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
陈昌凤
老师来说，她的魅力来源于多个方面。她韶华之年进入满目银发的学术圈子，先后在人大求学、到北大创业，如今负责清华新闻传播教学，执掌新闻传播学界唯一一个国家一级学会；在业界，她的讲座如醍醐灌顶，对问题的敏锐捕捉和前沿观察让人灵光频闪；在众多新闻学子眼里，她就是一个精致的多面体，每一面都很精彩；在社交媒体圈里，她是一位颇有人气的新媒体达人。
在2015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有幸采访了陈昌凤老师，希望能向读者展示一些她的精神世界。
顺昌逆亡：顺应历史规律的媒体才会有生存机会
记者：您师从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方汉奇先生，而且曾经出版过多本新闻传播史方面的论著，最近几年，您的研究一直站在大众传播实务的前沿，新闻史学的研究为您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陈昌凤：历史是一切文化最深厚的起点，不知史无以明理。学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让人更加通达、能够抓住一些贯通古今的思路或观点。
历史教会我们观察世界的路径和方法，为我们奠定了一些事理基础，比如现代化变迁的3个阶段，让我领悟了许多问题都存在着物质、制度和观念的不同层面。新闻的历史还可以贯通理论和业务。我在学习和研究新闻史之前，已经是一名教师，也在媒体实践过，还讲过新闻业务的课程。进入新闻史领域后，我发现史论和业务是相通的，核心的东西是连在一起的。相对来说，近些年我对新闻传播学的前沿课题关注较多，但我的感觉是，研究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些对我将来进一步深挖新闻史有很多益处。史论不分家，其实与业务也是相通的。举例来说，“客观性”既是理论研究的范畴，又是实践的准则、专业性的标识，它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我曾经以早期《申报》和《纽约时报》为例比较分析电报的应用对中美新闻叙事结构的影响，并希望由此分析中国新闻专业性的形成过程和规律。希望将来时间充裕一点的时候，把以前的那些问题，从更新的角度，更开阔的视野去好好梳理一下，尤其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很值得深入挖掘。
记者：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应该怎么去适应当前复杂的传媒变革？
陈昌凤：应该说，复杂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从历史视角来看，就是一定要顺应潮流，所谓顺势者昌、逆势者亡，那就不算复杂。媒体的发展只有顺应规律，才能走到一个发展的路径上，千万不要和潮流拧着。比较复杂的是顺应技术潮流的过程。尽管现在传统媒体确实是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但这也是好事，逼迫去更新，去适应潮流，看起来很复杂，其实顺应了就不复杂了，只是这个顺应的过程很痛苦，就像蚕的蜕变，要花很大的力气。但从历史来看，从来都是顺应潮流的媒体才会生存和发展。
怎么才能顺应潮流，恐怕还是需要彻底改变，真正动筋骨，从结构上改变，加二维码、开微信微博等做法仅仅是过渡阶段，还不能主宰长远的发展。
记者：媒体结构性调整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陈昌凤：体系性的顺势而为。比如报纸，对于报社来说，一旦这个主产品不是纸质形态，而是另外几种形态，那么所有的文本要改变。就像早些年BBC的新媒体化，它的新媒体化就是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做个性化服务，想要什么都能从它的数据库自动生成。这样，媒体过去的历史可以连接上，过去的优势也可以连接上，也有可能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所谈的新媒体，包括内容的革新、传输方式的革新，还有最关键的是关系的革新。关系的革新体现在，过去媒体和受众是传受关系，但是接下来这种关系就会是你有求于我，我有求于你，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文化融合。你是生产者（producer），我是消费者（consumer），我们俩最后合成了一个产销者（prosumer）。就好比手机上装了一个360卫士，它告诉你哪个电话号码是诈骗、哪个是推销，其实最核心的信息都是靠咱们大家贡献的，是集成大家的信息为大家服务，这就是它的产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未来的媒体传播者都应该有一个理念，就是要懂得贡献和分享。凯文·凯利曾经接受一个采访时说，过去的财产模式是属于占有制，但是到了大数据时代，就变成一种大家获取制了。信息就在那儿，你我都可以获取，前提是你我都需要贡献。现在点评类的网站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大家的点评就没有信息产品与大家分享。
所以，目前媒体最重要的是关系的转型。一旦用户既成了信息供应者，又成了信息的使用者，这样用户的粘着性就很高，互动性也强。
新闻业改变了 新闻教育怎么办
记者：目前一个普遍现象是：业界认为新闻教学和实践脱节比较严重，一方面会觉得某些课题研究太前沿了，很超前，很难与现实挂钩，但另一方面，实操性的技能往往又很过时，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陈昌凤
