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一向对他们写夹叙夹议的小文章不以为然，希望他们把时间用在撰写纯学术或政策性论文上。记得我曾问何帆：“六十多岁的人还做数学模型，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多花一些时间做技术性研究？”现在想来，我的想法过于古板。研究工作本来就是建立在兴趣和爱好基础上的，何必强迫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呢！
张明把文集定名为《行走的经济学人》肯定是费过一番思忖的。有意思的是，何帆最近写得一本文集的名字叫《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何帆说这是“一个经济学者的思想远游”。文集中的文章不乏幽默、也不乏知识性，可读性很强。但他确乎是在丛林中游荡，取次花丛。张明的性格和写作风格同何帆有很大不同。这点从《行走的经济学人》和《若有所失》两本文集题目就可以看出。都是在路上，何帆是漫游，经济学是远游的载体；张明是求索，经济学是开路的工具。两个人的哲学理念和意识形态倾向是接近的。但何帆藏而不露，张明旗帜鲜明。例如，都谈亚洲金融危机，何帆是同你讲轶闻逸事（《谁发动了东亚金融危机》），结论你自己下。张明则声明：“从我此次短暂而丰富的泰国访问经历来看，……中国政府仍应小心谨慎地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账户开放仍应遵循适当的顺序，本币汇率与利率的基本市场化应该是资本账户全面开放的重要前提。中国政府应该做好未来爆发不同程度金融危机的预案。中国的官员与学者应该对金融危机心存敬畏，避免出现盲目自大的情绪。毕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张明的这篇随笔写于2013年。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上上下下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中国的经济学界就应该有足够的慷慨和风度，对一个年轻学者的勇气和独立精神给予更多的肯定。
改革开放后的青年经济学家是幸运的，还没有走出校门就有了游历世界的可能性。对于某些思想狭隘的官员们来说，出国是一种待遇、是一种“好处”，所以必须管控。他们哪里知道，正是这种广泛的国际交往使我们的经济学家开阔了眼界、增广了知识，提高了学术水平。特别是，通过同其他国家经济学家、官员和一般民众的直接接触，他们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即便仅仅是“到此一游”，你站在马萨达（Masada）古堡上眺望无边的沙漠，从钓鱼城头俯瞰滔滔的嘉陵江水，难道你不会感到一种精神的升华吗？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许多重要经济观点与其说是从牛津大学老师那里学来的，不如说是受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影响。 我的最大遗憾是：尽管自1982年第一次出国以来，我几乎走遍世界，参加过数不清的国际会议，但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我第一次出国是到印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一个培训项目。一个印度朋友把我介绍给一群来自三个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列）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青年，大家坐在一间难以喘气的房间就世界、中国和印度革命前途进行大辩论，吵得一塌糊涂。直到35年后的今天我还同那位印度朋友保持着通讯联系，但是却对当时令我兴奋异常的讨论内容记忆模糊。如果我当时做笔记，保存到今天，那将是一份多么宝贵的资料啊！遗憾的是，对于我这个进入古稀之年的人来说，一切都晚了。
“五四”以降，影响中国文化、政治思想发展的似乎是政治家、小说家、杂文家，经济学家的影响几乎看不到。这是不是因为经济学家过于执着专业分工，不愿意或不屑于进入别人的领地？如果一味孤芳自赏、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经济学又有何生命力可言?
年轻经济学家不愿做冬烘先生，除了枯燥的数字和冰冷的逻辑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东西希望表达。这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是中国经济学正在进步的表现。我已经不再认为经济学家写散文、随笔、杂文是不务正业。现在，我只是希望他们能以更优美的文笔、更完整的布局、把故事讲的更好。这当然也是我对张明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