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迫切需要扩大可投资资产市场

中国经济学人 · 公众号 · 财经 · 2017-05-23 19:58

正文

作者：黄益平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HINAFINANCE40FORUM）

5月19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首届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在青岛开幕。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论坛上表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扩大可投资资产市场。

黄益平在首届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上演讲

我想简单地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我们今天迫切需要扩大可投资的资产市场。

最近监管层出台了一些新的举措，其实如果我们关注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和政府一直在特别关注我们当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和金融工作的重点。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最近的政治局会议，包括习主席的讲话，传递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信号，就是当前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想各种办法来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

客观地来说，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两三年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实大家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过去这一段时间金融风险正在不同的领域之间冒头、游走。早期我们看到股票市场的繁荣和后来的回落，后来我们看到债券市场的波动、房地产市场高速的上升和各地政府的调控措施，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波动和理财产品市场的一些变化。我们还看到，过去一年，我们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就是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在我看来，这些风险在不同领域之间不停地出现，其实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老百姓在追逐好的投资产品，但是这样的投资产品非常有限。这就是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规模的、多产品的、效率比较高的资产市场，即可投资的资产市场。

这些金融风险之所以在不同领域之间游走，背后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宏观机制，就是一方面可投资的资金非常多，另外一方面可投资的产品不够多，所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只要投资者决定往某一个市场集中，这个市场一定会繁荣、价格会上升，但是同时风险会积累，接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监管当局就会比较紧张。这背后反映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钱很多，但投资的机会不是那么多。

为什么会钱很多？我们过去都看到，中国老百姓包括我们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一直比较高。很多投资者包括经济学者分析中国经济时，用得最多的一个指标就是M2和GDP的比例。关于这个比例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中国在去年年底M2和GDP的比例大概是208%，这在世界上算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比例之所以比较高，背后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主要是由银行主导，银行主导的特征就是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通过存款、贷款和债务的方式体现，所以我们同时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杠杆率比较高。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储蓄率比较高，老百姓存了很多钱全部放到了银行，最后必然体现为我们的M2广义货币的发行量比较高、我们的杠杆率比较高。但是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缺乏一个风险处置机制，我们没有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也没有风险处置的机制。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货币供应量需要加速，这样才能支持经济活动的扩张；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货币政策同样需要扩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稳经济，才能稳金融市场。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形成了超高的M2和GDP的比例，反映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银行的存款规模非常大——这在一段时间内没有问题，但是潜在的风险就是等老百姓想把钱从银行拿出来做投资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即钱投到什么地方？为什么过去两三年风险开始频繁的出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想把他的钱拿出来做投资。我们在统计上可以看到一个指标，就是狭义货币的供应量增速超过了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简单的来说就是银行存款的短期化，也就是老百姓不再愿意耐心地接受过去定期存款很低的利息回报，短期化的结果就是变成现金、活期存款。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长期的挑战是M2和GDP的比例很高，短期的挑战是M1的增长速度超过了M2的增长速度，存款变短期化。

老百姓不愿意再长期持有越来越多的定期存款，那应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这里面有正面的机遇，也有负面的风险。正面的机遇就是老百姓要拿钱去做投资，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的提法是一致的。只有老百姓拿钱去投资，我们直接融资的比重才有可能提高，所以这应该是正面的变化。但是负面的变化，也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就是这样的钱出去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钱会去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可投资的机会很少，而钱集中到一个地方容易出问题。过去简单的通俗说法是，对老百姓来说，储蓄能够放的地方大概只有两个，一是银行存款，因为有政府担保比较安全，二是房地产，除此之外任何市场都不够大。这是我认为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我们未来财富管理市场所需要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当然，如果是从过去由银行为主转向未来的资产市场为主，也就是从间接融资转移到直接融资，这当中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风险的承担发生了改变。过去我们把钱放在银行，由银行承担风险，银行基本上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政府，或者是通过存款保险机制，对存款人的风险提供了一定的担保。而未来如果要做投资，更多地要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风险。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快地、更有效地发展一个可投资的资产市场，让财富管理行业更快发展，需要做很多具体的工作，我今天简单地列举四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监管。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银行有很多的坏账，但是最后政府给兜底了，未来我觉得不太可能再完全由政府给各种金融问题持续兜底，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市场的发展。我们需要加强监管，而在改善监管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对于资产市场的发展，最重要的可能是三个方面：第一是监管政策的协调；第二是监管的穿透性，现在市场上很多比较复杂的产品，不但投资者不明白，专业人士甚至也看不明白，因此需要有一些穿透式的管理；第三，要市场化，不能用行政性的手段来做。

