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2 | 贾鹏涛：《童书业的春秋史研究》

童书业的春秋史研究

贾鹏涛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2期】

童书业是春秋史研究的大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春秋史》及《春秋史研究》。童书业将精当的考证结果，以通俗的方式写出，将复杂变动的春秋时期作了全面的叙述。吕思勉认为《春秋史》“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李学勤认为，“就专著而言，迄今还没有代替建国前出版的童书业《春秋史》这一部书”。关于童书业春秋史的研究，学界认为不仅体现着古史辨派的鲜明特色，而且还贯穿着强烈的理论性。其捍卫了顾颉刚的疑古学说，考证精道，能见人所不能见。但现有关于童书业的《春秋史》及《春秋左传研究》成书经过的细节尚多缺失，对偏重考证的《春秋左传研究》的历史通贯性和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春秋史论述较少，对童书业春秋史的史料学价值和历史思想方面探索还不够。因此，本文将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已有资料及新发现的资料，对《春秋史》与《春秋左传研究》的成书经过及成就作出论述，并从先秦典籍的阅读、史料的使用和考证的理论性上总结童书业的春秋史研究特点，希望推进学界对于童书业春秋史的研究。

1934年春，童书业将自己所作《虞书疏证》寄予顾颉刚，希望能成为他的学生。1934年8月，顾颉刚赴杭州奔母亲去世之际，会见童书业，此后两人经常往来。据《顾颉刚年谱》说：“始晤童书业，时彼在浙江省图书馆附设之校印所任校对员。春，收到彼自杭州寄来之文稿《虞书疏证》，方知这位读几年古书、连中学也未正式上过的青年，因就赴杭之便见之，常往来。”1934年11月7日，童书业在《东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古史学的新研究——谈谈最近的顾颉刚先生》，文中记录了对于顾颉刚的初步印象，开始以为他是一个很雄辩的人，但实际接触后却并非如此，“我们从前读他文字的时候，总以为他必定是个很雄辩的人，这次他来杭州，作者经夏君的介绍往谒，接谈之下，那里知道他竟是个这样沉默谨细的人，他确是个极诚恳朴实的学者，性情和蔼可亲，举动礼貌周备；作者可以称是他的一个私淑弟子了，但是他每次相见之下，总是这样很谦虚的接待，几乎会使人弄得手足无措。”1934年12月，为丁箎孙的《普通中学国文教学法》所作序中署名：疑古丕绳，由此可见，童书业对于顾颉刚的仰慕之情。

顾颉刚在杭州之际，童书业多次拜访顾颉刚，请教及商讨学术问题。此时，童书业正任职于浙江图书馆附设校印刷所任校对员，月薪只有15元，生活压力较大，而顾颉刚恰好缺个助手，因此，顾颉刚便邀请童书业次年来北平协助自己的工作。1935年6月24日，童书业到北平，《顾颉刚日记》言：“到东车站接童丕绳，并晤徐旭生、马叔平、徐森玉、赵席慈、张柱中。与丕绳提出行李，同到景山书社。到广澄园洗浴。到东斋旁吃饭……到景山书社，与丕绳同雇车归……与丕绳在校园散步……招童丕绳来，编《尚书学论文集》。”

