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第一份日报《浪花新闻》创刊于明治八年（
1875）十二月。
第一份日语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创刊于明治三年（
1870）二月，东京第一份日报《东京日日新闻》创刊于明治五年（1872）五月，大阪的日报比东京迟了三年多。以《内外新闻》为代表，大阪于幕末也曾发行过数份报纸杂志，然而多是一月数次或隔日刊行。且，持续发行一年以上的，仅有明治五年九月创刊、明治八年四月停刊的书籍会社发行的《大阪新闻》一份而已。
刚创刊的《浪花新闻》在体裁上效仿了东京的小报《读卖新闻》
《浪花新闻》的创刊者兼主笔宇田川文海于明治八年（
1875）八月辞去《遐迩新闻》记者之职，翌月起在其兄长茂中贞次创办的《神户港新闻》担任记者。他得知大阪没有报纸后，开始企划在大阪发行报纸，于同年十一月访问发行了《大阪新闻》的书籍会社并征求意见，据说该社的负责人异常冷淡地表示
“发行报纸……不，不行，请不要做。难听的话就不说了……虽然这么说很失礼，但我觉得不管你们付出多少心血，发行量恐怕都不会超过500份”。
事实上，《浪花新闻》果真曾面临那样的困境。明治八年（
1875）十二月十四日，宇田川文海、茂中贞次及同在神户港新闻社就职的赤获文平三人在大阪博劳町四丁目创立的浪花新闻社发行出版了第一期《浪花新闻》。表里两页、全部标注注音假名的小报，设有官令、杂望讯、投稿、市场、通告等栏目，在体裁上效仿东京的小报《读卖新闻》。基本流程是宇田川与赤获在大阪整理原稿，当日下午带到神户，茂中在神户港新闻社负责印刷，翌日清早带到大阪，上午派送。2如此大费周章完成的报纸，销量却很惨淡。据江上朝霞回忆，创刊之初每日销量为150份，其中有价报纸为100份，一份一钱，一日的总收入约为一日元，根本不能覆盖掉诸项经费。据说很多读者的反应都是“
什么是报纸？是上头的告示吗
？
”在此状况下，《浪花新闻》效仿《读卖新闻》沿街读卖的贩卖方式，用每日十八钱的价格雇用四名卖报人让他们沿街叫卖，结果是
“虽有人聚拢围观，却无人出手购买”，每月订购的读者不满200名、一天销售量不满500份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事态开始有所好转大约是在明治九年左右。明治九年（
1876）六月增加字数、将版面扩大至四页建制之际，销售店在大阪有六所，再加上京都、东京、神户共有九所。此时，招聘曾为《浪花新闻》投稿家的、京都出身的伊东一英（笔名为
川图乐水）为记者，另有四名采访记者入社。这四人均于此后不久与《朝日新闻》产生关系，分别是古董商
/茶道/俳谐的宗匠佐伯久作（雅号华人·庐屋）、情歌都都逸的宗匠野口市平（笔名为野野口一瓶）、新町的高级娱乐场所的儿子加藤信次郎、能乐的笛子奏者森田流的家元的长子森田作次郎
，四人均是当地的文化人或艺术家之子。他们所代表的当地的文化网通过提供信息、参加投稿等形式，推动了报纸的普及。
晚于《浪花新闻》四年才创刊的《朝日新闻》
最具代表性的是报纸演说会。这是有志的报纸投稿家们组成的联合会，宗旨是为忙于工作无暇阅读报纸之人或不识字的女性及孩子等“下等社会”挑选出对他们有益的内容清晰明白地读给他们听。
明治十年（
1877）二月十六日发起人山本舆助在自己家中举办的演说会是肇端，后改为逢五之日在寺院或神社举办。据记载，天气晴好的日子里甚至会聚集300-500名听众。演说会的讲演者们自称是广演社，后分裂为东广演社和西广演社，分别组织自己的演讲会。除此之外，还有被称做辩舌会的组织也曾举办过类似的集会。
此类报纸演说会开始活动的时期恰是西南战争开始之际，
由于对战争的关心及投稿家俱乐部的支援两方面的高涨，大阪的报纸发行量有了大幅增加。
明治九年秋的《浪花新闻》发行量为
1400-1500份，报社的期望值是2000份。随着熊本神风连等士族的反叛运动的兴起，发行量逐渐增加，在西南战争中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四十名卖报人每天每人卖出四五百份，报社自身还有十名以上的送报人，一时甚至达到三四万份。基于内务省年报的数值计算下来，《浪花新闻》平均每期的发行量明治九年（1876）六月之前为1010份，而明治九年七月至翌年六月的一年间一跃飞升至2598份。晚于《浪花新闻》两个月创刊的《大阪日报》是刊登社论的大报，至九年六月之前平均每期发行量不足900份，九年七月至翌年六月的一年间超过了3000份。虽然与东京各报10000-20000的发行量无法相比，然而这毕竟是报纸在大阪开始得以固定下来的第一阶段。
西南战争的爆发，导致大阪的报纸发行量大幅增加
然而，这种繁荣景象在结果上却对《浪花新闻》及《大阪日报》产生了负面影响。《浪花新闻》为了快速完成增加的报纸数量的印刷，迫切需要购入自己持有的印刷机，曾担任鸟取县参事的黑川正治担任社长后提供资金，于明治九年（