第二，风险定价。我们过去一直在追求利率市场化，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市场上不同产品之间的定价差异相当小，甚至出现很多小微企业贷不到款，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把利率提高到足以覆盖风险的程度，简单来说，就是利率没有完全按照市场来决定。其实我们看到，在很多民间借贷市场，包括现在一些互联网金融领域，小微企业其实是可以贷到款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利率真正是由市场化决定的。如果利率不能由市场化决定，这个市场很难发展。

在风险定价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允许违约、允许破产，允许出现问题。如果不能在短期内释放风险点，最后导致的结果，第一是道德风险，第二是风险会持续积累，最后积累成系统性风险。过去几年，我们似乎一直在说有一些产品开始出现违约，道德风险的问题会下降，市场利率会加强，但是现在看起来进展依然有限。在银行部门看到我们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了近两年，但是最后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的处置和风险的暴露。这是因为所有金融机构都运行得非常良好，还是我们不愿意把风险释放出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三，就是利率彻底的市场化，风险定价的核心就是资产价格要完全反映风险，如果你的利率不完全能反映风险，就没有人会愿意参与这个市场，即使参与市场，也会有很多道德风险积累，所以利率市场化是很关键的。

第四，投资者教育。这方面工作必须和风险定价、利率市场化、监管加强结合起来做。

最后，我认为我们今天讲的财富管理，不不是过去传统私人银行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美金起步的财富管理，它涉及的是中国几亿老百姓未来的财富管理问题。那么，这就会促使金融机构的理念发生变化，老百姓都需要理财，意味着金融机构的工作需要改变。在这个领域中，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互联网技术可以发挥的功能。

在这一领域，有很多尝试现在才刚刚开始。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在过去几年研发了几个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指数。其中一个指数是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发现了三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第一个结论，互联网金融每年以100%的速度在增长。第二个结论，地区性差异非常明显，沿海地区领先，内陆地区相对滞后，但是在过去三四年这一差距在明显缩小。第三个结论，年轻人是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如果互联网技术能够应用到财富管理当中，不仅能够造福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中国老百姓，也可以让千千万万个过去没有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良好金融服务的老百姓，同样享受到优质的财富管理服务。

附读：黄益平：处置僵尸企业刻不容缓！

作者：黄益平，北大国发院教授
来源：本文为作者在2017•金融四十人年会暨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

今天的会议主题——“金融改革发展的稳与进”，让我想到过去几年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僵尸企业问题。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而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是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出现系统性风险上升的可能

近年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幅提高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伴随经济增长持续减速，企业资产负债表明显恶化、利润率下降，企业出现财务困难的现象经常发生；二是结构转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并非简单的周期性或者趋势性变化，而是旧的产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新的产业需要培养和发展新。在这个新旧产业更替过程中，旧的企业要退出，不良资产会增加，金融风险会上升。

总结过去三十多年金融改革的历程，我们发现在量的方面做得比较好、质的改变相对滞后。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资产规模已经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却相对有限，金融抑制程度相对较高。

很多专家学者批评中国的货币发行量过大，M2/GDP之比达到200%以上，这个数字在国际上属绝对高位。这个比例高，可能是因为我国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要加大货币供应；经济情况不好时后同样需要加大货币供应量稳经济、稳金融。一方面流动性非常多，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的投资渠道，所以很容易出问题。一年多前M1和M2的增速发生交错，银行存款出现了短期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许是好事，有利于我们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但短期内大量的资本投向个别市场，金融风险也可能随之上升。

