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最终的实力、财富、货币、形象是由其国民素质决定的；高楼大厦、金银财宝、巨大的生产能力，甚至强大的军队都可能成为过眼烟云。而国民素质是由历史、文化、教育和制度决定的。
北京的房地产过去为什么不值钱？因为产权不清，无法交易或交易成本太高。现在为什么北京的房地产这么值钱？是因为产权保护，房主拥有房产证，可以比较自由地买卖交易，受法律保护。
过去北京房地产价值的坐标系是计划经济，因此就不值钱；现在北京房地产价值的坐标系是市场经济，因此就值很多钱。现在要问，如何使北京的房地产成为越来越好的资产？我的回答是提高国民素质。人民币的走势也是一个道理。
在我看来，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个方面亟待提高。
1、缺乏公共意识
公共意识实际上是在私有产权清晰和法制环境下培养和逐步形成的。在产权清晰的条件下，可以拥有私有房地产、企业、花园等等。有私才有公，公共领域是相对私产而言。不管你拥有多少私有财产，在生活中，你必然会遇到私产以外的公共领域。由于公共领域是许多人共享的，所以要建立在公共领域的行为规范。所谓公共意识，就是公民自觉遵守在公共领域的行为规范的意识，即要学会区分你的行为在家里和在公共领域是不同的，同时要求公民自觉遵守公共领域的行为规范。
我国在历史上公共意识一直就比较弱，加上“文革”搞极左，以公共名义干了许多坏事，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公共意识基本上摧毁了。所以我们公共意识相对较差，这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从车里向车外随手丢抛垃圾；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嗑瓜子，将瓜子皮丢到不容易清扫的角落。这些人没有算过成本，我们自己花很小的成本就可以将垃圾放在垃圾桶中，如丢在高速公路上或著名风景区的悬崖下，要费很高成本才能将垃圾清扫干净。有些污染是花多高的成本都不可挽回的。
尤其让人尴尬的是看见同胞们不讲公共意识和外国讲公共意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当你听到大声喧哗时，放眼望去，有很大的概率那是我们的同胞，因为外国人在公共场所说话是尽量压低声音的，怕影响别人。我曾多次在国际大空港候机室中看到同胞们打扑克（拖拉机）大声吵闹喧哗，有好几次发现是一些机关的代表团。周围的外国人以奇怪的眼光看着这帮大声喧哗争吵的东方人。当争吵激烈时，有的外国人甚至耸耸肩，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望着这帮打扑克的同胞，心想他们大都是受过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人，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公共意识都没有呢？
在音乐厅等各种高雅演出场合，我们常见到迟到的、早退的、带小孩子的、打手机的、拍照的、聊天的，他们在做这些举动时非常坦然、旁若无人，全然不知他们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别人的权利。我曾建议有关部门统计一下北京居民平均几年住房装修一次，我想读者一定有过被邻居装修带来的噪音、垃圾和闲杂人员所困扰的经历。装修过于频繁是由于装修者只付装修的成本，而没有对其产生的负外部性付费，从而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这里是有公共意识人们的地狱，是无知人们的天堂”，我写这就就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2、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没有现代意识、风险意识的人是不应使用现代设备和工具的。近来，我们常看到的危险化学物品泄漏、恶性交通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等，这些多是责任事故，是人的失误，原因是这些人没有现代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农民用传统方法种地是不会出重大安全事故的。30多年前我插队的村子叫西王路村，作为伙房管理员，我要到邻村南王路村去买菜和副食品。我经常套个牛车去买菜。有一次我在买菜回来的路上在牛车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牛车已经下了主路，跑到玉米地里吃庄稼了，我赶紧把牛车赶上主路回村了。这是一次事故，由于我赶的是牛车（低科技工具），其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我开的是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再加上汽车上装有化学物品，如果犯同样错误，损失就要大得多，可能危及生命。
我走在北京一条有许多名胜古迹的街道上，看到一位农民工给一户居民装防盗窗，他正在用电焊枪切割钢筋，电焊枪对着一棵至少有100多年树龄的国槐树，火焰把国槐树皮烧焦了一大片。我上前制止了这位农民工，我问他装一个防盗窗能挣多少钱，回答是100多元。我问他，你知道这棵古树值多少钱吗？如果使用现代化工具设备的劳动者的素质没有相应提高，危险和恶性事故一定是频发的，造成的损失要比使用传统工具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