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推荐HR们从历史的视角，了解我们身边这个“公司”。不过，业内暂时还没有一部叫“公司简史”的书，今天给大家推荐几本书，还有一部电视纪录片。
一、中国古代企业的起源
推荐图书1: 吴晓
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中信出版社（2017年12月）
——如果你时间较为宽裕，建议大家读吴晓波“跌荡”这套书（全2册），吴晓波对于“中国企业史学”的贡献功不可没，全文的叙事性和可读性非常强。
推荐图书2：陈磊《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经济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
——如果你时间比较碎片化，这个系列的漫画值得推荐，他们能把严肃的知识做到通俗化、视觉化，值得点赞。
推荐图书3 ：马晓强《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年10月）
——这本书书名有点“吃亏”，本书的亮点是，把中国古代商业史、近代企业发展史、西方现代企业都做了条理清晰的梳理。
以下内容，以马晓强的《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理论》为蓝本，分享几个知识点：
1、商周时期的商业起源
公元前11世纪左右，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商国遗民失去了土地，为了生活，他们便东奔西走做买卖以维持生计，这些以“做买卖”为固定职业的人就是中国古代第一波“商人”。
西周时期，商业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组成部分，但在“工商食官”的等级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商人服务于官府，由官府统一管理。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并起，官府对商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出现许多著名的大商人，如功成身退后隐居于宋国、被世人称为陶朱公的范蠡、孔子的弟子子贡、魏国的吕不韦等，春秋战国时各国造型迥异的钱币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
2、秦汉时期的工商业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这两个措施，对中国商业发展和文化传承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不过，土地和农业是秦王朝命脉，王朝一直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也由官府直接管理。
汉朝建立后，初期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西汉初期商业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民间富豪。然而，民间商业的兴盛影响到政府权力。在汉武帝时期，盐、茶、铜、铁被收归国有，规定私人不能贩卖盐和铁，这个政策对民间商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西汉时期对中国商业发展最有深远影响的，是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从此，中国的瓷器、丝绸在政府的运作和主导下能够远销万里，走向世界。
3、唐宋时期的商业繁荣
唐朝初期，尽管政治上对商人有明确贬低，但商业环境是宽松的，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当时的民营经济再度兴盛，手工作坊和服务业得以扩展，成就当时商业繁荣的盛唐气象。
比如，在都城长安设置东、西两市，市下设行，长安东市就有二百二十个行，每行其主持人称为“行头”，这标志着“行业协会”的出现，同时还出现“牙人”，即官方指定的职业经纪人，宽松商业环境，顺理成章诞生了一批又一批有实力的民间富豪、贸易商人。
公元671年，穆斯林商人穿过马六甲海峡抵达广州，广州很快成为穆斯林商人的集贸中心。因此，今天广州的商业传统和做生意的基因，完全是可以追溯到唐朝。
宋代是古代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最巅峰。据有关资料记载，北宋时期的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同时期的西欧人均生产总值为427美元。宋代当时煤、铁产量甚至超过了五百年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
宋代政治上通常被喷，但是在工商业成就非凡，比如宋代通过减税、允许民间自由贸易、鼓励海外贸易等措施，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北宋都城汴梁城内已经出现了夜市。
宋代商人中出现了坐贾、客商、牙侩等角色，大规模联号组织已经出现，金融业也不断创新，出现如塌房、廊房、柜房、兑房、钱铺、金银铺、寄附铺、交引铺等机构，商业经营中的簿记、商用数字、珠算等在这一时期也相继出现。
在企业制度方面，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合伙、合股”等合作形式的源头来自宋代 “合本、连财合本、斗纽”等惯例；在企业交易方面，宋代产生了定金制度；在企业销售方面，宋代产生包销垄断制度，即“立券”制度；在企业经营方面，宋代出现职业经理人“干人”。
当然，宋代的商业经济极度繁荣的背后，其本质却依旧是官商经济，宋代官府垄断经盐、茶、酒、醋、矾和对外贸易香料、象牙等商品。
4、元明清的工商业停滞
元代主要贡献，是大一统和辽阔的疆域为全球化贸易做了铺垫，泉州港得以重视，使之成为当时与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第一大港。元建立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银本位制度，发行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元宝钞。
