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经济学家》杂志创刊了，现在订阅更享优惠，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长按下文二维码。
连平：推动经济去杠杆，既能解决当下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又能促进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经济去杠杆当以企业尤其国有企业降杠杆为重点，并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一方面既要加强宏观调节，又要从微观入手，表现为对货币信贷投放进行有效管理，并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另一方面既要控制增量债务，又要化解存量债务，表现为支持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并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当前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上升、融资可得性下降，下半年人民币贷款利率上行压力较大。
李迅雷：本轮调结构带来的价格上涨并非经济周期回升导致。由于政府逆周期投资刺激政策加上供给侧收缩，使经济实际增速超过不断下行的潜在增速以及国企的盈利改善，因此经济充其量回稳至 L 型，而非 V 型。未来资产过剩将成为常态，权益类市场资产的过剩将从以新三板为代表的非 A 股类权益资产开始并向 A 股蔓延，楼市过剩将导致房价先从三、四线城市开始回落并逐步向一、二线城市蔓延，配置核心资产、优质资产和稀缺资产将是今后投资时理性的选择。
诸建芳：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依旧稳健，通胀正处于缓慢回升的态势中，而并非持续疲软，随着美国就业的强劲增长，我们依旧看好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下半年的同步复苏以及中国外需改善的持续性。针对目前国内经济，房地产周期及库存周期下行对相关行业消费形成制约显现，并给工业生产带来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是由于“朱格拉”周期仍然延续反弹态势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改善，下半年工业生产仍然具有很强的底部支撑。
高善文：月度进出口数据回落与波动剧烈能否反映国内终端需求的显著走弱，仍需结合其他数据进一步观察；本轮黑色有色领域价格上涨具普遍性，体现了预期改观和流通环节存货回补背后的推升作用；经济长期趋势的改善对债券市场形成压力，但中短期而言，考虑到监管冲击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私人部门投融资需求持续大幅扩张的基础暂未具备，债券收益率或维持区间震荡格局。
林采宜：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第一个压力是民间投资动力不足，第二个压力就是资本外流。未来的经济增长看消费数据，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在 5%-6%左右浮动，在这样的收入增长情形下，居民消费升级是否能对冲房地产下行带来的冲击。大类资产配置方面，中国房地产泡沫毋庸置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美元资产推荐增持，尤其是美国科技股基金，对于中长期投资亦可选择收益稳定的美元优先股；大宗商品趋势性上涨的时代已结束，仍有交易性机会。
刘煜辉：供给压缩所驱动的价格上涨最终都要接受需求端周期的检视，需求端就是薛定谔实验中的那枚决定猫（交易者）的生与死的概率云硬币，趋势道路上也孕育着巨大的反身性和波动性。从真实物量的角度看，无论是库存还是产能的资本支出，都没有体现出周期因子的驱动；但名义值变化明显，价格效果几乎依赖于社会融资的顽强，信用扩张周期，对应的就是债务堆积。需求上升的闭环效果无法形成，完全要依赖外生力量，也就是债务。 “新周期”是一个新造词，理论的苍白使得这个词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价格趋势的车头上被人插上了“周期和产能出清”的标。没有新周期，只有老故事。
鲁政委：高杠杆的存在使我国货币政策面临松紧两难局面，需要做好平衡。国有特征浓厚的主体杠杆率更高，而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杠杆率则明显更低，因此“不松不紧”去杠杆的政策还需要深化改革措施的有力配合。具体来说就是，在短期内，严格控制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使有限的金融资源得到更优的配置；在长期内，则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预算硬约束机制，从根源上改变导致企业过度负债的微观激励基础。
潘向东：中国的经济周期是商业周期、创新周期和制度周期的叠加，中国要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周期，须依靠经济内生增长的力量，而目前中国商品供给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下半年，随着补库存周期接近尾声，大宗商品价格见顶，高基数效应到来，经济增速难免会出现回落。库存周期带来的是短期回升，唯有制度安排改革开始推进，才可以说是看到“新周期”的曙光。
沈建光：德国经济发展强劲未来可期，英国脱欧致使前景黯淡。对于德国，经济增速创六年新高，英国脱欧给法兰克福打造金融中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欧盟政治不确定风险降低，移民冲突也不似去年棘手，总体政治经济局势均好于往年，持续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英国，脱欧谈判前景黯淡，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动力不足、投资环境变差，其房地产市场已日益低迷，未来长期或遭遇更大的经济、政治不确定性。
陶冬：今年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元年，这个过程带来政策和资金流向的不确定性，同时汇率走势变得更飘忽，不过市场波幅大幅变窄、风险意识薄弱却令人担心。未来除美国财政上限影响因素外，九月缩表确定性增加，年底前再次加息则还需要观望。
汪涛：今年以来信贷增速逐步放缓，市场预期的经济增速下降却没有发生，原因有三个：一是时滞因素，信贷收紧对经济减速的影响或显现；二是经济结构变化，出口、消费等对信贷依赖度更低的行业增长较快；三是企业利润和现金流明显好转，降低了企业对信贷的需求。虽然最近债务占 GDP 的比重出现稳定的迹象，目前尚难以排除未来再次恶化的可能，惟有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大力处置僵尸企业、优化经济结构，才能趋势性地降低经济增长对信贷的依赖度。
伍戈：近期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的韧性以及所谓的“新周期”，与货币条件整体上的宽松有很大关系。下半年，随着实际利率的不断抬升、货币增速趋缓的滞后效应逐步体现，再加之人民币汇率由贬趋升，整个货币融资条件将不再继续宽松，货币政策由此逐步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而回归常态。这势必引导实体经济进一步稳中趋缓，但劳动力市场整体无忧，客观上将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邢自强：在去杠杆、加强监管的举措下，中国对海外地产投资将显著回落并对全球楼市带来降温效果，其中对中国投资依赖度最高的美国、香港地区、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地房地产影响最大。随着监管趋严，地产对外投资今年上半年显著下降，目前受企业境外融资放缓、民间投资机会回暖、人民币贬值预期的缓解等因素的影响，境内企业对海外地产投资的积极性将逐渐减弱，预计房地产对外直接投资 2017年将大幅下降 84％，并在2018 年继续下滑 15％。
徐高：债转股对实体经济去杠杆有显著作用，但其应定位为化解债务问题的辅助性政策。我国实体经济债务问题之所以严峻，除了债权主导的融资结构因素外，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下。面对因投资回报率不及负债成本而形成的债务问题，债转股无能为力，反而会加大经济中的道德风险。未来需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识别债转股的用武之地，通过法制化的手段来防止债转股成为逃废债务的“盛宴”，真正发挥去杠杆功效。
杨成长：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政策将出现四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并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服务实体，是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宗旨，是根本目的；严控风险并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底线；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动力；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我国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政治保障。
（首席核心观点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整理汇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