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研究〡传记小说：当代英语小说创作的新潮流（上）

蔡志全

一、传记小说的定义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传记小说（biographical novel/fiction ）在英语文坛悄然兴起。“在从20世纪转向21世纪之际，传记小说成了最为流行、最受欢迎的文类之一”。传记小说是传记与小说联姻的产物，实现了在同一小说文本中不同文类、风格的跨界混搭。

目前，传记小说家、研究者纷纷试图定义传记小说，代表性的定义有：“传记小说是真实、有案可查的故事，讲述一个人跨越多年的人生旅程，把生平的原始素材转化成一种快乐而纯粹的真正的艺术形式”；“以真人真事为想象性探索题材，利用小说技巧来展现主观/主体性，而非客观的、基于证据的传记话语”；“传记小说是对历史人物生平的小说化再现，通过创造事件和人物来衬托这个人物”。“传记小说”这个概念已经被收入一些网络上的文学词典、工具书、百科全书。《作家百科全书》给传记小说下了定义，名为“作家文摘大学”的网站如是转载：“作家运用洞察力与想象力，把历史文献上记载的生平故事写成的小说。这种小说将传记研究与历史事实等元素纳入小说框架中，同时加入对话、戏剧性场面及气氛。传记小说与历史小说相似，只有一点不同：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有可能是杜撰虚构的，并将其置于真实的背景之中；而传记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文学门户”网站这样定义：“传记小说是小说的分支，以虚构的且通常令人愉悦的方式，讲述某人生平的故事。这类小说聚焦于某人一生中的一些经历及遇到的人。为了使其具有小说的形态，（作品）详细描写曾经发生的事件，有时还会做些加工润色；有时会根据需要，改变一些人名与事件。”维基百科也给出了定义，“传记小说是小说的分支，想象性地讲述一位当代或历史人物的生平。这种小说主要描述某人一生中的各种经历，遇到的人以及发生的事情。与其他传记性虚构形式一样，为了满足小说这种虚构文类的需要，常常会修饰或重新虚构一些细节。这些经过再想象的传记有时被称为“半传记小说”（semibiographical novels），以此凸显作品的相关史实性，以区别于其他传记小说”。

从维基百科的定义来看，“传记小说”（biographical novel ）与“传记虚构”（biographical fiction ）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后者的涵义更广：既包括“传记小说”，还包括传记电影（biopic）。同时，“传记虚构”中传记事实与虚构的关系更为多样化：有些只写历史人物，有些则以过去和现在两条平行线索展开。此外，对于作者而言，“传记虚构”比“传记小说”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虽然人物是真实的，不过作者可以赋予他们事实上并不具备的一些品质，甚至可以不顾已有的传记史实重新为历史人物立传。综上所述，“传记小说”概念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与此对应的英文表述分别为“biographical fiction”（bio-fiction ）与“biographical novel”（bio-novel）。

二、传记小说的兴起

英语传记小说经历了萌芽、诞生发展及走向繁荣三个主要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传记小说的萌芽期。一方面，小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传记化趋势。这时期小说的内容大致取材于一些历史名人的生平，不过一般并不会在小说中明确指出或点明。比如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的《十字路口的戴安娜》（ Diana of the Crossways ，1885）取材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权主义者卡洛琳·诺顿的故事；毛姆（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月亮与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1919）取材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高更的生平。另一方面，20 世纪初的传记创作实验促进了传记与小说的跨界融合。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友谊长廊》（ Friendships Gallery ，1907）A和《奥兰多》（ Orlando: A Biography ，1928 ）分别以真实人物维奥莱特·迪金森、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为人物原型，不仅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甚至打破了传记与小说的文类藩篱。在写作方式上，两部作品展现出明显的实验性：“《奥兰多》突破传主年龄、性别的限制，追随其四百年间的传奇经历，在轻松幽默的表面下以滑稽模仿的形式重新审视英国文学史；而《友谊长廊》则对传主维奥莱特的身世进行神话般的再现。”伍尔夫的这两部作品运用小说技巧对真实人物和事件进行想象性描述和渲染，生动地再现了传主的个性特征。

