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的回潮与流变趋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毫无疑问，新的动荡变革期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的发展演变紧密相关，因而以一种长历史时段的视角来予以考察实属必需。换言之，新的动荡变革期的生成必然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冷战结束以来的30年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问题——全球的和地区的、国家的和非国家的、北方的和南方的各种矛盾问题，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不仅在客观形态上，而且在主观认知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趋向，从而使当今时代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基本风貌，因而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治国理政方略与政策行为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后地缘政治的回潮与流变趋势作为动荡变革期的一种映射，在客观战略形态和主观战略认知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基于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一战略判断可知，无论是就国际政治发展演进而言，还是就新的世界秩序塑造来说，我们正处在某种历史转折关键时期，或者说某种“国际关系时刻”。借用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话说，就是“先前从未有过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不得不基于如此众多的不同观念，或者如此普遍的全球规模。先前同样从未有过任何秩序不得不将下面两者结合起来：一是历史上的均势体系属性，二是全球性的民主舆论和现时代爆炸性的技术发展”。结果是后冷战时代堪称“焦虑时代”，一种战略焦虑情绪普遍蔓延。为此，世界主要大国、强国之间不仅展现出了较高强度的战略博弈倾向，而且围绕世界秩序问题的竞逐正急剧撕裂着国际社会。

在此背景下，国务家们也遵从着地缘的逻辑，从权势对比的变化出发，反复阐释政治地理的时代意义，渴望借此去揭示国家关系的空间逻辑，并将之贯彻到对外战略和国家关系运筹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拉开了新的一轮具有跨世纪性质的“大角逐”，直接催生了地缘政治的回潮大趋势。对此，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早就强调指出，冷战后国际政治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苏联解体开启的全球地缘政治重大变更过程，促使各主要大国“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了在地缘政治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布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

地缘政治的回潮大趋势不仅在战略层面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且在理论阐释上也有着直接的反应。从长历史时段出发来考察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有关海权、陆权和边缘地带的理论著作，时间上大体在1890年至1945年之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首次出版于1890年，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斯皮克曼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与《和平地理学》分别出版于1942年和1944年。从1890年至1945年的50多年，同样可以说是“新的动荡变革期”，其中的重大事态包括了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崛起、欧洲的衰落、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催生的世界秩序的变革（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正是这种动荡变革导致的巨大不确定性，引发了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家们的系统思考和理论构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动荡变革期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理论上都会有直接的反应。

从这个意义出发，1991年冷战的结束至今，作为一个周期已有30多年的时段，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动荡变革期。这期间，各种新旧矛盾问题叠加累积，其国际政治效应越来越明显，地缘政治动荡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回潮自然有它的时代逻辑，即与冷战（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们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密相关，与世界权势动态转移进程紧密相关，与大国关系分化重组紧密相关，与世界秩序重塑紧密相关。

所以，当我们对冷战结束至今的30多年做整体性地缘政治思考时，就会发现地缘政治的聚焦点，也就是首要战略方向选择，发生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在美西方政策和理论阐释中体现得尤其鲜明，即从冷战结束后早期地缘政治聚焦于欧亚大陆事态，开始演变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转向聚焦“印太”事态，即从大陆事态转向海洋事态。

美西方早期强调地缘政治首要关切是欧亚大陆事态，根本上是为了消化冷战遗留问题，也就是消化苏联和东欧问题。所以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名著《大棋局》主要强调的就是欧亚大陆事态问题，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在欧亚大棋盘上进行战略运筹。到了奥巴马时期，美国开始从欧亚大陆实行战略收缩，转而推行“亚太再平衡”。及至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则持续推行“印太战略”，美国的地缘战略聚焦点，得以从欧亚大陆向海洋方向发生重大转移。尽管有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类重大事态的发生，但是美国强调其对“印太”事务的关注不会因此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说，应对朝向未来的系统性战略挑战和赢得新的世界秩序之争，成为当下美国地缘政治思考的核心所在。

就地缘政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来说，以下三个方面非常突出。一是地缘政治从根本上讲强调整体把握和系统思维，所以国家大战略属性特别强。可以说，地缘政治从产生开始，就对国际政治富有热情，并热切地介入国家大战略之中，这是一大方面。二是在整体认知、全局把握的过程中，地缘政治强调要有战略聚焦，即对那些事关战略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重点问题领域和首要战略方向，反复予以强调。三是作为动荡变革期的一种映射，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渴望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给出某种确定性，以指导国家大战略。笔者个人认为，地缘政治作为具有强大战略属性的一种理论形态，恰恰是要在大变局中给出一种确定性、一种方向性指导。换言之，对确定性的追求是地缘政治理论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大国、强国在动荡变革期进行的大国战略竞争问题，事关根本，属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而最需要战略方向上的指引，以破除“迷雾”。

