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伦理思想怎样作用于建设和谐社会|参赛作品

文/黄兴年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普通百姓的思想观念、行为选择标准的确立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道教伦理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共荣共生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促进人类福祉的持续增进。而“尊道贵德”、“知足常乐”以及“积功累德”、“济世利人”则进一步强调人类社会以及个人、家庭均需要遵守自然规律和克制无限欲望，更要求尽其所能地济世利人，这样才能真正在现实生活之中构建自然和人之间命运相依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促进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和谐，从而建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的和谐社会。

道生万物、人天同源（资料图）

大千世界之中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就意味着一个事物的消长完全有可能引起其他事物不同程度的涨跌变化，甚至会给某些人或事的正常运转带来巨大困难或发展机遇，这实际上就是自然界的各种事物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均存在的依存关系，而这种依存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道教“天人合一”思想便是对这种关系的概括。

道教把天、地、人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强调人与万事万物之间要和谐发展。其认为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而这天、地、人三气应当相互协调，“相爱相通，无复有害者”方能“并力同心，共生万物”。这表明道教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具有关联性，人与自然之间更是相互依存、相爱相通便会良性互动而达到最佳状态，即所谓无复有害者！

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的“蝴蝶效应”则以现代科学进一步阐述了道教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两周后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气流，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此效应说明事物如何发展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预示着初始条件的微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巨大差异。

蝴蝶效应引起龙卷风（资料图）

可见，蝴蝶效应事实上是揭示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是演化性机制，确定性系统内生着随机性，也就是说初始环境或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引发结果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则是系统均衡的多重性和某一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引发连锁效应。这就意味着万事万物的发展及其运行对初始值（偶然性）的高度敏感，还会在正反馈的自我强化中形成系统的多重均衡以及均衡的不可逆性。

这也表明需要认真对待初始条件及其变化方式、方向，毕竟任何事物都对初始条件存在着程度较高的敏感性依赖，即输入端微小的差别变动会迅速放大到输出端，而诸如此类的连锁效应在自然、社会经济生活中比比皆是，这就意味着要想争取美好的未来结果，就必须从思想观念以及行为选择上真正做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必须合理利用自然给人类活动指引的发展规律及其腾挪空间大小，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才有可能构建相爱相通、并力同心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将人类引导到发展的最佳状态。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要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与矛盾，而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内在原因，方才有可能对症下药，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才会成为现实。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乃道教最为核心的思想，其既强调万物自“道”而生，“道”乃万物之源和生存发展的内在依据；而所谓万物生而有“道”，便是要充分认识和尊重自然客观规律，也就是天、地、人必须遵循“道”，才是其可正常发展壮大的根本法则。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这一思想，进一步指出“夫至乐者，先应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于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其实质仍然是强调人要顺应天地自然，遵循“自然”的原则。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也明确指出“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这种“道法自然”顺应天地自然的思想，说明道教的生态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一种重要的理念，即人类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主人而采取违背自然规律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种种措施和办法，对自然妄加作为。而这种作为模式在我们现实社会、经济生产生活之中早已是见多不怪，甚至可以说已经泛滥成灾而在一些地区、行业成为了一种时尚，博得了较为广泛的效仿而成为一时之盛。

自然资源的破坏（资料图）

比较典型的现象便是一些地区、行业与个人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对各种类型的自然资源，诸如众多的矿产、水、森林等的疯狂采挖，甚至完全不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基本上只考虑满足眼前的需要而根本不顾及长远和其他事物的生存发展；更有一些地区甚至完全不顾自然发展规律而不加节制地排放污染，完全不经处理就肆意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早已充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全国不少地区雾霾问题日益严重、河流高污染、山峦千疮百孔便是其最直接的体现，这严重恶化着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甚至直接危及其生命安全，一些地区因严重污染而形成的癌症村便是其恶果。

严峻的污染现实说明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也是也与道教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逻辑相悖的。

只要不从根本上转变一些地区既有的发展指导思想与发展方式，人类将会遭遇更多的惩罚。且这种惩罚已经在现实中的全国不少地方发生。

如此严峻的污染问题之所以在全国蔓延，既有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即重化工业作为我国主导产业存在产生大量污染的技术风险，也有分灶吃饭体制的诸侯经济发展刺激及其行政区域之间经济、政治竞赛所引发的不顾环境的畸形发展问题。