到了北平后，童书业的工作忙碌而充实。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编辑，代顾颉刚作《汉前世界观念》，与顾颉刚合作《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代做《墨子为印度人辨》，帮助顾颉刚编撰《尚书学论文集》等。1936年3月23日，童书业在致浙江省图书馆原同事刘文湧、哲庵的信中可见他在北平的忙碌情况，“我在这里每个月要读五十卷书，写三万字的文章，忙得真可以！”“弟这里没有花可赏，是只有破纸可赏的。”由此可见，童书业虽然很忙，但看得出他乐在其中。1935年9月，因顾颉刚要讲“春秋史”课程，请童书业代编《春秋史讲义》，从9月至次年5月变成，共十二万三千余字。在1946年出版的《春秋史》，童书业自序中说：“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完全秉承顾师，故其中议论有与本人不合处。”1937年6月，童书业代顾颉刚搜集的《春秋史讲义》的史料，并助力顾颉刚完成文章《春秋时代的县》，《顾颉刚日记》：“《春秋时代的县》一文，自五月廿九日始草，至今日草毕，历十一天，得两万余言。后一文所以比前一文作得快而且多者，以大部分之材料已由丕绳代为搜集之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顾颉刚躲避到大后方重庆，童书业带着《春秋史讲义》辗转多地，从北平到安庆，从安庆到上海。1939年夏，顾颉刚给童书业写信，邀请童书业替齐鲁大学编写《春秋史》。童书业建议，讲义虽题材尚好，也用过力，不如修改讲义，另撰写考证，以此可普及和专门之效。顾颉刚同意，但说：现在分处两地，不能仔细讨论，就用你的名义出版。1939年冬，童书业开始修改讲义，1940年6月完成。1941年，《春秋史》一书将要出版，他不断和开明书店的王伯祥处理《春秋史》印校事，这在《王伯祥日记》中有反映，9月6日（七月十五日丁巳）星期六：“丕绳来，谈《春秋史》印校事，未几去。”10月22日（九月初三日癸卯）星期三：“致丕绳，送《春秋史》校样。”10月28日（九月初九日己酉）星期二：“致丕绳，索回校样。”10月29日（九月初十日庚戌）星期三：“致丕绳，续送校样，仍催前样。午后丕绳来，说明不能快速之故。”校对事可能在早在1941底就已完成，但为什么《春秋史》的出版会拖到1946年11月才正式出版。1945年11月10日，《正言报》刊发的“学术简讯”解答了这个疑问，文有：“吕思勉氏所著《秦汉史》及童书业所著《春秋史》《中国疆域沿革略》，均已先后脱稿，并已交开明书店排竣，打就纸版。但因目前纸张缺乏，所以暂时尚无付印消息。”

1946年11月，《春秋史》正式由开明书店出版。此书序由吕思勉撰写，序中吕思勉对此书多所褒奖，序言：“鄞童君丕绳，笃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邃。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编。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其言古事，多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左》、《国》中散见之文，而不径用经传说记诸子之成说。大体以金石刻辞证《春秋经》，以经定传，以传正说；于《左氏》，取其纪事，而舍其释经之辞；则其法之可言者也。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

此书出版后，在学界反映颇佳。齐思和撰有书评一篇，评价甚高，认为此书“在时下古史书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书评言：“童君此书，穿穴故籍，参酌新说，考索诠释，不逾榘范，在时下古史书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全书共分十七章，起自平王东迁，迄于吴越争霸。共约十六万言。第一章为西周史略，略论西周之史迹，以为了解春秋之背景，用意甚善。末附小注，亦尚详瞻……综观全书，叙事颇为明晰，征引亦极详瞻，较前人《左传事纬》《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大事表》等书，便于检阅，诚春秋史之佳著矣。”潘正铎认为此书是用科学的方法治春秋史的一种成功尝试，他认为此书有三个优点，第一、体裁上，不抄原文，将深奥的古书译成浅显的白话，使读者容易了解，并将政治与文化打成一片，使读者容易融会贯通。第二、材料上，所用的材料，除经过考证认为可信的之外，凡过分新奇的见解，尚未能成为定论的，非万不得已，则一概不取。第三、事实上，所采的事实，除西周史与文化多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外，春秋部份大抵根据《左传》，但求真实与精细，绝不好高骛博，足见征实的苦心。此外，每章开始，对于大势，每有提纲挈领的叙述，使读者一目了然。文化部份，大都根据原始材料，不抄袭古书成说，如周官王制等书的说法。政治部份，春秋初年的形式，叙述得非常清楚简明。由上可见，在吕思勉的序及齐思和、潘正铎的书评中已经指出了《春秋史》的特点。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春秋史》已提出了“经济是历史的重心，政治文化受经济社会决定”的观点。