20世纪30至80年代是英语传记小说的诞生发展期。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1903-1989）被誉为美国传记小说先驱。他创作了《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 Lust for Life ，1934）、《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 Jack London: Sailor on Horseback ，1938）、《狂喜与痛苦》（ 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1965）等传记小说名作，奠定了他在英美文学界“传记小说之父”的地位。斯通指出：“一切最好的情节都蕴含于人性之中，人性永远丰富多彩、富有启迪作用，传记小说就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传记小说致力于记录这样的真实，因为人物就是情节，塑造人物就是展开情节，成功塑造人物就是解决之道。”在英国小说史上，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17-1993）创作的《唯一的太阳》（ Nothing Like the Sun ，1964）被视为“英国传记小说重要的早期样本”。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语传记小说创作再次悄然升温，到21世纪初达到一个新的创作高峰。传记小说在英语文坛独树一帜，已然成为英语小说创作的新潮流。新世纪以来的传记小说，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影响力，都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本文认为目前正值英语传记小说的繁荣期，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传记小说获得了英美等国家的重要文学大奖。1999年是英语传记小说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年，有两部代表作脱颖而出：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1952-）的《时时刻刻》（ The Hours ，1999）和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1940-） 的《裂云者》（ Cloudsplitter ）。这两部传记小说作品获得美国普利策奖提名。《时时刻刻》最终斩获普利策小说奖。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1952-）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为主人公的系列传记小说《狼厅》（ Wolf Hall ，2009）及续集《提堂》（ Bring Up the Bodies ，2012）先后斩获2009年与2012年英国曼布克文学大奖。值得指出的是，传记小说在非英语国家也获得了文学大奖。2014年，法国女作家莉迪·萨尔维尔（Lydie Salvayre，1948-）凭借传记小说《不要哭泣》（ Pas Pleurer , 2014）斩获该年度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其次，传记小说成为畅销书，长期高踞畅销书榜首。2007年，南希·霍兰（Nancy Drew Horan ）的传记小说《爱上赖特》（ Loving Frank ，2007）由兰登书屋出版后引起轰动，高踞欧美各大畅销书榜首。后来，该书获得专门奖励以美国历史为书写主题的“库柏虚构历史小说奖”最高奖，因而成为各个读书会热烈讨论的话题。2011年2月，保拉·麦克莱恩（Paula McLain，1965-）的传记小说《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 The Paris Wife ）在美国出版后就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成为美国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榜冠军并被评为亚马逊网站2011年最佳图书。迄今为止，该书已在三十五个国家（地区）相继出版，仅在美国的销量就已超过百万册。同时，在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等非英语国家，传记小说也十分流行，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

最后，当代出版的英语传记小说的数量也已颇具规模：“在最近二十年中，已出版的传记小说有几百部之多。”在这些作品中，以作家、艺术家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文人传记小说（literary biographical novel）异军突起，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玩味的现象：描写某位作家的多部传记小说不约而同地扎堆出版。比如，“戴维·洛奇（David Lodge）声称2004年为‘詹姆斯年’，安德森（Kirsten Anderson ）则认为2008年当属‘狄更斯年’，按照这个逻辑，2013年毫无悬念地无愧为‘菲茨杰拉尔德年’”。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放心地说，传记小说已经成为当今主流文学形式之一”。

促成当代传记小说兴起的因素很多。首先，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理论反思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为传记小说的兴起扫清了理论障碍，“文学与现实的界线被打破后，小说也在与其他文类和叙事体裁的融合过程中衍化了”。其次，传记小说的兴起顺应了当代英美小说的发展趋势。“21 世纪英国小说试图实现不同文类之间的越界与融合。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虚构’类与‘非虚构’类文学之间的跨越，譬如横跨小说与传记两大文类的文本书写”。再次，传记小说的兴起缘于作家的创作选择。由于怀疑传统的虚构文学符号，“当代小说家极力避免任意炮制文学符号的嫌疑，因此他们以历史真实人物为写作对象”。最后，传记小说的兴起与时下英美盛行的名人文化不无关系。传记小说迎合满足了大众对于古今社会名流生平轶事、尤其是私生活的好奇心，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

