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自传》中,西蒙娜·韦伊详叙了她与基督教的三次相遇:
西蒙娜·韦伊与基督教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35年,她和父母一起去葡萄牙的波瓦迪瓦尔津(Povoa do Varzim)度假,此前,她曾在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繁重的工作使之身心极度疲惫,痛苦不堪。在这期间,西蒙娜·韦伊开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出发思考她的时代的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的屈辱、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当她在这个小渔港独自散步时,她听到海上渔民男女们在船上吟唱古老的圣歌,曲调忧郁,令人心碎。正经受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西蒙娜·韦伊突然获得了“不幸”的体验,他人的不幸从此进入了她的身体,进入了她的内心。她开始从内心感到“基督教是奴隶们的宗教......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0]
,西蒙娜·韦伊体味到自己就是受苦大众中的一个,而基督教就是受苦人的宗教。而她也由此对工厂劳动的经验进行反思,她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实际已看到基督教是受苦人的宗教,但却号召人们以革命替代宗教,她则认为宗教对受苦人更为真实和适合,因为革命是领袖、导师们的宗教,只把人的苦难作为理论来谈论。基督教则是不幸者、受苦人的宗教。
这次相遇,其实就是和贫困、和世界上的苦难的相遇,就是接受她所处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旅法知名学者程抱一先生有同样的体会:“
和西蒙娜·韦伊一样,我相信,如果没有对痛苦和死亡的体验,我们就不会有上帝的观念,甚至也不能想到任何什么超越。
”
[11]
“好人受苦(如约伯,耶利米、耶稣),不仅是世人得救的必要条件,更是信仰的日常维护......”
[12]
从此,宗教在薇依的思想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她意识到宗教的文字不论是作礼拜用的,还是《圣经》中的记载,都是为着认识与表达人世间的不幸和苦难,这也是唯一能称得上美的文字。西蒙娜·韦伊认为,不幸是绝对的。人的存在的不幸是无法消除的。西蒙娜·韦伊尖锐地指出,任何社会形态──哪怕是最近完美的社会形态,都不能消除人的不幸,不幸不同于不义,所以革命不能代替人的赎救,而只能掩盖不幸,忽略、看轻人的不幸,这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猛兽式的社会性的残忍。而在西蒙娜·韦伊看来,基督教极度重视人的不幸,上帝本身就成为了不幸,当人通过不幸爱上帝时,就是真正地爱上帝。不幸之于爱犹如神秘之于理智。“基督教的伟大源于它并不寻求某种超自然的药剂治疗痛苦,而是超自然地利用痛苦。”
[13]
正是出于对卑贱者的爱,对苦难的深切感受,西蒙娜·韦伊趋向基督教。于是,西蒙娜·韦伊和受苦的好人约伯一样“出空了自己,取一个奴隶形象,诞作众人的模样”(《腓力比书》2:7),来到世俗世界和众人同行。
第二次相遇发生于1937年春,西蒙娜·韦伊来到意大利古镇阿西西(Assise)的圣母玛利亚天使教堂(Santa Maria degli Angeli),她独自走进无比圣洁的小礼拜堂,那是她尊崇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ois)经常祈祷的地方,“某种比自我更强大的力量迫使我第一次跪拜在十字架下”
[14]
。这次相遇决定了西蒙娜·韦伊宗教性中的“服从”(obéissance)的要素:她必须服从基督的指示和预言,因为基督代表着纯洁无瑕。佩兰(Josphe Marie Perrin)神父对这次相遇有过这样的陈述:“《序幕》一诗中......她这样表达(这次相遇):(基督)引我来到祭坛前并对我说:‘跪下。’我对他说:‘我尚未受洗。’他说:‘心怀深爱,就象在上帝存在之地那样在这里跪下。’我服从了。”
[15]
这也是西蒙娜·韦伊第一次感受到圣事存在
[16]
。在她看来,“服从”是对冲动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冲动从根本上明显有别于那些来自感性或理性的冲动。因为这是要“服从某种超越我们的感觉和理性的至高的东西”。
[17]
第三次相遇是1938年在法国普瓦捷(Poitier)的索莱斯姆(Solesmes)修道院,西蒙娜·韦伊在那里参与了复活节的所有圣事,由于“高度集中注意力,我得以摆脱这可怜的肉体……很自然,在参与这些圣事的过程中,基督受难的思想就永远进入我(的身心)之中”
[18]
。她甚至听到基督经受尘世的痛苦直至喊出:“上帝,你为何遗弃了我?”(《诗篇,22》,《马可福音》15:34)修道院的一位英国青年向她介绍了乔治·赫伯特