然而，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对汉民族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元代，汉族富商基本绝迹，元代的民间商人集团主要是色目人，已经建立的官商经济模式也牢不可破。
到了明朝，政治的高压和集权造成了当时经济活动的异常，朱元璋曾两次将江南富豪“连根拔起”，又在南方沿海实施海禁，导致明朝工商业的扁平化和乡村化，棉花纺织成为明朝的第一大手工制造业。
此时，地球另一侧的欧洲，如火如荼的进行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开始工业革命，明朝此时也有机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不过基于种种原因，明朝选择了闭关锁国。
尽管明朝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这种以宣扬国威为主的航海行动，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朱棣驾崩后，航海活动戛然而止，造船和航海技术一并销毁。
明代商业最大亮点是商帮的出现，比如徽商和晋商，晋商被政府给予合法贩卖官盐的资质，其实这是特许经营的官商，官商经济在明代达到巅峰状态，从内阁大臣到地方督抚均参与商业经营。
清朝比元朝商业进步的地方，在官商领域重用汉人。清朝商帮得以继续发展，比如晋商从盐业转向金融业，山西票号是晋商对清代民间经济最大的贡献，山西票号控制了清代的国库省库，江浙钱庄控制县库。
1757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置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政府指定的贸易商）成为广东商帮的源头，1843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列强纷纷在上海设立租界，这是上海商业的兴盛起点。
总结：
我国古代企业早慧而晚熟，中国古代企业的发展其实是一部官商经济的发展史，商人这一社会阶层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二、中国近代企业的波澜起伏
以下内容，以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作为蓝本，做几个冷知识的分享。
“买办” com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语，用现在说法，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在当年上海，它被翻译成“糠摆渡”，谓买办介于华洋人之间以成交易，犹借糠片为摆渡之用，既表示其桥梁作用，又含买办赚钱之轻而易举。
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为全国唯一正式许可的对外通商口岸，并制定十三家牙行经营和管理进出口贸易，实行国营贸易垄断，这就是所谓的“十三行”。
“ 十三行”具有官商背景，属于对外贸易特许商，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十三行”中的从业者因此成为第一批从事合法外贸的商人集团。
到19世纪初期，“十三行”的商人财富已非常惊人。其中有一个叫伍秉鉴的人，他在1834年约有家产2600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清政府1/3的年度财政收入，被当时的西方称为“天下第一富翁”。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取消了“十三行”的贸易专营权。从此，那些财力雄厚、商业经营理念先进，而且拥有特权的跨国银行及贸易公司便成了垄断中外贸易的主要势力。
从“十三行”中散溢出来的人开始附依于外商，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买办。由于洋行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所以两地以及附近县城便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浙江的宁波帮等。
胡雪岩发迹是从结识左宗棠开始的，1862年，胡雪岩因机缘攀上时任浙江巡抚、正在跟太平军作战的左宗棠，此后20年里胡一直为左宗棠筹措钱粮、军饷，直接成了后者的“钱袋子”。
正是在这个“采运官”的角色，胡雪岩的财富惊人地暴增。在各省设立银号20余处，成为实力最强的徽商钱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
19世纪60年代，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创设机械缫丝厂，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根本无法与机械缫丝竞争，江南传统的丝商面临生存危机，胡雪岩却看到了机会，恰逢欧洲遭受天旱生丝减产，胡雪岩决定准备做生丝倒卖的生意。
1882年，胡雪岩花费巨资近2000万两从市场上大量收购新丝，基本垄断了行业。然而，意大利突告生丝大丰收，他只能将所有的生丝低价卖出。最重要的是，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局势紧张，金融危机爆发，胡雪岩的钱庄被大量挤兑，不足两月，胡雪岩宣告破产。
张謇，江苏南通人，1894年考取状元，第二年，他却做了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他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殿试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
起因在1894年7月，中日甲午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已年过八十，也是久跪不能起身。
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眼皮也没有抬过一下，张謇也是百官之一，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张謇下海办的纱厂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是实际上却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垫的。