教研结合，正是因为在春秋史研究中已积累了一定的成果，1947年暑假后，由魏建猷介绍童书业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史地组教授，讲授春秋战国史。据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学的曹道衡回忆：“在讲授‘春秋战国史’时，童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即《左传·僖公十五年》记晋惠公以‘河外列城五’贿赂秦穆公和《僖公三十年》烛之武对秦穆公说的‘许君焦瑕’究竟是不是一件事？他还叫同学于廉兄做我的对立面，各写文章一篇。于兄的文章主张‘许君焦瑕’就是‘河外列城五’的一部分，是晋惠公割让秦国的。我的文章主张《左传》中这两段话指两件事，‘许君焦瑕’是晋文公割让给秦国的。我们两人都去查了《左传》、《史记》等等史籍，还翻遍了正续《清经解》中各家关于《左传》的注释，写出了各自的习作。这是我第一次试作学术性的研究。文章写出来以后，童先生认为于兄和我的文章都不错，在课堂上作了表扬。”

总之，《春秋史》虽然不是一部偏重于考据的著作，用白话文叙述，但是价值甚高，童书业自言：“此书表面似平庸浅显，其实是费了大功夫写成的，有《春秋考信录》为依据。约十七万字。以科学观点衡量之，是解放前一部比较严谨、完备的新式《左传纪事本末》，尚有实际用处。”

一直到1965年，春秋左传研究才正式开始。1965年，因肺病休养在家，童书业得以将昔日考证先秦史的成果，经过别择，去芜存精，变成一书。因为昔日先秦史的考证，都发源于《左传》，因此名之为“春秋左传考证”。1965年10月24日，童书业告诉顾颉刚，他的《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已经完成一半，函言：“生之主要科研工作为《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为总结并修订1961年以前之古史传说及西周、春秋史之考证，已成一半，大约本学期即可完功。此卷虽系整理旧作，亦颇有新的收获。”1965年11月3日，顾颉刚回函肯定童书业爬梳史料的能力，并认为《春秋左传考证》的完成将会发出“永久的光辉”。函言：“接十月廿四日惠书，谈春秋史事，快何如之……承告五事，具见爬梳抉剔史料之功力，无任钦佩。有您这般的功夫和识力，经与子打通，春秋史与战国史打通，发见前人所想像不到的问题，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将来您的《春秋左传考证》成书，将发出永久的光辉。”1965年11月6日，童书业在信中进一步汇报《春秋左传考证》的进度，函言：“《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已完成过半，已考至制度部分，下星期起，即将考证宗法制度及所谓‘封建’之制。史事部分及生产方式部分初稿已完成。第一卷包括61年前全部先秦史之考证研究。第二、三卷中，新见解当更多……西周、春秋史只研究几个重要问题，其一般常识性的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概从略：故谓之‘春秋左传考证’，以春秋左传为主也。”1966年1月23日，《春秋左传考证》第1卷完成。童书业致函顾颉刚：“接手示已数日，因忙于结束《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工作，未获速复。《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已于今日告成（十余万言，120条，极为精简。）此书代表生61年以前之全部古史研究。”到了4月份，童书业在抄录第1卷的同时，亦在搜集第2卷的资料，1966年4月15日，童书业致函顾颉刚说：“生之《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共十余万言，正在抄录中。第二卷之资料已搜得数十万字，写出之字数当亦在十万言以上。大约五月下旬即可着笔。”1966年4月22日，童书业致函顾颉刚：“先秦书籍近已重读完毕，从昨日起，开始读汉人书，大约下月底即可继续写考证第二卷。”