[19]
的诗作。西蒙娜·韦伊翻译了其中名为《爱》(Love)的一首诗。每当她在心里背诵这首具有着祈祷格调的诗时,她都感到是与基督的直接接触,“在背诵的过程中……基督本人走了下来并且收容了我”
[20]
。“诗歌成为与上帝相遇的路途。”
[21]
只有像帕斯卡尔和西蒙娜·韦伊这样很少的神秘主义者的论著中,人们才能感受到一种不是通过呼喊与冲动,而是通过源于自然、与另一种实在相关的祈祷。应该说,西蒙娜·韦伊在这动荡不安的躁动人群中达到了这另一种实在,并且超越了摧毁人类至高价值的各种虚无主义和唯物主义。她的祈祷一如哈拿(Hanna)的祈祷,哈拿在人生的苦难经历中得到了上帝的引领和祝福,接受上帝的塑造(《撒母耳记,上 I》),这正是西蒙娜·韦伊所说的祈祷:“绝对无掺杂的专注,即是祈祷。”
[22]
哈拿在祈祷中遇见了神——最慈爱的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应当注意,西蒙娜·韦伊说的是基督“走了下来”,这个“下来”很重要,是她与多数宗教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她看来,不存在“升越”的运动,
如若没有上帝“下来”,我们自身中并不具有自我提升的能力。能够提升我们的力量来自彼处,来自从高于我们的上帝那里下来的力量。只有“神恩”的降临才能使我们重新向着上帝的高度提升
[23]
。这就是西蒙娜·韦伊的神秘主义的经验,她由此达到了神秘主义的最高精神境界
[24]
。西蒙娜·韦伊独特的神秘主义体验,对于解释和理解她的精神历程和思想形成至关重要。
[25]
可以看到,西蒙娜·韦伊的圣徒之路的起点并非承袭家庭信仰:她和家人对《旧约》,对犹太教和犹太血统的看法都有所不同;也并非受到什么不可承受的外部压力,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心灵的欲望,是精神本性使然,也就是她的意识活动的必然结果。西蒙娜·韦伊身上的宗教气质和“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天性与基督教精神是契合的。是进入基督教的可能性的基础。对此,还要做几点说明:
1. 拒绝平庸的生活是能够接受神恩、被上帝提升、即进行精神超越的开始:
S.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在西蒙娜·韦伊的最后年月也在伦敦,她是从奥地利流亡英国的——曾经说过,在“黑暗年代”生活,必须做到“不凡”,才能保留希望
[26]
。西蒙娜·韦伊从孩童时代起就显示出与常人不同的气质,她在亨利第四中学的哲学老师阿兰(Alain,1868—1951)就曾经高度赞扬他特别欣赏的这个学生:“我很熟悉西蒙娜·韦伊,我认为她高于、而且大大高于她的那一代人。我读过她对斯宾诺莎的评述,堪称出类拔萃。”
[27]
西蒙娜·韦伊确实太不一般了:她始终拒绝过中规中距的生活,拒绝去关注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事情:赡养和照顾自己的身体;发现爱情并且与其他人——比如丈夫、配偶、子女或朋友——的爱纠缠不清;拒绝从事尽可能获利、令人满足的工作;拒绝感受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的共同体或世界。她从来不会沉沦于平庸,不会跟随芸芸众生进入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的固定程序:这种精神使她不得不过一种“孤独”的生活,从道德、精神、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她永远独自行进,永远处于对灵魂与上帝相遇的期待之中。
[28]
2. 追求真理的旅途:
法国哲学教授François L’Yvonnet用le Grand Passage(伟大的旅途,过程)作为他主编的关于西蒙娜·韦伊思想的论文集的书名,Passage堪称她的“圣徒”之旅
[29]
——意味着从希腊哲学渊源出发到基督教精神的过程
[30]
——他称道圣徒西蒙娜·韦伊是passgeur
[31]
。Passage在西蒙娜·韦伊的生活中展现为一种连接,显然来自犹太教哲学思想
[32]
。在西蒙娜·韦伊那里表现为从雅典到耶路撒冷的思想历程,哲学家与预言家连接起来;从西方到东方的经过……还表现为从理论到实践、从智慧到科学、从学校到工厂的路途。特别是西蒙娜·韦伊的柏拉图式的有关实践的思想值得注意,她巴黎高师的同窗Jean Beaufret说得好:“
希腊人完全不是拿理论和实践对立,而是认为理论是最高的实践……在希腊人的语言中,理论是成为事实、拥有直视本质的眼光的最高方式。
”
[33]
此外,Passages是寻求真理的旅途,西蒙娜·韦伊谈到14岁时的精神危机时这样说过:“若生活中没有真理,我宁可去死。”
[34]
她说:“对我个人而言,生命归根结底是除了对真理的期待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不过,“真理,并不是作为真理,而是作为善被人寻求”。
[35]
圣徒之旅也是追求真理之旅,即意识活动之旅。所以,西蒙娜·韦伊认为“思想不是通过感觉而产生的,而感觉确是通过我们的全部思想构造出来的”
[36]
