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时代的“新穷人”

“穷人”，不就是“穷”么，为什么还要有新旧之分呢？因为我们社会在飞速地发展，诠释这个社会的定义也必须要跟得上历史的进程，鲍曼就是分析研究了当代（也就是后现代）社会中贫穷问题。

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相当长时期内的生产过剩，“生产”已经不能像资本主义发展之初那样规定社会的方方面面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在美国、西欧、日本，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可达约70%上下，可见发达国家已经完全进入了“消费主义社会”，而在消费社会中，定义“穷人”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传统定义的穷人是与“生产”有关的——比如收入少，比如失业者，比如为社会创造更少的价值。在消费社会，用鲍曼自己的话来定义：“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换而言之，不在乎你为社会生产多少东西，而是要看你能为社会消耗多少生产剩余。消费社会需求的是消费能力和意愿，这二者无论哪一种无法满足，那么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新穷人。“新”穷人的核心元素是：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面对消费社会巨大的生产过剩，这些收入水平仅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穷人，不能购买、无法选择，他们辜负了这个24小时营业、购物中心林立、处处是导购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质世界。

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自由”具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更是永难满足的。消费除了自身的维持和强化外没有别的目的，消费也无需其他事物来证明其合理性，这使一切理性和激情都以满足和提升欲望为意义和最终归宿。

为了提升消费能力，绝不能让消费者休息——就像“生产年代”中的资本家竭尽所能通过加班、降低工资和福利竭力保证剩余价值最大化一样；消费社会他们则是抛出一个又一个诱饵，让消费者们不断置于一种新的诱惑之下，保持一种持续激动状态：“你已经要剁手了？别啊，更好的你还没见到呢”

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其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在传统生产社会中，消费能力是阶级地位的体现，然而在当今社会，消费则是对下层阶级的安慰剂：“物，成为了对那些无法改变（阶级地位）个人或群体的一种补偿”。是“有缺陷的消费者们”一种精神上和价值上的“自我泅渡”。

消费的快乐，已经不仅仅来自于占有生活必需品的自由感，而是来自于攀升为社会主宰性群体的渴望与期待。还有什么比占有商品的能力更能证明着现代人的生存能力呢？还有什么比购物时刻所激活的豪情，更体现成功者的伟大豪情呢？消费社会就是通过乐观、快慰和自信的购物者形象，悄悄改变和塑造了人们的自我认同。

让·鲍德里亚拓展延伸了鲍曼“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一理论，他认为“新穷人”在工作中越来越感到疲惫和乏味，才使他们更愿意通过消费来寻求心理补偿。他们不停地购物、旅游、娱乐，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固执地寄希望于在消费的帮助下找回工作中所缺失的意义和乐趣，二者注定是一场无望的自我泅渡。也因此，“新穷人”的享乐主义有一层抹不去的悲观主义色彩，是一种对固化社会自我麻痹的选择。

然而消费真能够化解“新穷人”的身份焦虑，并为他们带来一种轻松惬意的审美化生活吗？对此所有人都不持有乐观态度。大卫·利斯曼说：“闲暇本身不能决定工作的好坏，但工作不顺可以使闲暇失去乐趣。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有工作有意义，闲暇才有意义。”在当今社会，购物已经成为一种释放情感和宣泄自我的方式，然而无论怎么掩饰或者强调自己需要购物，购物本身都已经脱离了它本来的意义，成为可以独立表达人的主体价值的形式。（《消费社会》，让·鲍德里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大城市中的年轻人，尤其被这种撕裂的认同感所折磨：一方面，购买力的匮乏养育了他们精打细算的购物方式；另一方面，匮乏的购买力又刺激着他们疯狂占有商品的内在欲望。简单地说，越是匮乏购买力，越是急需购物的狂喜来填补；反之，越是深深体会着购物的狂喜，也就越是深深感悟到自身购买力匮乏所带来的焦虑。

在工作状况得不到改善，甚至还越来越恶化的前提下，“新穷人”们所迷恋的消费也不会显示出任何神奇的力量。它既不能化解他们的身份焦虑，也不能抵消或补偿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不幸。从某种意义上讲，为“双十一”和各种购物打折疯狂的我们，都是消费社会的奴隶，也是作为“新穷人”阶级无可奈何的选择。