按照道教的基本逻辑，人与自然应该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在这个相互作用、彼此依赖的有机整体之中，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及其多样化需求的更好满足，必然要向自然索取，开发与利用自然，此举不可避免地会对自然造成多重影响，甚至是破坏。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在人类合理开发的范围之内，能够及时有效地消化并转换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自然消化人类活动之不利影响是有条件和临界值限制的。若超出了这一临界值，人类就必然会遭遇自然的惩罚，且其惩罚力度会随着超出这一临界值的程度和规模加大而呈现几何级数提升。

这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与政策规范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现实问题是13亿人口的吃饭难题迫使各级政府、社会各阶层和居民个人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千百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温饱难题，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确实解决了这一难题，且目前还正进一步快速向小康乃至富裕社会迈进，这是中国创造的人间奇迹，没有人能够否认。但这种快速地发展经济的模式又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和问题，即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和承载容量是有限的，超过了这一限度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诸如环境破坏与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而现实情况则是人类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满足难以遏制的欲望，更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去采取一切手段和措施去获取不断增加的财富。但这种对财富肆无忌惮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利用，甚至会快速超过自然环境所能容纳的承载量而引发各种各样的污染。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及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在许多方面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导致生态失衡，爆发生态危机直至严重危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财产安全。

其内在原因在于现行的污染排放模式存在某种形式的公共牧场悲剧问题：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

公地悲剧会在这里上演吗？（资料图）

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相反，如果牧场是我的，我会精确算出，或者通过试错方式找到放多少羊进去吃草才能使得产量——羊肉——最大化，从而获取最大的租值。而如今的污染排放模式类似于公共牧场悲剧，即如今企业、机构或个人制造的污染在不少地方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甚至排污费都只是象征性征收，这在很大程度就相当于无主的牧场，大家争相大肆排放污染，最终会快速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从而使得环境租值快速耗散为零，租值消散的原因是牧场没有主人（没有强制性要求污染制造者完全净化污染，甚至可完全不加处理地自由排放）。

这就意味着只要牧场有主人，放多少羊或者让多少人进来放羊，是会朝着租值消散最小的方向去安排的，主人不会让“太多的羊以至于草都被踩死”的糟糕现象出现。同样的道理，若污染能够被制造者与社会有效净化，那么，自然与人类的和谐便会成为现实，这也是道教倡导天人合一的内在逻辑。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任何个人或机构的行为选择主要是对其所受到约束的成本与收益对比关系的直接反应，而不是直接依据社会公众持有的价值观行事，其甚至有可能与社会公众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对此，我们就有必要探究现行的环境监督机构究竟受到了何种形式的约束或激励，这些激励又以何种方式与途径影响环境监督质量与有关环境保护正式契约的实施。

大气污染（资料图）

如今频繁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大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只有区域性或河流全流域性大污染才会受到大小不同的处罚，且即使实施了处罚，基本上也都没有对污染者及其责任人进行伤筋动骨式处罚，这很难起到应有警示作用，而肆意排污者的收益依然可观便会引发更多的效仿。

类似问题长期无法消除便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现行的契约第三方实施方式趋于失败。导致第三方难以正常发挥监督作用的根源在于现行管理体制的核心依然是以生产者的利益与需要为中心，政府的目标是追求GDP最大化。因为分灶吃饭体制将一个地区（部门）创造GDP的多少同其可支配的财政收入直接挂钩，导致一切不能增加GDP的措施、政策，甚至法律都难以得到全面而不打折扣地执行。这种利益追求方式使得在短时间内只增加成本而难以提高GDP的措施，诸如监督企业全面履行环境保护正式契约所规定的义务等就无法得到全面贯彻。