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没有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主要新兴市场大国。

但这样的情形可能难以持续，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已然降低；第二，政府不可能一直兜底。去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一个风险性三角的概念，一是杠杆率直线上升，二是生产率下降，三是政府的政策空间收缩。我觉得从这三个变化来描述我国的宏观经济格局，也是十分恰当的。这也许是政府现在提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处置僵尸企业刻不容缓

防范金融风险，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市场纪律，二是改善金融监管。

根据我们利用上市公司和统计局数据的研究，1998年后僵尸企业占工业企业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2008年以后又开始回升。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僵尸企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集中在重工业、重资产的行业，大多是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且分布在金融抑制比较严重、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多的地区。

僵尸企业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许多经济、金融问题的风险源头之一。比如，当前只有产业升级换代、发展新产业，才有可能支撑下一轮经济增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从全国看，新旧产业转换迟缓、创新、创业不活跃的地区，往往过剩产能多、僵尸企业集中的地方。旧的不去，新的难生。

去年的去杠杆政策进展有限。去杠杆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危机爆发后被迫去杠杆，企业破产倒闭；另一条路则是局部爆破，对难以为继的企业进行清盘破产。在中国，短期内追求把总体杠杆降下来存在难度。但是局部爆破是有可能的。从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来看，僵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72%，正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51%，如果能够出清一部分僵尸企业，完全有可能降低平均的企业资产负债率。不幸的是，过去几年不但企业杠杆率持续上升，还出现了分化——国企杠杆率上升、民企杠杆率在下降。

这个问题跟我们一直抱怨的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的矛盾也有关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够，其中有金融的问题，比如投机、泡沫、空转太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僵尸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占比在升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自然就会下降。如果看边际资本产出率，即每生产一单位GDP需要投入的资本量，2007年是3.5，2015年则变成5.9。也就是说，既使投入同样的资本到经济中，产出效率也在不断下降。

这样看来，僵尸企业确实已经变成很多经济与金融困难的根源。如果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方针很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

僵尸企业出清不容易，有很多原因，最难的是两点，即人往哪里去、钱从什么地方来？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今天的僵尸企业表现出一些显著的特点，企业规模较大，还是重资产。虽然从全国来看，僵尸企业在经济的比重远远没有90年代时那么高，但它们在地方经济中却举足轻重。因此，目前出清僵尸企业的难度较大。

如何处置僵尸企业？

如何在僵尸企业处置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提三条建议：

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僵尸企业，在产品、技术、管理或市场等一个或多个方面仍然具有较大潜力或者将强的竞争力，目前只是暂时碰到临时的经营困难。对于这样的企业，可以想一些办法，比如通过管理层持股、兼并收购、混合所有制和债转股等等，让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度过短期的难关，回归可持续增长。但这些政策要有效果，必须遵从市场化的原则。比如债转股，只有那些短期经营遭遇困难、但未来有好的投资回报的企业，投资者才愿意参与进来。如果只是把债转股当做一种帮助企业脱困的行政措施，投资者就不会有参与的意愿，即便做成了，也很难有好的结果。

其次，对于持续亏损、不符合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僵尸企业，应该予以破产清盘。对这些企业，简单地让好企业兼并收购的效果不一定好，尤其是如果用行政力量搞拉郎配。但因为大多数僵尸企业在地方经济中举足轻重，因此，因此如果破产清盘，就可能对地方的资产质量、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造成明显影响。这样，地方政府可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关闭这些企业。我建议中央政府要出手，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僵尸企业处置基金”，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原则还是“救人不救企业”，让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得到安置，有生活保障。至于是否需要中央的基金帮助化解或者冲销部分债务？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最后，对于一些僵尸企业集中的“铁锈”地区，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作为，改造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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