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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本放榜之际，常青藤盟校录取格外受关注。在美国本土也同样如此。有的学生“爬藤”千辛万苦，有人则轻易躺赢。近期，美国《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发文质疑，藤校是如何把美国搞垮的？
而一位居住在华盛顿区的大二学生评论专栏作家艾娃·约翰逊（Ava Joshon）在《每日普林斯顿人报》写了一篇文章回击——《藤校本来就是美国‘人’，这就是它为什么出了问题》。藤校到底在美国社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如何影响美国教育的？
本文申请转自国际学校发展资源聚合平台“顶思”（ID：idin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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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顶尖学校的招生历程中，曾经历过从“教养良好的人”到“智力精英”的转变。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理想中的优秀人物形象是“教养良好的人”，他们通常出生于纽约第五大道等主宰着精英社交圈子的老派WASP（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家庭，会在顶尖私校接受基础和中等教育，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成长。那时，进入名校不需要特别聪明或勤奋，只要“适合俱乐部生活”，拥有帅气外表、体育才能、优雅举止、高贵气质、属于圣公会教徒且是白人，就能在社交圈中脱颖而出，如果父亲曾就读于那里也大有裨益。藤校有各种各样的精英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为少数有地位的学生提供人脉。他们进而获得顶级律所、银行等青睐，甚至步入白宫，成为社会精英。在那个阶段，人们重视的不是学术成就，而是精致的举止、审慎的判断力以及指挥的习惯。这是一个社会特权的时代，而那些关心学术的人，所谓的“书呆子”，通常会成为社交局外人。20世纪初，以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为代表的教育家打破了这一局面。科南特环顾四周后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民主正被“财富的世袭贵族制”侵蚀。在大学招生上，他废除了基于血统和教养的录取标准，转而以智力为中心进行选拔，希望创造一个社会流动性更高、阶级冲突更少的国家。科南特的愿景取得了胜利，并全面重塑了美国生活。社会评价体系、教育模式、分配方式随之彻底改变这一变革确实重塑了美国社会，但随着时间推移，新的问题逐渐浮现。
尽管招生标准转向智力，但家庭经济背景依然是关键因素。大卫·布鲁克斯提到的数据显示，家庭年收入在前1%的学生比家庭年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的学生上藤校的可能性高77倍。高昂的申请费、课外活动费、以及家庭提供的资源，使得低收入家庭学生在申请过程中不利。艾娃·约翰逊在撰文中证实了这一点，普林斯顿大学的数据统计，来自收入分布底层60%的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的31%。另外，种族分布也有一定局限性。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统计数据反映出种族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例如，2028届的黑人学生占比仅9%，而Z世代中的这一比例为14%；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占比也只有9%，远低于Z世代的25%。艾娃·约翰逊认为，这些数据恰恰表明，顶尖名校用来衡量学生的标准——SAT成绩、GPA、课外活动——本质上不利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因为这些衡量标准在学生培养中需要大量金钱和资源投入。选拔机制改变后，出现更为明显的精英傲慢以及该群体与社会脱节的情况。由于招生机制强调智力和学术成就，进入顶尖学校的精英往往自认为优越，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凭借努力和才能获得的，而非靠出身。这种心态导致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享受胜利果实，忽视自己的责任，并理直气壮地对社会中不如自己幸运的人产生鄙视，缺乏同理心和责任感。这些智力精英虽然在学术上表现出色，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实践经验，难以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南方人物周刊》曾指出，近年来，民众对于由常青藤选拔出来的智力精英逐渐失去信任，抱怨声越来越大，69%的人认为政治和经济精英不在乎勤劳的人民，自2016年以来，大量选民三次投票给“与众不同”的特朗普。大卫·布鲁克斯指出常春藤盟校“破坏了美国”，它们是精英阶层的权力中心。艾娃·约翰逊反驳，认为其论点存在严重不足，那就是他忽视了致命的一点——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美国的绩优制现在是且永远都是一种幻象。
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所谓“绩优制”是指在一个理想的绩优制社会中，人们应该依据“已证明的能力”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认为每个孩子或每个人在美国都能充分展示他们的能力和价值的观点，实际上只对那些至少拥有一定程度特权的人是可想象的。在不平等的社会中，绩优制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它只是将不平等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使得社会资源和机会继续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例如，标准化考试成绩和课外活动成就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影响，而非完全反映学生的能力。
布鲁克斯提出了一套替代性标准，希望高校能够创造一个更平等的入学过程，让国家的精英机构更加开放。他主张像好奇心、适应性和社交智能这样的特质应该与IQ一样在这些过程中被赋予同等权重。“他声称这可以修复美国的绩优制，但他未能看到问题出在美国这个国家本身，而非制度。布鲁克斯声称常春藤破坏了美国；事实上，美国一直存在问题，而常春藤只是证明这一点。”约翰逊说。
布鲁克斯提出的新评价体系意在减少传统评价指标带来的不平等，强调非认知技能和个人品质的重要性。这种转变可能会使招生过程更加公平，也更能反映申请人的全面素质，而非仅基于标准化测试分数等容易受到社会经济背景影响的因素。不过，约翰逊质疑，实施这样的改变需要克服许多实际挑战，比如，如何准确地测量这些非传统的品质，以及如何确保不会引入新的偏见或不公平？
在约翰逊看来，使用替代性指标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可以帮助减少精英通道固化的现象。然而，没有一个指标是完美的。与布鲁克斯的论点相反，大众在精英大学入学中看到的不平等并不是由当前的入学流程所制造的，而是由于美国社会存在的系统性不平等。这体现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经济差距、种族和社会偏见等。因此，约翰逊认为，招生不平等只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症状，而不是原因。约翰逊强调，绩优制的神话不仅分散了大家对美国不平等现实的关注；还加剧了这些不平等。大家需要重新审视和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如何构建真正能够反映每个人潜力和社会贡献的体系。这意味着要正视并解决历史和当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不平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流动性。只有当大家承认并积极应对这些结构性障碍时，才能朝着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迈进。同时，也需要培养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认可多样性，并理解每个人的成功之路都是独特的，而且都应得到尊重和支持。以上内容编译整合自：
1.How the ivy league broke America,David Brooks,The Atlantic,2024年11月14日
2.The Ivy League is American, that’s why it’s broken，Ava Joshon，The daily Princetonian 2024年11月25日
3.常青藤高校是如何搞垮美国的，李屾淼，南方人物周刊，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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