。这样的旅途表明“真理并非通过证据,而是通过探索被发现,它总是试验的……”
[37]
,不存在现成和固定的真理,也不存在强加于人、为某种目的自诩正确万能的真理,那样的真理根本不能称之为真理,真正的真理永远追求信仰之路途中等待我们的探索,期待上帝下来降临神恩。
3. 神秘主义的道路
西蒙娜·韦伊的基督信仰思想是从她深刻的人生与社会的体验中得出的。特别是战争惨剧对欧洲文明的摧残使她感到欧洲从1914年以来就受到“内病”的侵蚀
[38]
。她认为,欧洲病的发生原因是取消了宗教问题,也就是取消了人应该永远直面的善恶之选择的问题。多少年来,人们运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是“非宗教”的方法,即否认善恶对立,以“一切都平等”的“对错”判断原则把人与作为“定向努力”的人的“本质本身”脱离开来。另一种方法是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在对伪装成神明的社会现实的绝对崇拜的意义上讲的宗教方法
[39]
。这种方法意在划定善与恶这两个对立面“无权进入”的围墙,使人产生这样的幻觉:可以在监护人的围墙之外免除任何伦理责任
[40]
。这两种方法都使欧洲走向失败:前者使欧洲分崩离析,后者造成专制的恶果。西蒙娜·韦伊的分析今天看来还是充满睿智的启示,难怪对西蒙娜·韦伊崇敬有加的法国作家加缪感叹道:“在我看来,若不关注西蒙娜·韦伊在《扎根》中确定的要求,欧洲的复兴是不可想像的。”
[41]
西蒙娜·韦伊探寻的是第三种方法:神秘主义。
1)西蒙娜·韦伊把与上帝的三次相遇的经验理解为神秘主义的经验,并且接受下来。对神秘主义的体验是“通过灵魂和绝对的善的统一消除善与恶的对立得以实现”
[42]
。她的信仰的神秘合一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的上帝。这是真实的爱的结合,灵魂在这之后“总是变成他者”。灵魂为了这种变化应该赞同上帝。西蒙娜·韦伊的神秘主义在基督信仰的神秘主义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她始终坚持理智精神指引下的基督信仰,把基督信仰与宗教信仰区别开来,基督精神不等同于基督宗教。哲学家西蒙娜·韦伊的神秘主义深受古希腊思想的启发,她避开了上帝问题上的存在论证明,明确地站在帕斯卡尔一边,因为“在帕斯卡尔看来,笛卡尔在这个证明领域中是‘无用和不确定的’,无用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指明上帝的存在;不确定是因为如果人确信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是我们的,那神性世界对我们永远不是陌路”
[43]
。西蒙娜·韦伊确信,只有神秘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与上帝之间的“人对人”式的相遇。
2)神秘信仰、诸说混合的启示
西蒙娜·韦伊的信仰神秘思想体现了基督信仰神秘主义的共性,但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它同时区别于一般宗教和无神论。
西蒙娜·韦伊接受基督精神和基督宗教、信仰和信教,相信人在有形教会之外凭借神秘信仰接受神示而获救。西蒙娜·韦伊称之为“涤罪无神论”(l’atheisme purificateur),这样的思考是沿循她的导师阿兰的立场:拒绝把无论什么样的希望、迷信都归于“宗教性”,纯粹的宗教性并不意味着满足一切希望,而是奇迹般满足我们最强烈的希望,即上面提到过的精神诉求和精神体验。西蒙娜·韦伊所谓的“涤罪无神论”,就是脱离尘世欲望、就是拒绝让信仰服从人的欲求的行为。这也是西蒙娜·韦伊的基督教神学的本质所在。每个认同基督之爱和真理的个体,都应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承担爱的重负,在受难的心灵中接受无限的神恩。这也是对崇尚形式、轻视信仰而又善待伪神偶像传统的无神论的否定。
[44]
其次,韦伊以基督论为支点,提倡“诸说混合”,极高的哲学文化修养和丰富的自然、社会科学知识的积淀,使她坚持大公信仰的意义。她认为包含真理的思想存在于不同的宗教经典、文学与科学著作中,真理遵循不同的途径显示在人们的精神中。比如希腊几何学和诗歌,中国的道教,埃及的俄赛里斯教,印度佛经等,都融合了天主教所包含的真理。在印度、希腊、中国,历来就有实践沉思的传统,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沉思相似,是超自然的。而柏拉图与受难的圣·约翰之间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印度的《奥义书》和受难的圣·约翰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中国的道家也有些地方接近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这些思考从历史与信仰的神学意义的深层次上对偏重秘修或灵修、忽视信仰真理本质的文化传统有所启示。对坚持排除“异端”和狭隘信仰的倾向也是一种善意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