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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
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人赖以生存的科学、政治和经济秩序，都与西方的新教，特别是
清教
，有着不解之缘。
如今“清教精神”已经成为很多现代人的素养。然而，清教的灵魂和鼻祖——约翰·加尔文，却始终沦为背景介绍。即便很多“加尔文主义者”，也只关注他的神学。
事实上，
加尔文
不仅是伟大的神学家，更是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实践家。他的思想遗产，至少从四个方面，塑造了现代世界。
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人情关系缔结的熟人社会，个人属于集体。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分工合作的社会，个人先于集体。个人主义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科学、法治、市场的果实。
事实上，个人主义并不是古已有之。完成这一文化革新的灵魂人物，是加尔文。
新教改革始于马丁·路德。他主张“
因信称义
”和“人人皆祭司”，抨击天主教的赎罪券。但天主教在经历短暂的混乱后，很快组织起反击力量。
在宗教改革即将夭折的时刻，加尔文接力改革，以清教社区的自治，将“人人皆祭司”发扬光大。
以至于马克斯·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断言，罗马教廷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路德，而是加尔文。
相比路德，加尔文的个人主义更加纯粹和彻底。
正如《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一书所说：
他认为，上帝对世界有绝对主权，任何集体都不能阻挡个人亲近上帝；
每个人都无法替他人得救或沉沦，都必须亲自读经、祷告，经受试炼。
为此，他不仅反对政权干预教会，甚至把教堂的圣像、乐器、装饰全部拆除……
正是这样的文化塑造，使清教徒率先脱离了集体权威的辖制，成为第一批个人主义者。
后世的曼德维尔、休谟、弗格森等人，都无法忽视加尔文对个人主义的贡献。
今天的英美，在政治、经济、科研等方面，践行着彻底的个人主义，也是加尔文思想的延续。
古人相信“万物有灵”，生活中充满巫术、迷信和禁忌。比如在传统中国，流行着画符治病、打卦算命；
中世纪西方用圣水治病，把解剖人体视为“亵渎神灵”。
而现代人认为，从来没有什么神水圣水，世界是物质的，是可研究、可改造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把这场古今之变称为“祛魅”。
事实上，对这个祛魅过程，加尔文也居功至伟。
首先，
加尔文明确鼓励自然科学，并赋予其宗教的价值与动力。
在《
基督教要义
》等著作中，他赞美甚至嫉妒医学家、天文学家，认为他们“展现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上帝造物的智慧和秩序”。
其次，加尔文对经文的阐释，清除了宗教对科学的限制。
他认为，
圣经的主题是上帝的启示与救赎，不是自然科学；所以不能机械地套用经文字句，限制科学研究。
这种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它实现了“信仰与理性的和谐”，并以信仰告白的方式，鼓励新教国家大胆地发展科学。
牛顿发表《数学原理》，甚至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时，都曾引用加尔文的思想：
人类阐释宇宙规律，就是借着造物的作为，证明上帝设计的精妙与智慧。
此后数百年，多次社会调查发现，清教徒只占西方总人数的40%，但是在科学领域的人数竟然超过80%。
今天，“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已经是举世公认的真理。现代文明国家，都普遍建立起宪法契约，将公权力关进了法律和制度的笼子。
事实上，有限政府的理念进程，加尔文也居功至伟。正如《加尔文传》等著作所揭示的：
他坚持“上帝的绝对主权”，拒绝承认自封的统治权威；
他坚持“人性全然败坏”和“君权有限”，要求限制公权力；
他认为，上帝与人立约，人民也该与统治者立约。
相比奥古斯丁、托马斯和路德，加尔文不仅热心政治，还兼具法律人的勇气、理性、雄辩和坚韧。
他因为坚守信仰立场，被法国天主教驱逐和通缉，数次死里逃生；
他的《基督教要义》名义上是向国王申辩，却喊出“教义和王冠一样重要”；
他反对政权干涉教会，暗示“人民有权反抗暴君”……
当这些极具爆炸力的政治思想，突破语言障碍传遍西方，直接引发了英国、荷兰和北美的政治革命，最终促成了三个海洋帝国的崛起。
甚至有人认为，现代政治理念的圣经——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所主张的“天赋人权”，也只是“加尔文现代政治思想的激进表达”。
如今，勤劳节俭、追求财富、精益求精、信守承诺等品质，已经是所有发达国家公认的美德。
相反，那些奉行封闭农业经济，鄙视商业和金融的国家，总是落入贫困、衰败、不公的泥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