵宾夕法尼亚州期间，李率领的北弗吉尼亚州军队强迫自由黑人成为奴隶，并把他们作为财产带回南方。普莱尔写道：“证据显示李的军队中几乎每一个步兵和骑兵小队”都与自由黑人的被绑架有关，“这些活动是在高级军官的监督下”进行的。

在李的命令下，他的士兵在1864年的火山口战役中屠戮打算投降的北军黑人士兵。之后，由李的资深兵团指挥官希尔（A.P.Hill）策划，南方邦联让北军的俘虏在比德斯堡游街，被民众嘲笑和辱骂。李从未劝阻过这些行为。正如历史学家理查．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在《毫无仁慈：火山口的战役》（No Quarter:The Battle of the Crater）一书中写的，“他的沉默即是默许”。

前排中间偏右正是罗伯特．E．李

黑人士兵出现在战场上，粉碎了南方奴隶帝国建基于其上的所有神话：所谓黑奴幸福而温驯，黑奴智力低人一等，黑奴懦弱成性，黑奴无力与白人竞争，如此等等。正如普赖尔所写，“与勇敢和能干的非裔美国人作战本身，成为对南方社会所有基本宗旨的挑战”。邦联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是竭尽所能对黑人士兵实施残暴酷行，从奴役到处死。

如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在《自由的战斗吶喊》一书中所述，同年10月，李曾向北军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提议交换战俘。“格兰特同意，条件是黑人俘虏也’和白人俘虏同样’交换。”李的回答则是，“我们公民拥有的黑鬼不被考虑是换俘对象，我的提议不包括这部份”。由于李是为蓄奴制而战，因此他轻易不愿认同黑人不是财物，可作为士兵来看待，即使是以自己人的自由为代价。格兰特拒绝了他的提议，告诉李：“政府必须确保所有被接纳进其军队的人享有其作为士兵的权利。”尽管迫切需要士兵，南军还是固执其立场，直到李将军投降前几个月才放弃。

战争结束后，李确实劝说过失败了的南方人不要东山再起反抗北方。李是有可能再次反叛，并召唤南军恢复战斗的，因为很多他以前的同袍都要他这样做。但即使在这件事上，格兰特也认为他这位前对手做得不够，他在1866年说，李“树立了一个受强迫勉强顺从的有害榜样，所以很难有什么效果”。

李的失败也没有引导他接受种族平等主义。李后来坚持说这场战争并不是关于蓄奴制的，就算与蓄奴制有关，南方的白人为继续奴役黑人而战也是出于基督徒的爱心。李对《纽约先驱报》的记者表示，他赞成以某种方式把黑人迁离南方（他的原话是“去除掉”），他说，“除非是采取某些人道的方式，基于智慧和基督教原则，否则让黑鬼获得自由是对其整个种族的极大错误和不公平。正是这一考虑，指引南方的才智之士和基督教徒支持这一制度并为之战斗到现在”。

李曾以希望获得自由的罪名殴打或下令殴打他的奴隶，他为保卫蓄奴制度而战，他的军队持枪绑架自由黑人，让他们失去自由。他坚持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南方各州对黑人怀有基督教大爱才发生的。这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警告：“我认识到，在这片土地的基督教和耶稣基督的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差异。”

私下里，根据他自己家庭收藏的来往信件，李建议其他人雇用白人劳工而不要雇用获解放的黑奴，注意“无论你在何处找到一个黑鬼，你都会看到他周围的一切在变坏，无论你在何处找到一个白人，你会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善。”

在另一封信中，李写道：“与黑人一起，你永远不会成功，你扶持他们，关照他们，那些人却在处心积虑要伤害你，他们所有的同情者和社团都与你的敌对，想到这些就令人憎恶。我对他们完全没有恶意，相反，我尽能力为他们做好事，我知道他们只是被他们信任的人所误导；但我们的实体、社会和政治利益，本性上是白人的。”

