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中的“农一代”通常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扩招，使“农二代”中部分“80后”和“90后”获得了通过职业市场进城安家落户的机会。这样的家庭事实上需要在两代人的生命历程中迅速实现家庭现代化，适应城市生产与生活体系的要求，构成“压缩的现代性”（
Chang，2010
）的典型样本。这一特殊的家庭经历使得“农二代”城市家庭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客观上“农二代”要实现从农村移居城市的“龙门一跃”，极为依赖“农一代”的积累和支持；二是子代成功的流动经验使两代人都默许子代掌握育儿的话语权；三是在托育制度支撑不足的情况下，“中间一代”作为双职工无法独立育儿，祖代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家乡的生活进入城市核心家庭。从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和相处时间来说，祖代陪伴儿童的时间不亚于父母。因此，祖代事实上在儿童抚育的过程中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言传身教的角色。
但与上述现实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于城市家庭直面的现代化压力和教育情境，城市小家庭普遍采取了一套培养“现代个体”的抚育观念体系。育儿的观念化转向一方面反映着市场、政治和教育体制的支配作用（
肖索未，2014
），另一方面也体现着全球化时代西方式现代教养脚本的支撑作用（
蓝佩嘉，2014
）。儿童抚育的过程也是文化理想传递与创造的过程（
费孝通，2009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围绕育儿观念和技术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张力，常常由表及里地牵动着更深层的家庭关系。
年轻父母通常把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视为培养儿童自主人格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但是对于我们访谈的大多数祖父母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要紧的观念，主要取决于经验和方便程度。有功夫就喂两口饭，避免清扫麻烦也是喂饭的原因。在豪豪家，妈妈最初的看法是，吃饭事小、性格事大，爷爷奶奶的做法阻碍了儿童自主人格的养成。年轻父母在这一点上的观点往往十分类似。
吃饭上，本来自己吃得很认真，后来他爷奶来了，为了不让衣服脏，不让他自己吃，要喂他，现在一直得喂。在我看来，洗衣服和让他养成自主进食的习惯来比，自主进食是更重要的方面。孩子在外面衣服脏了，在爷爷看来回去又得洗；而在我看来是他自主探索这个世界的表现，不应该去限制他。
（
豪豪妈妈
）
就拿他自己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要喂，他自己吃，能吃多少是多少，外婆就觉得自己吃不饱，想要喂饭。我要求他自己吃饭，从小培养他独立自主的意识，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再说，小朋友只是行为能力有点低，其实什么都懂，那大人就要引导的，引导他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替他做。
（
文文妈妈
）
不同世代之间存在养育观念的分歧是常见的，重要的问题是，在具体的家庭关系结构中观念的分歧最后可能会上升到不可调和之程度。
无论是祖代还是父代，都意识到培养儿童的社会适应性是重要的养育任务。但是，幼儿具体应当以什么形式适应社会，祖代与父代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比较来说，祖代偏向社会取向的养育方式，注重教孩子认人叫人、与人分享等促进社会融入的规范；年轻父母则更注重维护个体自由，有意识地寻求少受社会约束的状态。