今天，当世界面临新的动荡变革期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时，国家尤其需要追求某种战略上的确定性，首先是要实现战略聚焦。上述美西方地缘政治聚焦点的变化，就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在总体上造就了由陆向海的战略趋向，而且在这种趋向中强化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个经久主题，也就是陆海二元对抗，重点凸显的是美国及其领导的海洋国家联合阵线与崛起的中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尽管中国一般被视作大陆型国家，但同时又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所以当中国实现世纪性崛起并强调海洋强国建设时，美国的战略焦虑便在其对华地缘政治博弈中得以充分彰显，因而值得我们格外的关注和警觉。

在追求确定性的同时，地缘政治在今天的流变趋向也十分明显。这种流变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今天地缘政治概念的使用越来越宽泛，运用的范畴也急剧扩大了，以至于冲击着原有的地缘政治理论思考。宽泛使用地缘政治概念集中体现在新兴战略领域，如网络地缘政治、太空地缘政治等等，由此造成地缘政治的一大流变趋向就是，地缘政治从我们较为熟悉、拥有独特术语传统、陆海空传统地域色彩鲜明的概念，向更加多元、更加多维、更加多域的方向拓展，结果不仅突破了原有的视域，而且挑战着原有的理论基石。在这样的流变过程中，原有地缘政治理论观点、话语表述出现了某种不适切性，或者说必须换一种话语逻辑，换一种思维模式（其中特别是工程思维），才能阐释清楚诸如网络、太空甚至认知领域中的地缘政治特有的意涵。

这方面，网络地缘政治就是典型案例之一。网络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既是真实的物理空间，也是虚拟空间，其中就包括了认知域。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行为体通过各种终端平台映射到网络空间中，在数字世界相应地也就存在真实个体的多个虚拟投射，由此形成一种交互关系，即现实世界的各种权力结构、议题矛盾、社群关系在网络空间中得以映射和呈现，同时网络空间的这种映射又对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产生反作用，从而形成交互影响。所以，在我们刻画网络空间地缘政治时，就自然遇到现实和虚拟二维空间带来的巨大挑战：网络地缘政治的核心关切是什么，是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所谓的主权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势较量，还是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冲击，战略的聚焦点是技术进步问题、关键基础设施问题拟或网络治理问题，如此等等。一旦这些核心问题和关切发生变化，必然会导致思想观念、话语逻辑和理论阐释上的相应变化。

二是地缘政治的去中心化趋向。广为流行的地缘政治理论毫无疑问主要是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提炼、总结和升华的结果，故从思想源头来讲，地缘政治理论有着非常强的欧洲中心或者说西方中心色彩，即主要体现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焦虑和战略关切，话语逻辑背后是美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权势较量这一主题。作为这种传统关切的一大流变，今天的地缘政治也呈现了去西方化的倾向。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大趋势：其一是世界性权势转移大趋势，结果是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成为了时代强音，美西方的掌控力下降已不可避免；其二是非西方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和政治意识日益强化的大趋势，无论是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还是今天的“全球南方”，均冲击着美西方的主导地位。正是得益于上述两大趋势，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分野越来越明显，从而促使非西方世界在大变局背景下强调自身话语建构和理论体系建构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并直接作用于地缘政治。特别是“全球南方”，已经从单一概念话语，发展为一种集体身份，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其催生的新的地缘政治思考不再强调欧洲和西方的经验，而是凸显自身的特性与要求，尽管其政策话语逻辑还不可能取代美西方传统，但这种去传统中心化的取向，已然成为地缘政治流变的第二个鲜明特色。

就地缘政治而言，原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体系还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出现了某种变革趋向，并催生出了新的理论生态，尽管这种生态还很不稳定，还需要不断的努力培育和挖掘。概言之，一是基于权势来思考地缘政治问题这一传统思维方式至今没有改变，相反，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加速，这种权势思考还将愈益明显；二是与权势变化相伴生的观念变化深深影响着地缘政治。也就是说，今天的地缘政治思考当中，多元观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和新兴领域催生的多元观念；三是技术因素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作用于地缘政治。对此应当强调指出，对未来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这样一种技术，即能够有效嫁接物质与观念要素并能够同时赋能物质与观念要素的这类技术，如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正在显现。

总之，地缘政治不仅考察权势因素和地理因素，也考察技术因素和社会组织形态因素，由此也就决定了地缘政治同时具有传承与变革的色彩。当前，在重视传统理论形态和传统思维模式的同时，尤其需要关注新兴战略领域、科技要素和工程思维对于地缘政治的意义，而这恰恰是传统地缘政治思考的短板所在。也就是说，地缘政治的流变呼唤前沿交叉意义上的理论洞见，对此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四辑 总第二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