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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之琪
李康：
我是一个乱读书的人，
社科译者需要乱读书的气质
采写 ｜ 张之琪
摄影 ｜ 吕 萌
李康并非出身书香门第，也不是翻译世家，但在他看来，走上翻译之路却多少有些“命中注定”的意味。
儿时的李康就对知识有着狂热的的追求，连各种犄角旮旯里的冷知识也不放过。父母都是文革前的工科大学生，家里最多的反而是《半月谈》《新华文摘》这样的时政期刊。李康央求父母，去订来了《地理知识》和《百科知识》，多少满足了他对知识的需求。
这样持续对知识的索取，很快有了成效。初一的时候，李康就成为了全校百科知识竞赛的冠军，在前三名的合影里，亚军和季军都是高三的瘦高个儿，中间夹着一个圆圆脸笑眯眯的小胖子。后来，他又跑去参加其他的知识竞赛，翻遍了辞海和手头的报纸，还专门跑去杭州解放路的新华书店里翻书，终于填好了所有的答案，邮寄给比赛的主办方。他还把全部的零用钱都省下来，购买《中国地图册》《中国行政区划简册》《辞海百科词条索引》这样的工具书。儿时的癖好，似乎也促成了他日后乐此不疲查阅各种工具书补充译注的习惯。
李康的英文一直很好，考大学时，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英文系，却没有被录取，学校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培养外语人才是为了从事外事活动，而因患有小儿麻痹留有后遗症的李康，不符合外事人员的形象要求。“现在听起来可以去告他们了，但那时候不会想到。”
那一年李康是杭州的高考状元，他的父亲和中学的教导主任不能接受他就这样被复旦拒之门外，他们一起找去了复旦的招生办。招办的负责人说，接收可以，但只能调剂到社会学专业。父亲打电话给李康打电话问他，“现在有社会学可以去，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挺危险，你要不要去？”“没关系，我去。”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社会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中西方文化比较曾一度很流行，央视的电视系列片《河殇》风靡全国，上中学的李康偶尔会写写时评和书评，这让他对社科类的专业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和向往。
在复旦读书的日子，李康似乎又像回到了儿时在家中疯狂汲取知识的年代。在学校里，没有人系统地带着他读书，他就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各种哲学历史文学国关的概论通史一通儿乱翻，进行自我“通识教育”，“学问谈不上增进，却误打误撞地对日后的翻译有所助益，遇到专名、定译知道该到哪儿去查，对于别人译著里的硬伤也更敏感。”
“复旦的图书馆经常低价处理各种外文旧书，很便宜，都是精装的原版教材，经济学原理、国际关系纲要、文化人类学导论什么的，我前后买过十几本，抱回宿舍一点点啃，看不懂就查字典，那时候刚出了陆谷孙的《英汉大词典》的大字版，还不是后来的缩印本。”除了看书，李康还把大把时间用来背单词，当时还没有新东方，没有红宝书，他背的单词书是章扬恕编的《两万分级词汇》，书中按照词频把每一千个单词分成一级，一共是二十级，李康刷了五六遍，把两万个单词都背下来了。他说那时候背单词不是为了考试，留学更是想都没想过，就是纯粹打发上课或开会学习时的大量无聊时间，现在想来又可笑，又有点可怜，但是很快乐。
第一次尝试翻译是为了完成作业。“当时有一门课叫做社会保障，要做一个作业，我选的题目就是比较欧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这个题目非常大，我也找不到什么书，就在三十卷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找到社会保障这个词条，一篇文章有几十页，我从头到尾读下来，捡重点翻译、整理，交给老师的时候，我就明说了，这是我从词条编译出来的，老师听了反而大喜，因为很多词条单拎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综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在复旦的四年，李康参加了很多演讲辩论比赛，毕业那年，作为学校的最佳辩手，他有机会去新加坡参加辩论赛，但是他没去，同时也放弃了留沪读研和回杭州报社工作的机会，他想换个地方“寻找在学术上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于是他去考了北大的研究生。他忐忑地托在京的高中同学打探自己的初试成绩，得知自己考了第三，第二是北大本系毕业，工作了几年又考回来的实力派，叫周飞舟；而第一名，简直是天外飞仙，人大社会学应届毕业，比第二名高出四五十分，叫李猛。