在毅毅妈妈看来，孩子的性格就受到了爷爷的深刻影响。爷爷的养育方式带有乡村生活的特点，但是妈妈却认为这种过早的社会取向打破了幼儿自信心的自然发展过程。在毅毅奶奶的叙述中，孩子爷爷和妈妈基于这种分歧甚至爆发过冲突。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性格改变原因非常复杂，超出本文所能分析的范围，但是毅毅妈妈的叙述让我们看到，幼儿可能面临着互相矛盾的文化观念。
我公公这个人年轻时属于比较热情、能干的那种性格，来帮我们带孩子之前，一直是村里的村支书。他来帮我们带孩子，也是很尽心尽力的，就有一点他特别爱强迫小孩子喊人，小时候还不觉得，他爷爷让他喊啥就喊啥，邻居都说孩子性格好，开朗，招人喜欢。我虽然不认可吧，但是也没放在心上，后来我才发现孩子越大，就现在3岁多，话越来越少，也不愿意主动开口叫人了。我觉得就是和他爷爷小时候逼迫他去主动说话、打招呼有关系，我现在就有意识地去纠正，他现在不愿意和别人打招呼我是不会强迫他的，他自己开心就好啦，干嘛一个小孩子要受这么多约束。
（
毅毅妈妈
）
平等观念包括性别平等与代际平等等多个维度。以双胞胎家庭为例，平时白天父母上班由爷爷一个人照看两个孩子。日常生活中，孩子之间难免会打闹哭泣，爷爷处理孙子女哭闹的方式不同。在男孩子哭闹的时候，爷爷首先是安抚，如果没有效果，爷爷则会佯装拿树枝打孩子，并且说“男孩子，哭什么哭，流一点点血怕什么，一点男孩的样子都没有，妹妹都还没哭”。而爷爷对妹妹则会宽容一些，以安抚为主。对于爷爷差异化的教育方式，孩子妈妈是不认可的，觉得平等最重要，“男孩女孩就应该一样养”。因爷爷对两个孩子教育方式的不同，祖代与父代多次产生矛盾冲突。
年轻父母重视塑造儿童的独立性与个体性，因而认为在与儿童互动时也需采用与儿童平等的态度。在豪豪妈妈眼中，儿童是有自己情感节奏的独立个体，因此拿孩子作为话题来“逗”是不可接受的。
我就很烦小区里有些老人家，喜欢逗小孩，一会说要抢玩具啊，一会说不要小孩啥的，还有他奶奶有时候也喜欢逗小孩……奶奶认为，逗孩子正常的事情，经常会和孩子开玩笑。我认为孩子又不是玩具，为什么要被逗。看起来是句玩笑话，但会对小孩子心理造成阴影，有时候我就笑着说，喜欢逗，那逗自己好了。……在我看来，我和他是平等的主体。
（
豪豪妈妈
）
总结来说，在年轻父母看来，儿童更多被视为一个具有内在情感和权利的独立个体。儿童是需要“共情”的对象，不应当作为大人操控的对象或者等待被填充的容器。儿童应当被充分赋予自主探索的机会和权利。儿童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因此，压制、灌输、恐吓和“不尊重”的行为都不可取。本文尚无法评估儿童是否在生活实践中被落实为“现代个体”，但是上述理想育儿规范的核心位置是明确的。相比之下，祖父母对待儿童的方式更依赖自身的道德常识和生活经验，对待育儿没有年轻父母那么“观念化”和“知识化”。真正的问题是，在现代化观念与分工系统的映照下，农二代家庭中祖代的养育方式被视为“不现代”，自然化和经验化的做法失去了合法性。结果往往是，农二代家庭中祖代虽然承担育儿、家务等多种生活事务，但失去了制度化权威。
一般而言，上述育儿观念的代际差异体现出类似于“协作培养 vs 自然成长”（
拉鲁，2010
）的区别。蓝佩嘉（
2014
）观察到中国台湾地区新中产阶层的父母也会否定祖父母的抚育方式，并称之为教养脚本的“世代断裂”。祖代向父代的知识学习过程，也的确展现出“后喻文化”（
米德，1987
）的特点。但是，拉鲁指出其所研究的美国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的育儿惯习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正如援引自布迪厄的惯习一词所指示的，“家长们很少会意识到他们正在用某种具体方式引导孩子”（
拉鲁，2010：237
），而是一种几乎不需省思的融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自然行为方式。但是，本文所讨论的案例却与此极为不同，父代普遍处于现代科学育儿观的指引、规划和省思之下，有意识地依据“个体”伦理育儿，刻意避免以父母养育自己的经验再去养育第三代，甚至表现为对于“惯习”的刻意抵抗。本文将这种抚育观念的鲜明代际差异称为“显性断裂”。