李公开反对黑人参政，愤怒反对共和党人在南方推行种族平等的做法。李对国会说，黑人缺乏白人的智力，“不能明智地投票”，给予他们选举权将“激发两个种族之间不友好的感觉”。李解释说，“黑鬼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其他必要的素质，让他们能成为政治权力的安全托管人”。按他的理解，南北和解指的只是白人之间的事，而且是以黑人将被剥夺政治权利从而也失去改变自身命运能力为前提才成立的。

李并未作为教育者而留名于世，他作为华盛顿大学（后改名华盛顿与李大学）校长的生活也是有污点的。据普赖尔所说，华盛顿大学的学生组成了自己的三K党分会，当地自由民局说他们曾试图绑架和强奸附近黑人学校的女学生。

在李的校长任期内，至少发生过两宗华盛顿大学学生干的私刑未遂案，普赖尔写道，“指控华盛顿大学男生的数量之多表明，他若不是在惩罚种族骚扰行为时比起其他轻罪更宽大为怀，就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普赖尔补充说，他“并没有实行他在校园内的至高无上的管控，如同他曾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当孩子们威胁要求圣诞节的非正式假期而大动干戈那样。”总之，李对其学生针对黑人的暴力犯罪视若无睹，就像当年他的士兵犯下这类罪行时一样。

李死于1870年，其时民主党人和前邦联分子正开始掀起一波恐怖暴力，试图在南部各州最终恢复其统治。三K党成立于1866年；没有证据显示李对它有过反对之辞。相反，他在接受《纽约先驱报》的采访中隐晦地暗示，如果和平不按其条款进行，南方将可能再次走向暴力。那是有所预知的。

李是美国历史上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无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其人，或是虚构的“败局命定”悲剧主人公，他都配不上树碑立像，尊为英雄。正如一名联盟军的老将在1903年宾夕法尼亚州考虑在葛底斯堡为李建一座雕像时愤然所说，“既然你要用历史准确性作借口，那么就请在这里安放一座李的雕像，让他手举着他为之作战的旗帜，刻上铭文：‘我们发动了这场战争以反对一个诞生于自由而为人类请命的政府。’”对李来说，最恰当的纪念碑是联邦政府在其故居阿灵顿大地上设置的国家军人公墓。

要将这样一个人描述为美国英雄，你必须忽略掉他个人应该负责的那些巨大痛苦，包括战争之中的和战争之外的，忽略掉他对奴役人类产业的参与，忽略掉他为保护蓄奴制而背叛国家的行为，忽略掉战场上纵横狼藉失去了生命的躯体，其中既有听从其命令而死的，也有被其杀死的，忽略掉他对自由黑人权利的敌视和他在自己学生针对新解放的黑奴发起恐怖活动时的视若无睹。那样做等于将人类之美德缩小到只讲仪表礼貌和军装穿得是否庄重得体。

有些前南军将士后来寻求自我救赎──大家会想到詹姆斯．隆史崔特，他被“败局命定”论者错误地指责应为李在葛底斯堡的惨败负责。隆史崔特从前和北军作战，后来则领导新奥尔良市的综合警察武装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民兵作战。但在新奥尔良并没有隆史崔特的雕像*。李尽忠于捍卫白人至上主义，隆史崔特则不是。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李的雕像1917年被置放于葛底斯堡的最大邦联纪念碑的尖顶，而隆史崔特则要等到1998年才有了一个安置在树林里的小型纪念雕像，让身高6英尺2英寸的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霍比特人骑着一头驴。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李被当做英雄纪念，隆斯崔特则被说成是卑劣之徒。

打着李的名义示威抗议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并没有背弃他的遗产。事实上，他们有充分理由崇拜他。李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奉献远过于他对国家的忠诚，他体现了白人至上主义者所鼓吹的一切。“种族和部落高于国家”是白人民族主义的核心，种族主义者之拥戴李可说问心无愧。

问题是，别的人为什么也要这样做？

*本文原来说在美国南部没有隆史崔特的雕像；事实上，在其家乡佐治亚州盖恩斯维尔有一座。  ( 大西洋杂志网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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