也就是说，各项政策、法律与政府施政的主要目标仍然会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心，企业或个人的污染排放形式只是服从与服务于GDP增长的一种方式与手段。在此前提之下，本地区或部门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才会得到必要的关注；而超出这一前提的更高标准与要求则很难在大多数时间得到满足，这也使得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之中，政府监管机构基本上都是执行的内外有别的政策：例如，对外地企业、个人污染排放行为，地方政府有关执法部门会采取一切措施加以打击；相反，若是本地企业存在违法、违规的肆意排污行为则会进行偏袒。事实上就是有选择性地推行契约第三方实施。这种有选择性的监管方式导致企业和监管机构契约履行具有高度的弹性，一切以本地区或部门的利益最大化为选择判断依据，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与潜规则。

而这种有选择性的第三方实施方式导致在我们的法律思想与条文之中，更多的是规定如何更好地促进生产发展与扩大经营规模，政府有关部门如何更好地服务企业，而不是将一家对本地区贡献大，但存在污染肆意排放的企业绳之以法。因为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这一利税大户破产，从而必然会影响到政府追求GDP最大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在不损害或影响生产的前提之下，监管机构才会考虑考虑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基本偏好与利益需要。

而为了使GDP与财政收入能快速增长，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最为简单与最快捷的办法便是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本地区投资，尤其是在大城市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生产型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减少，为改变这种状况，地方政府会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具体表现为降低对企业污染排放的质量监管执行标准便成为吸引企业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利益需求约束之下，监管机构职责的严格履行让位于企业的污染肆意排放而更好地服务于政府的GDP最大化目标便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而监管机构也有自己的小集体利益，主要是任何一家监督机构都有众多的冗员，需要以罚款、收费等方式来筹措额外的资金解决单位的福利与改善办公条件，甚至人员的工资、劳务费等。

监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种交换关系，往往只要交纳了罚款、收费，一些企业的违法、违规污染排放行为依然可以继续进行，甚至不需要对发生大量污染排放的企业进行整改，基本上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利益结构就决定了一些专业监管与执法机构对本地企业的污染大肆排放行为难免会采取偏袒措施。

现实生活之中天人难合一的问题极为严重，具体表现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来的是人们追求物质富裕的欲望更加炽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难以遏制的欲望便会不顾客观现实之可能，希望能够随心所欲；不然，便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挫折感，这就是欲望的膨胀过度，而为了满足这种无尽的欲望，便会不择手段，哪怕给整个社会造成无尽的破坏，也会在所不惜。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无拘无束而自由自在，尤其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奢华与丰足便成为许多人的最大向往。于是，不顾环境条件，一头直接扎进物质世界，这样的结果对于生产、生活以及自然环境必然会无益而有害，甚至会贻害无穷。

以此观诸现实生活之中的男男女女，其几乎一切行为与动机均指向票子房子车子，年轻人憧憬“好多好多爱”和“好多好多钱”，一旦自己的票子房子车子比周围人的差，甚至是不及媒体上报道的张三、李四，就会因此产生焦虑，就会生出这样的不安与那样的不平，似乎自己若不能够实现赶超，家人与子孙就难以获得安宁，甚至会不久于人世，世界末日会因此而到来。正是这样诸多人为制造的不安以及这样或那样或有或无的负面因素，诱发一些人完全不顾环境和条件的许可，采取一切手段去追求财富，随之而来的便是严重的污染和人与自然和谐的严重破坏。

这种现象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的“幸福-收入悖论”来解释当下社会人们的焦虑与压力、污染急剧增加的问题，伊斯特林认为短期内经济增长有助于幸福感的提升，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幸福感可能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甚至被称为中国社会的“幸福停滞困局”，尤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为甚，大城市可能成了“幸福感低谷”。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以及众多的宗教人士都尝试用各自的方式与受破解中国式“幸福-收入悖论”。

雾霾（资料图）

例如，武汉大学黄永明的研究发现，近年来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让城市居民感到不幸福的重要原因，“每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多排放一千克烟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下降0.012分；每多排放一千克二氧化硫，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0.002分。”依此逻辑，经济快速发展、收入提高同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内在关联，更值得担忧的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超高速度，诸如10%以上，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均无法持续，尤其是不顾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更是会带来无穷后患，这在我国就表现为从持续在全国肆虐的大面积严重雾霾、地表水和地下水高污染、形形色色的垃圾山到各种各样由污染引发的严重疾病，如今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幸免。