那是李康第一次拿起纸笔给陌生人写信，他向李猛“求问学习经验”。李猛并没有让他失望，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李康披着那阵子“耍酷”一直穿着的父亲那件“为人民服务”蓝色劳保服，坐在复旦大学的收发室台阶上，读完了一封信息量极大的回信。他读完信，在大太阳底下呆坐良久，他隐隐觉得，自己的大学四年白过了。这封信里，李猛介绍了自己在人大四年的读书领域和有待弥补的“短板”，行文简洁低调，却让李康觉得，自己的阅读毫无系统可言，和人家相比，差了好远。
来到北大继续深造，李康才算开始有系统的阅读学生领域的书籍。他坐在文科教研阅览室和西文新书阅览室里，边读边译地记下了鲍曼《后现代性的蕴示》、贝克《风险社会》、弗里斯比的齐美尔研究系列及身体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方面一些当代社会理论英文原著的阅读笔记。从小跟随到处现场设计施工的父母走南闯北的他，或许把无根的火车旅行铸成了自己的身体记忆，读着充满乡愁情怀的（后）现代性研究就仿佛在寻找家园，也在对齐美尔、福柯、戈夫曼、埃利亚斯、鲍曼等人著述的初步接触中，领略到被乔纳森·特纳式美国教材搞得寡淡无味的社会学理论之外的别样天地。
当年给他回信的“笔友”，如今成为了他的室友。当时还不会骑自行车的李康，正是靠着室友李猛从北图（现国图）和歌德学院借回来的书籍，接触到了日后令其迷醉其中的法国新史学。在导师孙立平的读书课上，在变宿舍为课室的“麻雀”读书小组上，他也分工翻译和报告了一些关于近现代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单位制的海外中国研究文献。那时候大家还没有笔记本电脑，读书笔记都是记在纸质的笔记本上，无法像在电脑上一样轻松地反复修改，这反而练就了李康的翻译功夫，下笔的时候，一个英文长句的结构他已了然于胸，长句的拆解、从句的倒桩一气呵成，落在纸上的就已经是通顺流畅的中文。
研究生二年级时，李康和李猛共同翻译起了他们的第一本译作——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导引》，出版的时候改名叫《实践与反思》。“分工不按章，按小节，我译一三五，他译二四六，我在纸上写，他也在纸上写，写完我们两个立刻相互校对，这样才能保证下一节的术语译法是统一的。关于术语应该怎么翻译，我们俩可以立刻讨论，讨论完也未必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译着译着可能就发现之前的译法可能不好，需要改。但是拆句的习惯，两个人的差别就太大了，需要反复调整。他觉得我爱生造新词，我觉得他有一些‘第一开始’之类的奇怪表述。当时他朋友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负责录入，电子稿打印出来，再校，就这样，这本书前前后后做了八九个月，每一页都改得密密麻麻。”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
回忆起自己的“处女作”，李康也不禁对比起今天的一些翻译状况，如今的许多译著是由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分工翻译，且不论老师究竟能投入多少精力统稿校对，学生之间也无法保证全书术语统一、文气通畅。“更何况，又能有几个人做得到这样频繁、即时、完全不顾及情面的直爽交流？”
这部“处女作”在学界赢得了不错的反响，有关知识分子、社会科学与转型改革的关系在当时大陆学界讨论甚多，而资本、惯习、场域等核心概念也影响广泛。“译的时候并没觉得它特别难，但现在看来，我们两个新手一上路就挑这本书来译，真是吃了豹子胆。这本书其实非常难，经常是一整段一个句号，四五行一个逗号，破折号层层叠叠，里面充满了各种术语，都需要背景知识。李猛本身学养很好，我则是一个乱读书的人，我觉得社科译者特别需要的就是这种乱读书的素质，这样你才能在别人看来普通的词里面发现术语，并知道去哪儿查这个术语，这是一个杂家才有的素质。”李康说，有一次为了查一个典故细节，他看完了一整本《包法利夫人》，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开头如此，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李康在随后又翻译了大量的译作，包括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集大成之作《社会的构成》，涂尔干观念史和制度史交融的典范之作《教育思想的演进》，《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和《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两部合计超过120万字的大部头工具书，还有总计十四册的“社会理论新视野”丛书中的十本，对于翻译工作，李康说自己“不想主持，不会拒绝，只有老老实实地填坑”。李康曾三次到海外访学，每一次都暗自下决心说不再翻译、专注学业，但如果能够履行诺言，也就不必反复下决心了。相反，他最开心、最没有功利性的一本译作，正是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完成的。