1876）十月在北浜设置印刷厂，报社也搬迁至此。然而由于纸张费用及职工的薪俸也在增加，财务上陷入闲境。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经营方针方面黑川社长与宇田川文海的意见不合，明治十年八月宇田川辞职。
结果《浪花新闻》于当年十一月末停刊。
《大阪日报》在1888年改名为《大阪每日新闻》，是大阪现存最古老的近代报纸
另一方面，资本及器材均完备的《大阪日报》虽然在西南战争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社主（社主：拥有该报社的人）西川甫与社长（社长：相当于聘请的具体执行人）平野万里却围绕收益的分配及发行权产生了冲突。平野策划带领数名编辑从《大阪日报》退社，买进短命报纸《浪花实生新闻》（后述）的股权，于明治十年（
1877）十二月十八日创刊了对手报纸
《大阪新报》
，企图逐步挤垮
《大阪日报》
。然而《大阪日报》紧急起用山胁巍为编辑，并拜托福地樱痴从东京派来干河岸贯一与甫喜山景雄，重新调整态势，
此后数年间形成两份大报竞争的局面。
或许是注意到在西南战争中报纸发行量的急速增长，明治十年（1877）七月六日《浪花实生新闻》、八月三日《大阪新闻》创刊。前者是全部标注注音假名的两页建制小报，从事酒类零售的高田喜五郎担任社主，曾在《浪花新闻》就职的佐伯久作（久兵卫）兼任记者与采访记者。后者是设有社论栏的四页建制大报，社主上野宽三受到数名杂鱼场鱼类批发店老板的支援，茂中贞次担任印刷，在神户的关德及雕刻家波部主一（主城）担任编辑。从《浪花新闻》辞职的文海在兄长的推荐下加入《大阪新闻》，同时自八月十八日起执笔《浪花实生新闻》。
如前文所述，《浪花实生新闻》于明治十年十月中期休刊后被收购，改称《大阪新报》。另一方面，《大阪新闻》也于半年后陷入困境长期休刊，后与《大阪日报》的将就社合并，版面内容转为小报，于明治十一年（1878）三月二十八日从第146期复刊。关德及宇田川文海同时兼任《大阪新闻》与《大阪日报》的编辑。
上述围绕《大阪新闻》所产生的一系列动向，清晰地暴露了大阪的大报与小报之间界墙之低。
东京也并非没有像《大阪新闻》一样从大报转为小报的例子，但这种情况下基本需要更改名称并替换编辑，不存在主笔级别的人直接留任的例子。而且，文海这样以小报记者的身份兼任大报的编辑也可谓是特例。同一报社同时发行大报与小报，在大报小报兼任的人，前有假名垣鲁文的先例，然而鲁文本身首先是《横滨每日新闻》的记者，只是作为支援帮忙创刊《假名读新闻》并在两报兼任一年有余。另外，在东京，政党系小报多是由大报的记者同时在小报担任编辑。
版面内容的变化也与之相呼应。
创刊之初的《大阪新闻》及《大阪日报》是设有社论栏、投稿栏刊载的多为不标注注音假名、汉字与片假名混用的文章的大报，杂讯中虽没有插图，但却刊登与小报同样的连载小说，这些连载小说甚至会被改为评书或单行本出版。
比如当时知名的评书艺人石川一口就曾讲谈《大阪新闻》的连载小说，《大阪日报》刊登的复仇物语《复仇和歌之浦浪》后被做成西洋风格的插图小说出版。宇田川文海在《大阪日报》连载了三十回的《西南拾遗》也于明治十二年（
1879）七月出版。另，从明治十二年当时的《大阪日报》的版面看来，时常刊登有题为类似《斋藤阿松物语昨日之续》《吉常巡礼物语昨日之续》等篇幅较长的杂讯报道。东京的大报上最先刊登此类杂报连载的是明治十四年（1881）三月《东洋自由新闻》刊载的政治小说，之后除了《自由新闻》外，明治二十年代之前连载小说并未能在大报中固定下来。与之相反，大阪的大报很早便开始刊登连载小说，致力于杂讯报道，表现出与小报折中的形态。
宇田川文海在《大阪日报》连载了三十回的《西南拾遗》，后作为单行本出版
有一大批敬慕宇田川文海的投稿家继续追随、支援《大阪新闻》。下面根据文海的回忆录，列举主要成员的名单：田村太兵卫（心斋桥知名布店高岛屋的前身丸龟屋的主人、之后的第一任大阪市长）、丰田文三郎（三井丝店的年轻隐退人、之后的府会议员及众议院议员。笔名半眠舍梦三）、小森理一郎（蜡烛批发店主人、后来的大阪府会市会议员）、扇屋五兵卫（戏号末广要，船舶零部件商、后来的大阪府会市会议员）、山本舆助（俳号鹤步，租书铺商、俳谐的宗匠）、山本堪助（舆助之弟、雅号全九，俳谐的宗匠）、山田淳子（笔名三平二满，播州的女性，有名的歌人及教育家）、中村善兵卫（笔号中村真，杂俳的宗匠，后来的《朝日新闻》采访记者）、小野米吉（米商、后来的《朝日新闻》记者）、和田喜三郎（雅号风月，在演剧、净琉璃脚本、小说方面颇具创作才能，后来的《朝日新闻》采访记者）、德崎安三（雄辩家、心学道话的讲师）、吉田次郎（笔号铃目忠太夫，后来的铁道局官员），除此之外还有高桥房吉（笔号雨狐家为人）、伊东三甫（勉强堂）、小林重吉等。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其中尤以山本舆助、德崎安三、中村善兵卫等为中心举办报纸演说会，此种形式一直持续到西南战争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