而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已40多年，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发展成就更是举世瞩目，期盼其一直持续是不现实的，中速乃至低速增长将逐步成为一种新常态，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环境质量。而如此愿景全面实现的前提便是要各级政府、企业以及个人从指导思想、行为选择及其价值判断依据等诸多方面借鉴与遵守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选择和决策。

要知道，“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四十六章）“甚爱比大费，多藏必厚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也就是说祸患没有比不知道满足更大，罪恶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这是因为贪得无厌，过度追求某些东西与财富，必然会招致重大的花费与损耗，这必然导致其向社会与自然加倍索取而快速超过社会和自然可能的容纳与承载能力，若让这种欲望及其行为不加遏制，必然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社会矛盾而更进一步危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乃至人民的生命安全。

当代中国经济超过4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引发了较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各级政府以及社会有识之士均开始从不同层面采取措施以图缓解直至破解现实的环境难题，但效果至今仍然不太明显。而要真正改变这种不利处境，需要整个社会，从各级政府到各个阶层人民从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导向等各个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和观念转变，即不能够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不顾及环境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必须从内心深处认识和借鉴“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思想，并将其科学地落实到我们的日常行为选择与政府决策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中国经济发展健康持续与和谐社会建设才有现实可能。

也就是说要追求真正的社会和谐与人们的生活幸福，我们就必须树立起对自然的正确态度：只有确保天地自然的平安，人类才能获得长久的平安和幸福；否则，一切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都将难以持续，甚至会将人类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意味着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存在一损俱损与一荣共荣的内在依存关系，任何一方的过度发展都可能现实地危害另一方的健康，进而会反过来制约过度发展一方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正常运行。因此，我们必须以构建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及其相应理念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道教之所以强调“天人同源、天人合一”这种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因为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人与天地万物同根同源，也就是说“自然—人—社会”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人不能独立于自然而获得持续健康地发展。自然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栖身之所以及各种各样的养料，即自然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离开了自然的保护与支撑，人类将难以生存。因此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升到道德的关系，为了人类自己必须无条件地保护自然、爱护自然。

人与自然（资料图）

当然，保护与爱护自然，并不是不可以开发利用自然，而是要“道法自然”，也就是要自觉形成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观念和进行相应的决策、开发行为。这是因为自然万物自“道”生，天地万物都源自于“道”，“一切有形，皆含道性”，这就要求人类应该充分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尤其是不要作践自然、毁坏自然，更不能以人为的强制方式去破坏自然过程。而应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其运动变化之“势”，因势利导而巧加利用，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境地以及人们相应的发展目标。

在现实生活之中，人们容易犯的错误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及其实际行动，诸如过分地膨胀欲望而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以致毁灭性地开发自然资源。要真正认识到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即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也就是说万物平等，自然界和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尊严，人类应该平等地尊重所有的生命和自然之物，维护自然万物的生存权利。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按照自然物的本性对万物加以合理有节制地适度利用，以维持人生存发展与健康的需求。

由是观之，尽管道教的伦理思想不能从技术层面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其阐述的逻辑关系及其思想理念能引起人们对其在宇宙中位置的反思，并对今天如何处理自然界有限资源与人类无限追求的矛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与方向指导。我们应该报答和关爱大地母亲，并对生育和哺养我们的大地母亲始终持有感恩之心，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真正与大地母亲和谐相处。而只有以这样理念和思想指导我们的日常行为与政策选择，那么，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与自然和谐，才能够健康；否则，一切都将会是空中楼阁与水上浮萍。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一个由13多亿人口组成的庞大社会自然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以促进社会的和平与和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但做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们至少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即从专注于直接、间接地参与具体经济活动转向维护市场运行的公平、公正，并将对自然的保护与对人的保护提高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毕竟没有自然环境的健康和谐，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政府转变工作方式和侧重点，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规划好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这样才能以法规约束促进更多的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从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及行为选择上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向努力。