“在哈佛的那个冬天我摔断了腿，有一两个月困在轮椅上，憋得慌，有一天看到一本很无厘头的小册子，叫《涂尔干死了》，假想一帮社会理论家聚在一起搞了一个大新闻，福尔摩斯去破案，每个人的言论和做派勉强贴合了其思想学说。于是我就每天译一些，用燕京学社所在楼的谐音贩蛇哥为网名，在一个社会学论坛上连载，再加上些自己的点评。回国后发现这本书居然出了中译本，当然不是我译的，但那段日子真的很快乐。”
而最心酸的翻译经历要数卢梭的《论政治经济》，“倒不是伤心它没出版，那时儿子三岁，我们一家人住在一套一居室的青年公寓里。平时我在阳台工作，供暖季节就搬到厨房。所谓的厨房总共也就两三平米，晚上做完饭收拾完，我就关起门来，在厨房里支起一个折叠小方桌，搬个小板凳，坐在里面打开笔记本翻译。孩子常常想找我玩儿，再加上我身边的小架子上放着各种饼干零食，于是他时不时就会跑来拍门，央求我从门缝塞片饼干过去，我得抵住门不让他进来捣乱。有一次我以为他走了，其实他躲在门口想偷溜进来，我抵住的门夹了他的小指头……他现在已经长大，时光无法倒流，我恨卢梭。”
李康坦承，自己与翻译之间，一直有一种后悔做但又反复投入去做的爱恨纠结，如今说“要是毕业后专心研究著作，至少博士论文已经修改出书”已属无谓假设，至于今后，无论出于主观意愿，还是职称评审制度的客观约束，李康应该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做翻译了。
从第一本译著开始计算，李康如今翻译的著作累计起来也有一千二三百万字了，他希望能通过这些译著，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术语体系，能够让从大一到博士各个阶段的学生能在统一的术语系统下读到适合自己的理论著作，让他们有阅读的连惯性和回忆的可能性。大一读社会学概论，大二第一学期读西方理论的入门书籍，高本和硕士生做进阶阅读，到了博士阶段读各种指南手册（handbook和companion），一直到最后读针对某一个理论家的深入研究。“虽然现在很多学生完全有能力直接读原著，但建立一个母语的术语系统依然是很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所谓本土化、文化自信，而是因为恰恰在中外两套术语系统的转换过程中那些不能一一对应的地方，那些走偏、不适的地方，隐藏着理论的生长点。”
要建立一套术语系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索引（译名表），李康说，现在有一些出版社直接把译著最后的索引删掉，这是令人发指的，而即便没有删掉，大多数的译著都是直接把原书的索引影印过来，或者直接逐条翻译出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直接翻译的译名表一定是中-外对照的，外文名在前，中文名在后，而如果一个中文读者想去查某个术语，他需要的一定是一个中-外对照的译名表。所以李康在翻译时，所有的译名表都重新制作。这不仅是中英文颠倒位置的机械工作，还涉及到页码的重新编排，尤其一些一对多或者多对一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以免发生混乱。李康有时还会在原书索引的基础上，加入一些他认为重要的术语，“这样才是真正对读者有帮助的索引，否则就只是个摆设。”
术语的翻译几乎是社科翻译的核心工作，译者首先要能从文中辨识出术语，并将之凸显，做陌生化处理。李康以哲学家叶秀山为例，叶秀山在讨论古希腊哲学时，会把所有的术语，甚至人们认为的寻常词语都加上引号，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什么叫陌生化处理？李康说，就是对一个词的翻译可能会让读者觉得这个译者不会说中国话。比如布迪厄的经典概念“habitus”，中文翻译叫做“惯习”，为什么不能译成“习惯”？因为如果翻译成习惯，下文中又出现habit，两个词就无法区分了。有时候在翻译一个术语的时候，译者确实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应的中文日常词汇，但是很多英文词都可以对应同一个日常词汇，这时候就需要对加以区分。这又是社科翻译和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在文学翻译中，对于原文中反复出现的词，为了增加语言的丰富性，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中文词汇来翻译；而在社科翻译中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社科翻译要求一一对应，因此就要选择更具有细微辨析力的表达方式。