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才能。在大生创办之初，他亲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2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
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平常饭菜两荤两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管理水准。
在晚清，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主要由4类人组成：一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二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三是无锡荣宗敬兄弟的民间商人，四就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张謇也被称之为“士商”或“绅商”，算是晚期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典范。
简评：
客观的说，吴晓波讲故事和信息检索能力非常强，这部书兼备学术性与通俗性。
推荐图书1：[日]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09）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
——这是书属于讲谈社系列之一，日本学者的“看兴亡”丛书，视野较开阔，本书解读西方第一个公司——东印度公司的来龙去脉。
推荐图书2：[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这本书是政治学者福山的作品，本书侧重社会学和经济学多维度去探讨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企业历史与发展。
推荐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央电视台2010年出品
——正如片子的名字，这个纪录片通过大量影像资料去给观众传递“公司的力量”，核心点“什么是公司、公司从哪里来，公司又走向何方”。
以下内容，以《公司的力量》解说词为蓝本，分享几个小节：
1858年4月10日，泰晤士河畔耸立起一座95米高的新建筑，里面安置着当时英国最大的一座钟，重达15吨，分针长度超过4米，大笨钟后来被视为英国的重要象征，它的出现，主要传递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标准时。
在此之前，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地的时钟是根据太阳运行各自调整的。但是，刚刚出现的铁路公司挑战了千年不变的自然法则。如果每个镇都按照太阳照过各自教堂塔尖的位置来校准时间，火车的运营将错乱不堪。
所以，随着铁路的蔓延，人们无法再跟着上帝转了，在幅员广阔的美国，对标准时的要求更加迫切。1883年11月18日，美国第一个全国统一铁路时刻表诞生，这一天的正午时分，美国东部的时钟全部回拨，从此，上帝的时间被改用人间的指针来度量，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宗教，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一个叫作公司的组织。
当然，被公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时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
今天的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先看数据。截止2009年，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解决工作机会，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
——这就是公司的贡献。
1991年，印度取消公司建立和运营许可证制度，十余年后，印度700多家软件公司使印度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1992年，中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今天，世界500强榜单上124个席位属于中国，此外，中国还有3000万中小企业在为这个国家提供发展的动力。
——这就是公司的推动力
。
作为市场经济中无可替代的组织，公司在众爱恨交织的复杂目光下成长、校正、自我更新。比如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来的2009年全球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前10名中有5位出自公司，他们的名字和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及王室成员列在一起。
——这就是公司的影响力。
说是公司缔造了美国，也许有些夸张，但是美国的综合实力显然是以它所拥有的550万家公司作为基石的。200多年间，勇于冒险、创新、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曾经改变了无数个欧洲移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新大陆自身的命运。
几千年来，世界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商业组织，如今，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被淹没在历史厚重的尘埃里，而公司，则在岁月的潮起潮落中逐渐成形。
公司的历史可能和语言一样古老。从两河流域的神庙银行，到古埃及的奴隶制工场；从丝绸之路上栉风沐雨的阿拉伯商队，到北欧繁忙的行会、作坊；从中国明清时期兴盛的商帮，到欧洲近代的各种商业同盟。
早在罗马时代，既有由合伙人共同出资的公司，他们选举管理人经营业务，雇员很少超过100人，和今天相比，这些公司在各方面显然并不成熟，但重要的是罗马时代确立的法律原则对未来公司的发展影响深远。