1966年5月4日初稿，12月29日修订完成的《春秋左传考证后记》中亦记有《春秋左传考证》完成过程，可与童书业、顾颉刚之间的书信相互印证。后记中说：第一卷中所考者，问题皆提出于 1961年以前，内容则有涉及1961年以后。第一卷包括古史传说、西周史事、春秋大事、西周春秋之经济、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态大概，并附若干古代地理之考证，包括春秋历史的全部。第一卷完成于本年春节后三日，即赴抄录。第二卷先搜集史料，摘出有关史料，第二卷及以下，除少数新提出问题外，内容甚简。将1961年以后发现新问题写成第二卷，仅16条。因此以第一卷为正录，以第二卷为附编。至于1967年完成的《春秋左传札记》，则是因为《春秋左传考证》“伤于繁富，其中尚多属常识，本无烦考证者。因为此札记，简括考证《春秋左传》中太古传说、西周史事及春秋史事，只取本人心得，其属常识范围者，概从简略。初意至少须写数万言，然写作完毕，仅得三万字左右，实出意料之外。”《春秋左传札记》内容上的特点是：“总结本人六十岁以前全部之先秦史考证性研究。”“本书力求精核，其不能作为定说或尚有问题者，或加注明，或从略，宁缺毋滥。”1980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春秋左传研究》，其中包括了《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春秋左传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春秋左传研究》

第一，《春秋左传研究》虽是一部偏重于古史传说、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及制度、文化、地理等考证性的著作，但也有一些关键性的解释，如果不是对整个春秋史有着通贯性的了解，恐怕是不能有如此高的见识。比如，关于西周灭亡的原因，童书业认为除了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的昏乱外，还有军事和天灾两方面的重要原因，第一，对外作战的多次失败。周幽王命伯士征伐六济之戎，兵败，伯士死亡。戎围犬丘世父，世父为戎人所虏。戎狄叛之。第二，天灾的流行，地震和灾荒等。西周之亡，盖由于天灾、人祸、戎狄交侵，而幽王又昏乱，信用谄妇、佞臣，内乱、外患并生，遂至灭亡。又如，春秋后期之前贵族内部封土赐民，但之后由于贵族人数日增，贵族下层无可封赐之土，多贫困。为了改进这种窘迫的局面，他们谋仕进以取禄食，然所取者为谷禄，对于这个改变，童书业写道：“凡有封土即有人民，得组织武装，为独立之资。春秋以来，天子之不能制诸侯，诸侯之不能制大夫，以至大夫之不能制家臣，悉由于此。故封土赐民之制，实为造成割据局面之基础。及谷禄制度兴，臣下无土地人民以为抗上之资，任之即官，去之即民，在上位者任免臣下无复困难，乃有统一局面出现之可能。故谷禄制度之兴，实春秋战国间政治、经济制度上一大变迁。”

第二，《春秋左传研究》能够发现历史的细节处，发前人所未发。比如，关于韩氏的来源，晋栾氏亡后，晋国八大族唯祁氏、羊舌氏出于晋公族。中行氏即荀氏，当为姬姓之族而仕于晋。知氏即中行氏。赵氏嬴姓，与秦同祖。魏氏亦姬姓国毕公之后，而仕于晋。唯独韩氏之来源颇有问题，《史记·韩世家》：“韩之先与周同姓……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索隐》引《系本》及《左传》旧说“皆谓韩万是曲沃桓叔之子”，《晋语八》：“（韩）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将亡，赖子存之，非起也敢专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韦《注》：“桓叔，韩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万，受韩以为大夫，是为韩万。”则韩氏为晋公族之仅存硕果。八家中祁氏、羊舌氏最先亡，为公室卑落之始，范、中行氏，则以太专横。知氏以“知伯贪而愎”，为三家合力所灭。三家中韩氏最弱，战国七雄中亦为弱国，最先亡于秦。为何会如此，童书业试着解释到：“韩氏本为公族，保守‘宗法封建制’之残余最多，故在‘六卿’中较不竞与？”又如，僖公十九年，“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在童书业看来，此条材料前人一直很少注意，这可证明楚已加入齐桓联盟。《经》“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蒙于齐”，可见此盟楚亦参与，鲁、郑、陈、蔡皆齐联盟中的国家，而此时皆楚党，陈穆公发起“修桓公之好”，实楚人所指示，因为楚本齐敌国，不方便出面，便请陈国为之。“盟于齐”是使齐处盟主虚位，而实际上楚已为盟主，这是楚、宋争衡中楚人的谋略。楚列郑前，且远盟于齐，可证齐桓霸业之盛。