二十年过去了，李康的很多译作也都陆续再版，再版前他会亲自重新校对，也会陆续进行一些修订，“译完之后冷却一段时间再回头去看是最好的，制造了陌生感，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的出版社都是有周期要求的，太着急了，它不给你时间冷却。”在李康看来，社科翻译不像文学翻译，再版时的很多修改并不能叫纠错，而是译者经过几年的研习，或者对作者的其他著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或者将他的著作与其他学者关联起来，建立了新的思想图谱，又或者对某人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化，这时再回过头去看会发现，某个术语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可能更准确。比如老一辈的翻译家可能没接触过太多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而后来的译者则可以在一个相对更完备的术语系统里去理解和翻译术语。中国大陆学界的术语翻译也受到了港台学界的影响，有的港台译法可以借鉴，有的也要做出区分。
"用从心灵鸡汤和网络美文中获得的中文训练来对付学术翻译是不行的"
作为北大福柯读书小组的成员，李康也翻译过40篇福柯的作品，多是相对口语化的访谈录，由于种种原因，由李康、李猛、吴飞等人共同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福柯文选”出版计划一再搁浅，而随着汪民安主编的、从法语原文翻译过来的三卷本《福柯文选》于去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也有很多人向李康询问，他们的“福柯文选”什么时候出版，两个版本哪个更好。
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
对于这个问题，李康的回答是，在文学翻译中特别讲究要从第一语言直接翻译，而在社科翻译中，情况则要具体分析，甚至有人说，德国的大学生读哈贝马斯，或者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也宁愿去读英文翻译。“早年外语人才有限，从英文版翻译是最常见的，后来我们觉得福柯是个法国人，最好从法语原文翻译，但是它的《知识考古学》就是从法语原文翻译的，中译本几乎是不可读的，两位译者确实懂法语，但没有理论基础，不了解整个思想史的北京，因而根本无法辨认出哪些是术语。我个人认为，如果不能做到十全十美，还不如让一个学术专业人士从英文版翻译。”近些年来，留法、留德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也能找到很多在欧洲大陆受过学术训练的译者，转译的问题似乎不像以前那么突出的，然而在李康看来，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时候译文质量会受制于译者的中文水平，年轻译者成长于碎片化的阅读时代，习惯了读图、看短文章，对中文长句的驾驭能力明显降低了，词汇也变得越来越贫乏，“用从心灵鸡汤和网络美文中获得的中文训练来对付学术翻译是不行的，那不算是好的中文”。
学术翻译并不意味着语言风格要像一本白开水，在李康看来，学术翻译的语言风格首先要符合思想家的风格，德国和法国的思想家风格就相去甚远，这要求译者能够灵活掌握多种风格。如果是社会研究类的著作，该口语化、该俗的地方要能俗下去，比如在翻译社会学、人类学的很多田野调查访谈时，就不能还用正儿八经的书面语了。与之相对地，如果翻译比较严肃的作品，文字的典雅度跟不上也会成为问题，李康认为在这一点上台湾译者的训练就比大陆要强，他很欣赏台湾译者彭淮栋的文笔，尽管也有人对他的译文持有异议，觉得读起来比较古奥，甚至有时会为了追求“雅”而牺牲“信”，但李康还是发现了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李康的译著很多，原创的学术研究却很少，他说翻译有助于教学和研究，但并不太有助于写作，看得越多，越不敢写，加之翻译注重细节，局部渐次推进，偏于拟合原意；而写作讲求格局，整体宏观把握，最好别出心裁，二者气象也有异。“各种新范式的引入，新书的推介，和前沿思想的整合，这些都得益于我从事的翻译工作，也有助于教学；但到了自己写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要不断地纳入新的思想和理论，搞不好总是反复在做文献综述，感觉永远也写不完。很多德高望重的译者都留下了代序性质的学术概论，作为小品不可谓不精彩，但要写一部完整的书，反而倒经常很困难。”