保持个人健康的生活方式（资料图）

另一方面则是作为社会组成一份子的个人必须要从思想观念以及行为选择标准判断之上保持自己个人内心的和谐与安宁，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人是跨物质生活领域与精神生活领域的两栖动物，其必须找到一个兼顾两种生活的平衡点，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而如果人们能认真汲取道教文化中“尊道贵德”的伦理思想，这种自我满足化的生活平衡点就会引导人们信守道教文化所倡导的崇俭抑奢的精神和作风，调节心理以平衡心态。这样就能够在物质匮乏的环境条件下，仍然保持不怕艰苦、锐意进取的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实现理想的目标；同样，也能够在物质丰富、条件优越的背景之下，仍然不沉醉于物质享受，而保持勤劳节俭，全力保持个人行为与自然规律的合拍。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之中，还是企业生产经营之中，人都积极主动地遵道，其中就包括减少乃至全面禁止对环境的破坏与对规律的违背；同时，对人类已经产生的各种污染进行全面净化以保护环境，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幸福的增进，从而创造更加美好和谐的生活。若这样的思想观念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那么，整个社会风气也将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从而把人们从金钱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摆脱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更好地发展个人的聪明才智，体现人的真正价值，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可见，只有政府职能转变与人类自己的思想观念、行为选择的方向一致性，才能引导更多的个人、机构、企业等真正遵循规律以约束自己的行为，尊道贵德，惟道足求，促进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保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才能使生活既充实又平和，健全我们的心身，在心灵的深处树立起和谐和平的信念，以自己的行为积极促进人类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当然，建设和谐社会，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且不能够过度强调哪一个方面；否则，会引发较为严峻的不和谐问题。这就需要从人们的内心深处真正理解道教“积功累德”、“济世利人”的伦理思想，以此为基础来促进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和谐。

道教主张和平、和谐的核心是爱己亦要爱人，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协调发展，从而建立起一个世间同乐的“太平”世界，这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有着相似的内涵；且要求人人行善积德，认为“善行”是实现太平世间的核心，以善道教化为己任：一方面积极地用其理论、观点向社会作宣传，引导更多的人学善明善，以促进整个社会风俗日益淳美、道德更加高尚，是为“劝善”；另一方面则更加提倡修道者身体力行，主动去做好事行善。而行善的目的，并非为了赢取别人的赞扬，而是为了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自然做了好事不求人知。

相对应的，便是反对放纵自己，干各种不妥当的甚至缺德的事。因此，人应该处处警戒自己，避开坏事恶行，做好事、行善为。道教主张每个人都要有“济世度人”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应遵守社会的公共准则，要友善地对待他人，在人与人之间要实行互助互爱，要“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强调有财物的人应当“周穷救急”、“有财相通”；它还认为“天道助弱”，反对“智者”欺负“愚者”，“强者”欺负“弱者”，“少者”欺负“老者”，应当实行人人平等而又公正的原则。

和谐（资料图）

以此观诸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不同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日渐显性化，这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贫富分化的扩大，不仅会危及到民众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信任，甚至可能威胁社会的稳定，最终将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而日益广泛的慈善事业则是人际和谐的润滑剂、社会稳定的平衡器，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要求更多的人投入到慈善事业之中去，而不是仅作为旁观者。但遗憾的是，中国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许多富人不愿意为慈善事业出力，甚至还有不少人自己不从事慈善事业，反而却对他人从事慈善活动说三道四。

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由千千万万个有着慈悲心怀和善良品德的公民所组成，他们代表社会的道德和良知，这是社会进步发展走向真正文明的一个基本表现。而道教劝善行善的伦理思想有助于培养更多的热心慈善事业的人，以乐善好施的自觉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

《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富有者应帮助贫穷者，而不是使贫穷者越来越贫穷；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之间，是没有高下贵贱之分的，理当和睦相处、共存共荣，以相互帮助增进彼此间的交流，促进相互理解。认真汲取道教中的这些伦理思想，引导人们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慈善公益事业，如赈灾济贫、资助希望工程、修桥铺路与救孤帮老等等，真正把道教思想与造福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造福社区和周围群众，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每一个人应有的贡献。

（本文为“道化天下 世界玄同”道学全球有奖征文比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黄兴年，原标题为《道教伦理思想对构建命运共同体化和谐社会的价值作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