第三，使用马克思的经典观点分析历史。1961年起，童书业的史学研究回到了1949年前偏重于考据的学风中。虽然如此，毕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史学有10余年的时间，因此在他的《春秋左传研究》依然保留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子，如用阶级观点分历史，用具体史实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等。诚如1980年版《春秋左传研究》中，“顾颉刚序”中所说，“丕绳教授所以取得这些可喜的新收获，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春秋左传研究》在讲到春秋官制的转变时，童书业认为春秋官制从由王官大臣及臣仆式之官吏向司民、司军、司政官吏的转变。而最突出之表现为司徒、司马、司空“三司”之官被逐渐重视。马克思曾说：“亚洲自从有史以来只存在过三个管理部门：财政司，或称抢掠本国人民的机关；军务司，或称抢掠邻国人民的机关；最后就是公务司。”童书业评为“实至当不易！”这是《春秋左传研究》中唯一一处引用经典作家的话，这与此前行文时句句不离经典作家的话形成鲜明的对比。

《春秋左传研究》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西周春秋时最突出之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主要是“国人”与贵族间之矛盾与斗争。国风中的《伐檀》、《硕鼠》、《葛屦》等，明显说明国人反抗统治者。西周后期至春秋，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国人起义事屡见不鲜，周厉王时国人起义，春秋时国人逐君、逐大贵族，杀君、杀大贵族，对贵族统治集团的叛变等。此时所谓“盗贼”，亦有不少为破产人民起而反抗统治阶级的，最突出的是：“郑国多盗，取人于之萑苻之泽”，郑国统治者子太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于上可见，当时阶级斗争之尖锐。

《春秋左传研究》揭露了人民受统治者剥削、压迫甚重，生活非常痛苦。比如，春秋后期贵族暴敛，人民总负担沉重。贵族虽然不生产，但是必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又需要一切奢侈品以及镇压人民与兼并战争用之武装，而所有的这些无不取诸于民。战国的宗法贵族阶级处于崩溃阶段，加以兼并战争盛行，人民受剥削益重，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化，故孟子思以理想之“王政”缓和阶级矛盾。贵族对人民的剥削，主要是工程及农、矿等业，其次始为农业、手工业生产品及商品之掠夺。春秋、战国间思想家以“使民以时”“不夺农时”等作为缓和阶级矛盾之口号即是明证。合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争以及军赋种种，至少可以看出，春秋后期齐国之人民已受到三分之二的剥削。盖生产力逐步发展，贵族之贪欲愈来愈高，以至“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在西周末至春秋前期，内乱及兼并特甚，人民所受剥削最烈。

总之，《春秋左传研究》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著作，诚如顾颉刚所言：“以他的最强的记忆力和最高的理解力，结合清代的考据学与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能自创新格，成此伟著，超轶前人，为二十世纪的一部名著。”