但反过来说，李康认为研究也有助于翻译，译者本身的研究取向直接影响着他对译作的选择和处理方式。2010年李康翻译的《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出版，这本书在李康翻译的社会学著作中是一个异类。作者特斯特运用大量文学材料，卡尔维诺、昆德拉和卡夫卡的小说，来研究现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与传统的社会学著作不同，特斯特使用了一套新的术语系统，替换了美国主流社会学的核心范畴，不再用结构、行动、功能这些词。而开始用界限、认同、矛盾（ambivalence），特斯特用富有文学性的笔法重新探讨了主流社会学所研究的核心主题，试图建立一种韦伯、涂尔干以外的，诗性的社会学源流，其文字风格不单单是一种写作技巧，用这样的文字呈现出来的研究结论本身就表达了作者反对简单的科学主义的社会学的立场。
《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英] 基思·特斯特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像《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这样的著作，不需要刻板的翻译，可以有很丰富的词汇选择和句式表达上的变化，而对于李康而言更重要的是，这和他自己的研究相关，因此翻译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学术立场了。而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一个词可能会有abc三种译法，选择a代表了译者的一种立场，选择b又是另一种立场，而李康翻译特斯特的时候，会选择用一个“/”，把三种译法并置拼贴起来，这种并置的译法正代表了他的立场，那就是在作者想要呈现的这种后现代的精神状态里，并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取舍或者矛盾，反而是一种或此或彼的暧昧可能。在文学领域，翻译风格是有理论可循的，而在社科领域这些翻译策略还很难达到一个理论化的高度，李康的策略就是尽量让他的翻译风格能够呈现出原著本身的理论所指。
对于李康而言，他并不敢奢谈自己是否适合或钟情翻译，渡过时光的方式有许多种。而以每日“量化指标”的“机械单调”的翻译，是他战胜无聊、克服消沉、避免荒废的历程，一种最具有“质性”、最摆脱“机器”的日常工作。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翻译家是谁？
李康：社科翻译真的很难讲最喜欢，我羡慕文学翻译家的一点是，他喜欢哪个作家的文字风格、人生姿态，就可以选择那个人来翻译，但是我选择的余地就很小了，不能因为我不喜欢吉登斯的风格我就不译他，因为他很重要。社科翻译只能说最钦佩的翻译家，我最钦佩的就是刘北成老师。我原来只是看过他译的书，后来见过他本人几回，他枯瘦枯瘦的，一看就是非常严谨、认真，好像被翻译熬干了一样。我知道翻译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是靠音乐挺下来的，不知道他是靠什么挺下来的。他待人很好，非常谦卑，译者首先应该很谦卑，虽然有时是出版社的需要，但译者不能只是志得意满地四处走台签售，而应该请大家来帮你发现翻译中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翻译家彭淮栋，他的文笔让我觉得自己的文字提升空间太大了，我也很羡慕阎克文先生，羡慕他能相对游离于高校体制之外，不用上课不用带学生，不用考虑其他名利的问题，多年如一日地专注于某个流派、某个人的翻译，如果能有这种“待遇”，也是一种享受，当然，上课教学也是另一种享受。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应该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李康：社科翻译跟文学翻译不一样，这里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如何发现术语，尺度和范围其实有一定的浮动；二是研究范式会发生变化，范式一变就要校正之前的翻译；三是如果不存在公认通译，跟自己的术语体系统一还是跟别人的协调；四是读者需求不一样，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常常会有好几个译本，学生版、普及版，考订版、研究版，标注清楚。一本真正的经典，如果面对大一新生，或许更需强调语言流畅，如果针对专业研究人员，文字上有棱角不要紧，精确到别扭都是允许的，倒是怕译者自作聪明地追求所谓“达雅”。
界面文化：你现在最想翻译的作品是？
李康：目前主观客观都不允许再做翻译了。远期的话，一是想译类似《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这种从研究主题和素材到文笔都较具文学性的社会理论，二是想译比《社会的构成》和《教育思想的演进》更大部头、更经典的作品。