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与之相变的，是穷人“价值”的改变。

在基督教年代中，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赎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着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代表着源源不断的财富。在资本积累中，有多少穷人进入工厂，意味着能够创造多少的剩余价值可供剥削，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为了把穷人们赶入工厂，统治阶级和精英社会炮制出了一套“工作伦理”，大致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工作最光荣、人不去工作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穷人法》和边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决了贫困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边际收益压榨到最大化。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就指出：“穷人存在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这就是穷人最大的价值。

然而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穷人在生产社会中作为劳动就业大军和储备力量存在的意义已经丧失，穷人的概念是通过在消费市场的消费能力来界定的。“工作伦理”已经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美学”——“过有意义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实现，而只能在超级市场的琳琅满目中梦想成真。

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是依据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每个社会用自己的形象建构穷人，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但是，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穷人，成为了彻彻底底、完全意义上没有用的群体。社会对新穷人没有了要求和期待，把他们从头到尾地审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一点价值，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无情地“驱离”。

控制和监督，以及被看作是善举的道德责任，是自古以来对穷人社会建构采用的方式。而在后现代社会，就如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伴随着穷人在新社会中的价值缺失，新穷人的处境也越发艰难，很明显的趋势就是福利国家的崩塌。

当今社会（无论是国内还是发达国家）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对底层、对穷人持续的污名化过程。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意味的穷富对立，"下层阶级"（lower-class）指向的潜在社会流动，"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的出现并风行，成功建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穷人形象。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底层阶级"逐渐演变为"穷人"的代名词。（三浦展：《下流社会》，文汇出版社，2007）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这、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词语让所有体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伴随于此，两个相关的概念也开始同时被贩卖：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议题，而只关乎个人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用鲍曼的话说就是：“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把贫穷议题从底层阶级的话语系统中分离出来，同时慷慨地赠与穷人们犯罪、反社会的添加剂。"底层阶级"从物质的极度匮乏中走出，变成危险与犯罪的同义语。以社会治安的名义隔绝穷人，零忍让（zero tolerance）政策的风行，监狱和更长期更苛刻的判决，联手其他众多社会机构，迫不及待地处决这些高风险的不稳定群体。当贫穷成为一种罪行，监狱开始代表衰退的福利机构出手挽救穷人。福利供给的削减，与犯罪率的上升，警力和监狱人口的增加，同步发生；眼下在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监狱产业均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当穷人由社会问题转变为典狱学和刑法学的问题时，穷人就不再仅是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俨然成为了这个消费社会的头号内部公敌。（《新穷人·新工作·新政治》，刘昕亭，《中国图书评论》2012.4）

鲍曼在书中写道：

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那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够完备，就可以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那里他们看不到任何人，甚至连狱警也看不到几次。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比如我在知乎看到的一个回复：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变”（鲍曼语）开始，西方世界曾经引以为傲的福利体系彻底改头换面：税收大幅度减少，社保一削再削，穷人们被更多地丢在社会底层自生自灭。慢慢免除了社会福利的美国，在近20年中20%最贫穷的家庭总收入下跌了21%，贫困儿童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了500万，同时得不到社会救济的老弱病残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支持削减福利，比尔·克林顿对此发表看法：“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已经完结”。美国学者华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贫困，而是减少穷人数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济对象的标准）。这个细微差别意义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穷人’是那些只关注自己而没有任何要求的隐形穷人。简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样生活。”

总而言之，新时代要求新穷人有这样的觉悟：不好意思给社会添麻烦了，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这一点我还想多说两句，近年来“反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了另一种“政治正确”，尤其在去年发达国家这种思潮呈一种爆发性的喷涌状。无论是川普各种出格的言论还是西欧难民潮引发的巨大的争议，传统的“政治正确”似乎已经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歧视、不平等、剥削与压迫所带来的负面效用，要远远远远的大于一点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换句话说，所谓的“白左”们的政治正确压根就没在社会真正确立起来，却已经被弃之如履、踩得千疮百孔。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无论是“普世价值”还是“政治正确”，都是西方现当代思想家们对复杂矛盾的现实社会，提出的一种妥协和调和式的价值观（可详见我之前的文章：《什么说有利于弱势群体的“不平等”才是公正？》），然而目前来看这种调和和妥协根本无法被客观现实所接受，那么调和既然不行，这一股长期被压抑与忽视的地狱火迟早要喷发出来，到时候会吞噬谁可以不一定，反正泥腿子们早就一无所有了。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鲍曼所有基于后现代消费主义的研究，都是说的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国家不需要穷人来被剥削、贡献剩余价值了呢，因为他们已经站在了世界吸血体系的最顶端，有无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为他们提供廉价劳动力：“耐克运动鞋在充满虐待的越南的血汗工厂生产，芭比孩子用品由苏门答腊岛的童工生产，星巴克咖啡来自危地马拉被太阳烤焦的咖啡园，壳牌的石油来自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穷的村庄……”所以发达国家中的穷人们，如果不能消费，那就连牲口都不如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在当今世界依然适用。