：我觉得教育和研究应该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起到引领作用，凡是引领的东西都比较前沿，它应当风暴般地轰炸你的头脑，让你的头脑运转，给你提供一个努力的方向，这样的前沿研究还是需要有的。这一块与现实还不是真的脱节。
当然，教育与研究还有一些是滞后的。我们这个学科，尤其容易被人诟病，因为这个学科是应用学科。大学里面，研究前沿或理论问题的人不少，但实务方面的教学能手还是很缺，尤其是业务这一块，如果采、写、编、评、播、制板块也是纯学术的，那就有问题了。所以现在有实力的学校会请一些有相当水平的媒体人加入。但是由于评价体系、认同标准不同，过去业界是没人愿意来的。现在从国家层面看，还是有意促进实务教学和学界的联系，各个学校也出台相应的政策。所以，脱节是有的，但还是能找到解决的渠道。
记者：据统计，目前国内多数大学开设新闻专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陈昌凤：主要有三点：一是融合式教育、二是实践教学有特色，三是国际化程度高。融合式不仅体现为本科不分专业，而且课程设置和思路上都力求融合，小规模、精英式，但目标却非常明确要有社会担当。这些年，我们进一步开拓实践教学的模式，创出了特色，过去的“大蓬车模式”曾经在国内有很大影响，这两年我们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学院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创造性地发展出“浸润式实践教学模式”，将新闻传播实践全程贯穿至业务课的教学当中，学生们不仅有平面、电视及视频类平台，而且还创设了工作坊模式，让学生既动脑又动手，效果很好。另外，我们还开展创业型专业硕士课程，聘请了创业达人作为导师，效果很好，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受传媒精英的创业与创新，培养新时代需要的专业硕士，尽可能把实践和教育结合得更紧。
清华的国际化程度高，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师资力量，现在的教师基本上是在国外拿到学位或在国外有过学习经历的。二是课程设置，我们有全英文的培养项目，如global business journalism（GBJ,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有很多门课，外教和中国的教师共同参与，学生都是面向全球招的，现在很多国家都有我们学院毕业的外国学生，他们既了解中国、又懂得如何向国际传播，影响力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我们有国际新闻专业，专门培养对外传播的中国人才。
记者:从国际上看，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陈昌凤：的确，一些发达国家在新闻传播领域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比如，国外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重视教育的融合，威斯康星大学把新闻传播教学打造成“战略传播“，改变了过去新闻传播学中的过细分隔、脱离现实需求的教育状况，是用大战略的传播概念，让学生有通识的基础、学到更多的技能和知识，更便于学生适应就业市场。但是我们呢，却越分越细，本科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4个专业，分隔为现在的7个专业，不适合传播发展的新潮流。
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适应环境变化的速度很快，他们能捕捉业界的每一点变化，从而对教学做出调整。比如，2009年纽约时报曾刊出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转向与新潮流的长篇报道，新闻业改变了，新闻教育该怎么办？报道说美国的新闻学院的院长们教授们奔走呼号，追求变革。一些非研究型的学院，很快就走到实践教学的前面。美国的院校都有很多类型，有的是重研究，有的重实务。但是，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同质化现象严重，学院之间基本都一样，甚至连课本都是一样的，只有极少的学校才有亮点，个性化很不明显。
记者：作为管理教学的院长，您的管理理念是什么？
陈昌凤：管理方面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就是凭心灵指引行事。我很崇尚《周易·大有》中的一句话：“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要有太阳照耀万物的精神，止恶扬善，顺应天道自然，维持和谐。如果一定要总结出理念，我感觉一个负责人一定要有事业心、协作精神和创新能力。
对于业务的管理者，协调是最重要的。协调首先是不要事事先考虑自己。另一个重要的是包容。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管理者，要看到别人的优点、宣扬他人的优点——这也是顺应天道自然吧，只要把每个人最好的一面都展现出来，就能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有一个和谐的团队。另外，还要有点创新，让大家看到希望。只要你真的用心钻研你的工作，就会有创新。碰到困难或者麻烦的时候，我都会顺着自己心灵的指引和认同的价值观扪心自问，是否能与人为善、是否发挥了各人的优势？哪个办法是最好的、最合理的，如果人人都有一点奉献精神，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