界面文化：当一部作品出来时，你是否心惊胆战有人来挑错？
李康：我自己是处女座的，我特别希望有人挑错，关键是没什么人挑错。现在跟我十几年前开始翻译的时候条件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你不需要看译著；如果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你也不需要看译著；而如果是一个英文不好只能看译著的学生，你又挑不出错。我从老师的角度，觉得翻译绝对是有必要的，是造福；但是从学者的角度，做翻译完全就是奉献，我自己读一本书一周就读完了，可要翻译一本书就得一年，收入多少、算不算成果那都不说了。你认为有水平的读者会替别人费时间认真查对吗？有，很少，我很敬重这些读者。许多人大概挑几个硬伤，骂两句这书译得真烂啊、中国学界没救啦、大家学好外文吧，也就是了。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是否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李康：如果是经典著作，应该是版税，现当代著作的话，稿费会好一点。社科译著就没有什么畅销书，顶多就是《规训与惩罚》的这种，那也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出版社买的都是有期限的版权，期限很短，一共就几年，再加上翻译和出版的周期，出版时已经快不能卖了，所以在这件事上，译者也没设么选择。或许可以综合一下，有一个基本的稿费保底，每次加印再有相应的版税。
界面文化：你觉得翻译的稿酬应该是多少才合理？
李康：我翻译第一本书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三联书店给的稿费是千字35元，我为生活所迫，给翻译公司干是千字120元，一天就能翻译一万字，现金立取，而且不用交税，学术翻译所花费的时间几倍于商业翻译。我认为与其去讨论稿费是否合理，不如去讨论一下稿费抽税的方式是否合理。稿酬太高也不合理，因为出版社买版权的成本本身就不低了，竞争拍卖一下更高。但是抽税的方式真的不合理，哪怕一本书你翻译了三年、五年，在抽税的时候都是按一次性收入计算的，因此抽税的比例很高。表面上看你是一次性拿了一两万、两三万，实际上这是几年工作的酬劳。出版社有没有可能像过去对待老翻译家一样，预支一部分，或者每个月分期付款，这样就不用抽这么多税。这不是偷税漏税，这是对翻译所得合理的纳税方式。操作上肯定有困难，我就是开个脑洞。
界面文化：你对当今电子辞典和网络资料运用有何看法？
李康：我本人是一个工具书爱好者，光词典、地图册的收藏就有满满一书柜，但同时我又是一个狂热的电子书收集者。电子辞典携带方便，搜索快捷，但是翻检纸版工具书经常能在临近词条中找到一些有趣的联想，一些词源上、知识上隐秘的关联。地图集、历史年表之类也是纸版为上。我收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辞典，比如《世界文化象征辞典》、《东西方图形艺术象征辞典》等等，翻译到一些涉及民俗学、人类学的内容时，比如八脚蜘蛛，比如形容一个女人是石榴，单纯查词意还不够，要看图，看它在特定文化中的引申义，这种情况下，纸版词典不可替代。更不要说往往需要好几本词典互勘。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是否在分为流行文化、纯文化还有官方用语等不同的体系？
李康：在我的理解里，这里说的官方用语大概指的是官媒体、文件体，纯文化就是学术的、较传统文学的，流行文化就是字幕组、二次元？但社科翻译里问题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各种自媒体公众号的迅速编译、快速消费，学生来钱快，读者也不太讲究。另一方面就是翻译要有层次，有面向普通读者的，包括现在大量通俗历史的书，面向公众，还有高精尖、面对学者的，或许遵循不同的翻译标准。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中文化的问题，是否会自己创造新词？
李康：创造新词是为了做区分，跟旧的话语系统做一个区分，何时发现需要作区分呢？研究往前发展的时候，学理的理解更深了一步，才需要这种更细化的区分。所以发明新词，都是为了制造陌生感，就像当年译佛经一样。只有制造了陌生感，读者在读的过程中才能有耳目一新（refreshing）的感觉，完全通俗化的阅读，虽然流畅，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入门级的阅读，不是研究级的阅读。入门级的阅读应该让读者感受不到译者的存在，而研究级的阅读，则是要让读者时时刻刻保持对原著的敬畏之心，战战兢兢，每走一步都可能是深渊。好的翻译，能让读者和译者都谦卑前行，得大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