“显性断裂”显示了父代对于教养脚本的高度敏感性和反思性，体现着适应现代社会和实现阶层流动的迫切需求。相比之下，祖代对育儿脚本的差异实际上并不重视。站在批判性家庭理论的立场，波斯特（
Poster，1988
）曾指出，“教养”在现代中产阶层家庭中占有核心地位，使用现代教养方式的父母通过成功的自律与克己的人格训练完成儿童教育，进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准备好一个能够不断应付竞争的现代独立公民。但是，本文的观察表明，农二代家庭中两代人对于“教养脚本”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存在质的差异，祖代与父代对教养观念的认识与运用嵌入在更深层的代际关系中。因此，父代对于现代育儿观念的吸收、理解与运用，还受到其所处的“祖—父”和“父—子”双重亲子关系的定义。
将“农二代”这种高度观念化与反思化的教育状态置于“祖—父—子”三代关系中，可以发现这对年轻世代来说具有“自我革命”的意义。年轻父母依据“平等”“科学”“自主”的新观念来构造新的家庭育儿理想。平等要取代权威，共情要取代服从，尊重要取代戏谑，自由要取代束缚。这非常类似于“家庭革命”（
赵妍杰，2020
）的当代版本，只是它所依赖的信念已经变成了科学育儿观念的杂糅。
在访谈时，豪豪是一名2岁半的男童。豪豪妈妈是一位“80后”的硕士，现任基层公务员；爸爸是一名“80后”的国企员工。爷爷奶奶都是“50后”的农民。豪豪出生以后，先是外公外婆来带了一段时间，然后由爷爷奶奶长期带。豪豪妈妈通过公众号和育儿书学习育儿知识，对豪豪的教育具有较高的规划性与反思性。她曾认为爷爷奶奶的行为不仅不符合理想的育儿实践，反而常常起到相反效果，因此自认为拥有一套比祖代更先进的育儿知识。
豪豪妈妈：
“我觉得第一重要的是让他有一个健全的人格，第二让他拥有幸福的能力，第三是拥有探索世界的欲望和基本的条件。”
访谈者：
“你觉得爷爷奶奶对宝宝的期待是什么？”
豪豪妈妈：
“他爷爷奶奶希望他比较乖，比较省心。希望他有一种世俗的规矩，比如不要去抓地上的泥巴呀，保持干净呀。不要去推别人的小朋友呀，比较有礼貌呀，或者是别人抢他玩具的时候，他要勇敢、不害怕呀。”
访谈者：
“这些方面，您赞同吗？”
豪豪妈妈：
“赞同的比较少吧，我带的时候，随便抓鱼掏鸟干啥都行，只要能保证安全的底线，就可以了，就是说一些束缚是不太想给他的。”
豪豪家发生过一次围绕“要不要在父母上班前把孩子叫醒”的冲突。豪豪爸爸妈妈的态度具有一致性。
爸爸认为每次上班前，要把小孩叫醒，小孩晚上睡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睡的，醒来看不到爸爸妈妈会很难过。爸爸小时候有过类似经历，睡醒以后发现家里没有人，家里大人都下地干活去了，感到极度不安。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有这种感受。而奶奶就认为是大人不想让小孩哭，没有认识到小孩情感上的需求。
（
豪豪妈妈
）
这段话更清楚地体现了父代对“现代育儿知识”的援引，未必关涉观念本身之正确性，而部分源于父代对自己被抚育经历的反思。父代的观念化倾向也与农家子弟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高度依赖个体力量克服困难有关（
许程姝，2023
）。表面上看，矛盾体现为“要不要叫醒孩子”的分歧，但年轻父母会投射自己小时候的记忆，现在所采取的养育措施和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反抗”的色彩。豪豪爸妈表现出意见主导的特点，特别是要把孩子叫醒才去上班的做法，在一般人看来未免教条。但结合豪豪爸爸的回忆和豪豪妈妈对于亲子“平等”的看法，抽象观念的主导性与他们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否定有关，希望在当下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纠正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错误”。这种反思与否定，在我们访问的很多“农二代”家庭中都有体现，只是程度不同。例如，博博妈妈也反思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并抵抗自己的“惯习”。