第一，阅读先秦典籍，注意同词不同意。在阅读先秦文献时，童书业注意到同一字词有不同的意思，如不了解，可能误读文献。比如，西周、春秋文献中“百工”一词，往往非一种身份，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分。《令彝》：“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及卿事寮，及诸尹，及里君，及百工，及诸侯。”此“百工”列内官之末，诸侯之前，当为工官。《尚书·康诰》：“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洛诰》：“予齐百工。”此等“百工”亦指工官。《师 》： “□司我西 、东 仆驭、百工、牧、臣妾。 ”将“百工”与仆驭、牧、臣妾并列，则指工人。 《左氏》襄十四年《传》： “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此“百工”指工人。 昭二十二年《传》： “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 ”“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 ”此“百工”指公官及其所属工人。 又如，朋友一词的意义也有变化。 “士有隶子弟”，襄十四年《传》作“士有朋友”，下言“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则“朋友”应是士之宗族成员，“朋友”即“隶子弟”。 “善兄弟为友”，则“朋友”古义为族人。 庄二十二年《传》： “《诗》云： 翘翘车乘，招我以弓。 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此“友朋”亦族人之义。 古金文中“朋友”一词，皆族人之义。 《书·盘庚》： “至于婚友”，《诗·假乐》： “燕及朋友”，似指同宗贵族。 《师 鼎铭》“用司乃父官友”，《毛公鼎》： “善效乃友正”，此等文中的“友”如非指族人，即指寮属或同僚。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 “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 ”孔广森《注》： “族人者，谓绝族者。 ”以朋友介于父母、兄弟、族人之间，亦当为同宗之人。 《楚语》： “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似应为族人。 再如，民字在古代亦有多种意义。 第一，人。 《诗·生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 ”《绵》：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 民》：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第二，包括士在内，“四民”之“民”。 《齐语》： “四民者勿使杂处。 ……昔圣王之处士，使就间燕； 处工，就官府； 处商，就市井； 处农，就田野。 ”即士、农、工、商。 第三，被统治者。 《诗·灵台》：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成十五年《传》： “盗憎主人，民恶其上。 ”宣二年：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此种“民”指农、工、商，系指被统治者。 一般来说，奴隶不在“民”内，《周语下》“子孙为隶，不夷于民。 ”“民”“人”有连称的，《诗·瞻卬》“人有民人，女复夺之”，昭三年《传》： “民人疾痛”，“民”指凡人。 由此可见，同词不同意的观点对于我们正确阅读先秦典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二，史料运用全面而审慎。童书业从小受到的是传统教育，未上过新式小学。1911年，4岁时开始识字。1913年，6岁时开始读书，读过《诗经》《左传》《礼记》《过庭笔记》《纲鉴易知录》《四书》《书经》《易经》《仪礼》《古文笔法百篇》《唐诗三百首》《尔雅》《孙子》《古诗源》《周礼》《公羊传》《穀梁传》《老子》等书，据童书业回忆，其中某些书是可以达到背诵的程度，他说：“我所读过的书，如四书五经，是全部能背诵的。《礼仪》《尔雅》《孝经》也能全部背诵，《公羊》《谷梁》二传和《周礼》能背诵其小半。一部《古文笔法百篇》和《唐诗三百首》，更是熟读如流。”可以说，童书业对先秦典籍非常熟悉。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春秋史》“多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左》《国》中散见之文，而不径用经传说记诸子之成说。大体以金石刻辞证《春秋经》，以经定传，以传正说。”而在撰写《春秋左传研研究》时，又将所有相关金文及文献材料重新阅览一遍，“搜集史料，重阅金文，《易》《书》《诗》《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仪礼》《周礼》、二戴《礼记》《孝经》《逸周书》《战国策》《古书竹书记年》《世本》《论语》《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孙子》《楚辞》《春秋战国异辞》等书。”“史料部分除金石考古资料外，以《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论语》《檀弓》七书为基础，晚出史料与上述七书相合者酌取之，其相违异者，概不敢用。”为什么要这样做，据童书业的学生徐鸿修说，“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以前对这些书读得不熟，而是出于他担心以前的记忆受当时理解水平的制约发生选择上的偏差，所以要按现时的认识重新复按。由于他对先秦史料从不同角度作过多次整理，史料的内在联系已了然于胸，所以这部论著的科学基础十分扎实。读者尽管可以不同意他对某一史料的细节分析和对某一问题所持的观点，但是，要想举出坚强的反证来动摇他立论的基础，却是难乎其难的。”可以说，在史料的搜集上，童书业竭泽而渔。