三、传记小说的类型

传记小说主要依靠“传记素”（biographèmes）获得人物生平故事的真实感。“就事实与虚构的关系而言，尽管每位作家为自己设定了不同标准，不过传记小说并不试图掩盖其混杂本质。有些严格遵从历史记录，另外一些则任意杜撰，有时甚至到了歪曲史实的程度。”对于传记小说家而言，他们运用事实与虚构的原则和方式大有不同，由此创作出不同类型的传记小说。如果以小说中“传记素”的多寡作为分类标准，当代英语传记小说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其一，史实中穿插或者嵌入有限虚构内容的传记小说。这类小说以事实为基础，嵌入想象的对话及心理活动，表现人物的所思、所感等主观性。欧文·斯通曾承诺他的传记小说完全真实可信，“我的传记小说中，百分之九十八的内容基于史实证据。”斯通在保证第一手资料详实可靠的基础上，以有限的虚构补充史料的缺陷，丰满人物形象，但虚构不能有悖于常理或超越史实。斯通坦言，“除了在技术上大胆采取的措施以外，本书的内容完全是真实的。”这里的“技术上的措施”主要指“对话不得不是虚构的，必要时也有纯小说的夸张……有一两个地方，我也描写过一段尽管无据可查，然而我相信有可能发生的小插曲……还省略了整个故事中几处不重要的零碎片段。”就再现史实而言，这类传记小说完全可以媲美严肃传记。当代英语作家中，戴维·洛奇、南非小说家加尔格特（Damon Galgut，1963-）等人的传记小说属于这一类。

其二，虚构故事环境/情节的传记小说。这类小说中的人物是史上真实存在的，不过他们被小说作者想象性地置于从未经历的环境中，或者被安排与事实上从未谋面的历史人物相逢。《羊圈中的狮群》（ Lions at Lamb House ，2007）中有这样的情节：为了诊治亨利·詹姆斯的抑郁症，身为心理学家的哥哥威廉·詹姆斯安排他与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见面问诊。事实上，这一情节并无任何文献史料记载，完全出于小说作者埃德温·约德（Edwin Yoder）的想象。英国小说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1932-2000）在《隐修宫》（ To the Hermitage ，2000）的序言中承认：“我也冒了风险，让一生中从未谋面的人们相见，不过他们确实应该相见。我还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与事业，赋予他们新气质，新机遇，新爱情。”此外，《奥斯卡·王尔德最后的遗嘱》（1982）、《查特顿》（1987）、《弥尔顿在美国》（1996）、《伦敦的羔羊》（ The Lambs of London ，2004）等传记小说的主人公也被置于虚构的历史情境之中。

其三，变形、虚化历史人物，给历史人物另起一个虚构名字的传记小说。盖纳·阿诺德（Gaynor Arnold）的《蓝裙姑娘》（ Girl in a Blue Dress ，2007）有一个副标题——“一部关于查尔斯·狄更斯生平与婚姻的小说”。小说源于英国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婚姻。女演员内莉·特楠的出现，终结了狄更斯与妻子凯瑟琳的婚姻。不过小说人物并未冠名查尔斯·狄更斯，而是另外命名为“吉布森夫妇”。在这部小说中，历史人物“狄更斯夫妇”与虚构人物“吉布森夫妇”的关系十分微妙，凸显了传记小说虚构与写实之间的“张力”。戴维·洛奇评论指出，在这本小说中，阿尔弗雷德·吉布森既是又不是狄更斯。多萝西娅既是又不是凯瑟琳。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仿佛使用的是双重视觉；如果故事中有什么似乎不大可能是真实的，或者与我们对狄更斯或凯瑟琳的知识不符，我们就把其归因于他们的虚构化身。做得不错，但该手法要求，读者的假设和期望不断重新调整，这会削弱读者浸入历史人物的主观性幻觉。

其四，真人真事与虚构人物/事件融合的传记小说。布鲁斯·达菲（Bruce Duffy） 的《如我所发现的世界》（ The World As I Found It ，1987）是这类传记小说的早期代表。这部小说颇受读者欢迎，似乎成了创作榜样。比如南茜·霍兰的畅销小说《爱上赖特》取材于一桩曾经轰动欧美上流社会的著名婚外情丑闻。小说按语写道：抛开叙述中众所周知的真实人物、事件、场所，其他人名、角色、地点以及事件都是作者想象的产物，或是虚构性的使用。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1948-）在《最后一站》（ The Last Station ，1990）后记中提醒读者：“在本书中，托尔斯泰的讲话大都是引用他的原话，偶尔也有我根据间接记录的对话内容创作出的语句。而对于其他人，我都是尽情地发挥，想象他们可能或者应该说些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上述传记小说的分类反映了传记小说的演化趋势：从早期狭义的传记小说（bio-novel）到当代广义的传记虚构（bio-fiction）的转变。小说家对“史实”的运用和想象越来越灵活多样，增加了传记小说的想象维度，扩大了当代传记小说的表现空间。

未完待续

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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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文娟

校对：静远

终审：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