虽然说带孩子很累，但是孩子也带给我们很多思维上的成长。我自己被父母折磨的太痛苦了，我是从痛苦中成长的。但是呢，就算是成长了，也不免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因为大脑的思维模式是很强大的，需要天天训练。要耐心地去问孩子，去听孩子，他为什么这样子，和他共情。
（
博博妈妈
）
即使在代际观念冲突不那么强的家庭中，年轻父母的育儿经验也带有“重塑自我”的强烈意味，年轻父母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经受过的“折磨”或“挫败感”。慧慧家平时关系比较和谐。慧慧的爸爸妈妈都是本科毕业，现在都是公务员；慧慧平时由外公外婆带，外婆高中学历，外公初中学历。外婆年轻时家庭条件比较好，后来家道中落，但是受教育程度在同年龄层中是少见的，女儿也认为她对于“新事物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因为外婆学历比较高，平时参与慧慧智识教育的意愿强烈，但是，现在做了妈妈的女儿却并不完全认可外婆的做法。
（孩子）要有独立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大人的培养很重要，大人的引导很重要，要结合他的兴趣，在成长过程中，可能该严格也要严格。可能在学习中会讨厌父母，我从小就不爱学习，我哥就比较爱学习，我妈对我们都挺上心的，小时候会陪我们写作业，我妈对我要求不高，也没有发现我有长处的地方。可能条件也是一方面，还有那个时候我妈的思维也没那么开阔，感觉小的时候有些东西是错过了的。就比如说我小时候的爱好没有得到培养，那时候主要是学习吧。学习要求又主要在我哥身上，对我的要求没那么高，但是我就一直平平的，现在工作上也会自卑。不想让我儿子这样。
（
慧慧妈妈
）
对于父代来说，“现代个体”的抚育理念在显性层面已构成对“一体”观念的冲击。从父代向下看，朝向“现代个体”的教育是他们设身处地为子代着想并给予子代的最好教育方式，这其实也体现着父代“一体”意识的自觉；但是，从父代向上看，朝向“现代个体”的抚育方式又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祖代对自己的养育方式，正是因为父代把自己作为“现代个体”从“一体关系”中分离出来，他才会想象自己的孩子同样希望分离出去。因此，在代际共育中，代际差别就不仅仅是意见差别，祖代不能共情和理解孙辈时，其实就是不能共情和理解父代；父代否定祖代“不够现代”的教育方式，是对自己被抚育方式的一种反思。因为父代想要给予子代的最好教育，也是父代希望从祖代那里获得的。
在日常生活中，“显性断裂”构成了细密的张力来源。化解张力往往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消解祖代权威。这既可能是通过剧烈冲突的形式，也可能是通过更为平缓隐匿的形式。在豪豪家，围绕“豪豪穿裙子”的愿望，曾经爆发过一次大的冲突。豪豪想要穿裙子的愿望触碰了爷爷的底线。妈妈和爷爷各执道理，发生了争吵，但是对这个冲突的处理更值得揣摩。通过妈妈对孩子的反复“解释纠正”，在孩子心中消解了爷爷奶奶及其所坚持的社会规范的权威地位。
豪豪有一个阶段，也想要穿裙子，于是我就给他买了裙子，并且告诉孩子，男孩子喜欢的话也可以穿裙子。而孩子爷爷则因为这事和我们大吵了一架，说我们教的不对，男孩子穿裙子不伦不类。我当时也非常生气，性别意识是慢慢养成的，不会因为穿了一次两次裙子就有啥影响。越是阻拦他越是好奇，反而会有不好的影响，你让他自己穿，他体验后就知道，现在我儿子还经常说，爷爷说的“男孩不能穿裙子”“男孩不能哭”，我老是和他解释纠正。
（
豪豪妈妈
）
慧慧妈妈虽然不像豪豪妈妈那样正面消解祖父母的权威，但也表现出想要将孩子从祖父母的文化影响中分离出来的倾向。慧慧家在日常生活中较少呈现张力和冲突，但是慧慧妈妈也会刻意通过增加家外活动的方式，减少来自外公外婆的观念影响。
想让他跟更多的小孩子去互动，不想让他过多地跟外公外婆相处，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想让他在孩子的氛围里多感受吧，毕竟以后和同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而且和外公外婆包括我们在一起，他肯定是中心轴，但是在幼儿园的环境中，每个小朋友都是家里的宝贝，老师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孩子身上，需要让他适应这种环境的。