17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公司的起点，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称，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欧洲各国竞相以公司之名义、凭借政府之特权逐利全球，这是一段权力与金钱结合，财富和血胜的历史，公司在枪炮的护佑下，攻入一个又个市场。一个多世纪之后，特许公司的时代才宣告终结。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 1874年1月1日，经营了274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无数个小公司的兴起，改变了延续千年的经济秩序，经济权利不再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一种特权。告别特权后的公司，真正成为财富的创造者。
简评：
本片作为央视纪录片，从影像资料到解说词，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最后，分享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有几个知识点：
从第一代到第三代之间企业家精神的逐渐衰落并不是华人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被称为“布登勃洛克”（Buddenbrooks）现象，而爱尔兰也有俗语“富不过三代”描述的就是家族兴衰。
在美国，依照估算，8%的美国企业是家族持有，只有1/3的家族企业延续到了第二代。许多伟大的美国家族企业都经历过类似的衰落——例如杜邦、洛克菲勒和卡耐基，子辈和孙辈可能在艺术或政治领域有超凡表现,但他们在管理父辈的企业方面少有上佳表现。
美国和华人企业的显著区别在于，当发展到第三代，很少有华人企业成功地完成制度化发展。美国家族企业则会迅速引进职业经理人，尤其是在公司创始人过世之后，公司往往已经完全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孙辈或许依旧作为大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积极地参与公司的管理。
对比而言，在华人文化中，对于外围人的不信任往往使公司无法制度化。家族企业持有人往往不愿意让职业经理人来接手公司管理，而更愿意在公司的分化中默许新的发展，抑或让公司完全解体。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清末时期的盛宣怀，他早年飞黄腾达，但却不愿意把企业盈利所得再投资，转而将其资产的60%放到了用以资助子辈和孙辈的基金当中。在他去世后的十年内，这一基金被挥霍一空。他的例子似乎说明，一个原本可以成为中国的住友集团的企业，其资本被挥霍一空仅仅是因为华人对于家族的态度。
华人企业难以完成制度化，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华人家族企业总是难以壮大。这也赋予整个经济体一个大为不同的特征：公司不断地组建，兴起，然后破产。
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许多产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是垄断性组织，由若干产业巨头分割市场。而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市场有着成百上千的小型企业激烈竞争以求生存。
日本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其文化有很大一部分都源自中国。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把孝道视为核心价值观，子女对父母肩负着各种责任和义务，这些在西方社会则不存在。
从传统上说，儿子对父母的感情应当胜过对妻子的感情。两国文化都极力强调敬服长者，这一点在日本资历薪水制度上可见一斑。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奉行祖先崇拜，在传统的法律制度下，家庭成员共同担负法律责任。在两国文化中，女性都要严格服从男性。
当然，两种文化的家庭观念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对现代经济组织产生了直接影响。
比如最典型的差异是日本的领养制度。日本家庭不像在中国那样有严重的父系观念，在日本，在亲戚范围之外收养儿子并不是丢人现眼的事。当亲生儿子无力承担其家庭继承权时，日本人宁可把继承权传给全然陌生的外人。
在日本历史上，我们也会发现许多养子跃为显贵的例子。在幕府初年再度统一日本的将军丰臣秀吉是农民的儿子，他过继到了一个贵族家庭。有统计数据，日本家庭继承权传给养子而不传给亲生儿子的比例在25%至34%之间，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罕见之极。
日本与中国的家庭结构另一个差异点是长子继承制。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男性继承人遗产平分制度。日本在室町时代（1338—1573）就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的好处是，日本家庭通过做生意或其他形式积累的财产，不像在中国两三代之内就消失殆尽。
日本公司的终身雇用制，源自日本人在自发形成的群体里所养成的高度双向道德责任感。这种双向责任感既不是中国式的亲戚责任，也不同于法律契约责任，更像是一个宗教团体成员彼此间的道德责任，加入这种关系全凭自愿，退出则不能自作主张。
日本社会是高度平等、唯才是用的社会，但是，社会流动性的机会一般一生只有一次，即年少时参加的折磨人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是开放式的，有若干客观的分级，而各大学根据考试成绩来招收学生。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所上的大学（而非在校的实际表现）。
日本学生一旦工作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得到越级提升。公司可随意调遣员工，而员工很少在调遣中有发言权。高考落榜的学生实际上被挡在高薪的大型公司之外，当然在小公司他们还是能够找到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