在春秋史的研究中，童书业相当肯定《左传》的史料价值，诚如有学者说，童书业极其认可《左传》的史料价值，不信任《公羊》《谷梁》，对于《左传》有“无经之传”、“有经无传”及“经传互异”的情绪，大致都采取信任的态度。我们认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童书业虽然相当信任《左传》的史料价值，但对于《左传》中具体事件的史料价值，他并不是全部信服的，而是有所考辨的。比如，《左传》：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童书业认为，“一妇不事二夫”的观点，起于春秋、战国间个体家长制逐渐形成之时，而其前所未有，即使有，也只是微弱之萌芽状态。盖“《左氏》作者误采战国时之野语入之传中也”。而关于楚国灭息的过程，《经》《传》无明文记起年月，再经过比对《经》《传》和《史记·楚世家》所记，童书业发出疑问：“岂有十四五龄幼童已自相残杀如此？成王能奔随，且能用随师袭楚夺位，其年龄必不甚幼弱。”因此，得出《左传》中所记息妫事多非实录。又如，黄池之会，晋先吴还是吴先晋，春秋三传皆以为晋先吴，《国语》以为吴先晋，《史记》似从《左传》。童书业以为《国语》可信，且《左传》所载亦前后有自相矛盾处。左氏赞美魏氏，而《史记》之说较为可信。《左传》昭三年、二十六年记陈氏的预言“决不足信”，哀十四年记陈氏已有代齐之势，哀十五年所记亦不足信。亦正如童书业自辩：“生前撰《春秋史》，史事部分大体尽据《左氏》，颇为旧派学者不满，其批评集中于‘《左》癖’一点，不知生撰此书时，曾搜尽所有春秋史料，互相比勘，考校之结果，为求真计，只得尽据《左氏》，非不欲博，恐失真也。不然，韩非、马迁等秦、汉杂籍具在，岂惮一征引乎！旧派学者不务真而务博，真大蔽也。”可见，童书业非“《左》癖”，而以求“真”为准。

第三，注重考证的理论总结。童书业曾说，考订的史学家“放弃了支离破碎的小考据，而去寻求通贯全史的新理论，……虽然考订的工作仍不可废，然通贯全史的理论也岂可不寻求？”可见，童书业认为真正的史学研究应是建立在考证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徐鸿修指出，童书业心中的考据分为三层，初等考据为考订某人的生卒年代，某件具体历史史实的细节。中等考据为清理某种事物或历史现象的演变脉络，探明它们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异同。上乘考据为探求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发现演变的规律，再反过来指导历史现象的清理。显然，童书业的春秋史研究属于上乘考据。在第《春秋史》的十七章“春秋史结论”概括出春秋史的四个特点，第一点是种族的混合和华族的成立，第二点是中国疆域的扩大，第三点是社会经济和思想的转变，第四点是统一局面的酝酿。在第三点中，童书业说：“自从西周灭亡，王纲解纽，封建制度开始摇动。诸侯互相联合，互相兼并，列国间盟会朝聘和征伐的事天天不绝，交通大辟，因之商业日渐发达。到了春秋晚期，竟有穿着文绣织成的衣服，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结驷连骑’，‘富比诸侯’的大商人出现。人民的经济地位既经抬高，于是学术文化就也渐渐普及于全社会。一方面贵族阶级的知识也比前提高，有很多人怀疑天道的不可知，人本主义一经起来，立刻使原有的宗教观念失掉根据。”随着经济基础的提高，学术文化会普及到全社会，人们的文化也随之提高，由此会使得原有的宗教观念发生变化。又如讲宗法制的发展，周以“宗法封建制”立国，其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大夫、士则“小宗”之“小宗”，故天子得以专制天下，诸侯承天子之命治其国，卿大夫、士次服于“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法”世族日以扩大，其“小宗”逐渐化为“大宗”，各“君”其土，各“子”其民，“共和行政”后“宗法”制开始解体。诸侯互相兼并，出现“霸政”。诸侯国的逐渐发展，君渐成过去的天子之地位，大夫成为过去的诸侯，发展的结果是诸侯守府、大夫专政。此为“宗法封建制”的发展顶峰，衰退亦开始于此。大夫中的“小宗”、“宗人”甚至“庶人”中接近贵族的势力得到发展，由家臣变为官僚，大夫化为集权的君主，战国时代新兴政权的雏型由此而成。“宗法封建制”发展的结果出现“陪臣执国命”。而经过各诸侯国的改制，变法，皆成为中央集权国家，而秦成为新兴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终于统一“天下”。总之，这些认识即尝试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之间探求相互关系，并从中找出演变的规律、趋势。可以说，童书业的春秋史研究，不拘于繁琐的考证，希冀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春秋史发展中的趋势，以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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