（
慧慧妈妈
）
祖代实际上也充分洞察到了自己在知识和权力上的边缘位置。不同家庭中的祖代也会采取不同的适应性策略。第一种策略是默认。例如，在双胞胎家庭，为孩子挑选哪家幼儿园完全是年轻父母做的决定，父母从未征求过爷爷的意见。爷爷是小学文化程度的货运司机，现在退休带两个孙子。爷爷表示自己也不想参与，一方面觉得自己不懂，另一方面也认为子女并不会考虑自己的意见，自己和孩子上幼儿园的唯一联系就是，上下学要准时接送两个孩子。第二种策略是学习。在慧慧家，外婆会在女儿的推荐下通过育儿公众号学习新知识。第三种策略是不认可。在祖代心中，纯粹育儿观念上的差别并不困扰他们。不过，不认可也会埋下冲突的根源。
年轻人比较讲究，要科学育儿，要求严格一点，比如孩子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我有时候看她（孙女）那么小，没必要……他们在家就他们管，不在家，有时候我也没那么严格执行……我们年轻时候带小孩，看不过来，才让他自己吃。没必要完全按照那些科学的方法，以前没有这些，而且生活还困难，哪儿能天天吃水果啊，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呀，我们不照样把孩子养得挺好，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也上大学了，不比别人差。我经常说，我能把你（
指子女
）养好，就能把他（
指孙辈
）养好。虽说时代变了，什么都讲究科学了。
（
小橙子奶奶
）
第四种则是自嘲，面对家里的分工安排，豪豪奶奶在访谈时开玩笑地说：“我们就是免费的老保姆呗，现在都这样，哪家都这样，洗衣做饭，有时候还不符合人家要求嘞。”不过，“老保姆”的自嘲，其实恰恰说明祖代完全从实际行动的角度来体认他们的职责，而不是以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来看待家内分工。
上述诸种态度和策略说明，祖代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分工模式中不拥有制度化权威。但是这些策略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于祖代来说，权威和分工不是家庭生活的首要问题，甚至不涉及家庭生活的根本，这是其策略行为背后的伦理立场。即使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城市生活，仍旧忍耐不适应、放弃挣钱或是舍弃娱乐也要带孙子女。就像豪豪奶奶说的：“咋说呢，适不适应也得带啊，他们都要上班，幼儿园可贵了，还有房贷要还，他们这边生活成本可高。”祖代只是设身处地考虑儿女在核心家庭经营中遇到的各种现实困难，在适应城市生活时面临的巨大压力。这既激起了他们对子女和孙子女的疼惜之心，也强化了他们分担竞争性压力的责任心，进而自然地将抚育孙子女视为“父母应该做的”。这“应该做的”，既是为人父母之常情，也是为人父母之责任体认。孙辈将来在哪里，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其实已经不可预期。儿女未来是否会回报或是否尽孝心，也是不可刻意图报的，更何况眼下的生活谁说了算。
父代在对自身生命体验的反思中，循着以培养“现代个体”为中心的教养模式，精心为儿童准备了一套现代个体主义的技能和观念体系，以帮助孩子适应现代社会。这套体系在观念上体现为科学、物权、自我、自主、消费等要素的结合；在组织方式上体现为对市场教育机构、同辈群体和核心家庭亲密关系的高度依赖。对孩子的塑造，为年轻父母提供了一次“理想自我”的演练机会。父代怀着“现代个体”的理想审视自己的成长经历，亦希望在下一代身上延续或深化人格自主的成长理想。这事实上意味着，在更切近于农业文明的“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中，父代试图使自己和孩子摆脱传统世系意识，这既造成了抚育观念上的“显性断裂”，也指示着两代人在快速变迁的现代化进程中所体会到的切肤之痛。今天年轻一代所觉察到的“做父母难”或许也在于，需以每一日的生活实践化解时代变迁造就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