所以“新穷人”的理论对于现实中国的指导意义在哪里呢，我在《被割裂的北上广深》一文中写到过：中国就是一个小世界，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就是发达国家，站在了全国的吸血体系上。在光怪陆离的一线城市中，在消费社会压迫下寻求“精神泅渡”和“价值泅渡”的小白领们不在少数。毕竟在扁平的世界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总是相似的。

鲍曼指出：“今天的穷人，比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穷人，比任何过往时代的穷人，都更为无望，更为痛楚。”他们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对象，也不再充当生产社会里稳定的劳动后备军，帮助穷人已经丧失了任何经济利益，他们被彻底逐出了道德义务的世界。那么穷人的出路在哪里，鲍曼也很悲观，无论在书中还是知道他生命结束，都没有给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分析预测。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穷人还是新穷人，他们的出路必然在马克思主义上去寻找。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和方法论如诸多宗教、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绝对主义、目的论等等，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给穷人、给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劳动的解放、劳动者的平等和自由，作为20世纪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凝聚在新兴国家及其宪法之中。工人国家的宪法原则是一个将劳动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或普遍利益的核心部分的政治进程的产物。

阶级政治虽然依托于工人阶级这一客观的社会阶层，但它预设了一种基于宏观的理论分析而产生的政治斗争的方向，阶级政治只有在阶级超越自身利益而代表普遍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即只有当意识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是一种阶级使命时，阶级政治才能诞生。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矛盾的分析，工人阶级被确立为一个政治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斗争指向消灭阶级的未来，从而代表了人民的普遍利益和人类的最终解放。

不过新时代新新时代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鲍曼理论的意义也在于此：穷人难以像过去那样团结起来把自身的苦难变为公共关怀。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工厂制和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工人的集中程度，加上资本家经常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工人们的反抗情绪很强。只要将革命意识传播给工人，他们就很容易团结起来进行反抗，把自身的贫穷归结为社会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性问题，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他们的命运。这实际上是把无产者每个人的困境转化为公共社会问题。

然而新时代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和富人们地位虽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现今穷人们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并产生了耻辱感、内疚感。鲍曼指出，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并非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他们不是在惊鸿一瞥中偶然撞见一个洞天福地，而是必须生活在为富裕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中，但是消费社会所倡导的生活模式，连同消费至死的不渝精神，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根本遥不可及。所以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不能胜任挑选的社会职责，意味着羞耻感和不合群。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他们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并无法像过去那样团结起来反抗上层阶级。这与我之前文章中提到过莎士奇亚·萨森的理论：两极分化已经不能来解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关键词是“驱离”——穷人里这世界越来越远，越来越无望。

不过，由于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甚至会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在政治领域，我们不难在埃及、突尼斯的反抗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扩展至其他地区的各种“占领”运动，以及莫斯科街头的示威活动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生的“新穷人”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他们的命运与劳动从价值之中心源泉向资本价值增值之中介的角色过渡息息相通；但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之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至纸面媒体，“新穷人”都异常活跃，其话题遍及各个社会领域。但迄今为止，这一群体的动员能力及其政治诉求与新兴工人阶级或者说农民工群体的命运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缺乏长远社会目标的阶层，其代表人物大多是脱离了贫穷、活跃于消费性媒体、操弄着全球性政治—文化话语的人物。（《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汪晖，《开放时代》，2014.6）

“新穷人”身上的政治潜力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他们关心社会的变革，播散着从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价值，却甚少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另一个穷人阶层及其未来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是留给未来可以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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