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兰”这个名字，字面上很中国化、女性化，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牛兰”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一位重要人物的化名音译。1931年，他和妻子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又被国民党当局转押，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
牛兰被捕后，作为营救牛兰夫妇运动的领导人，宋庆龄决定以“孙夫人”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当局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她的妹夫——蒋介石直接对话。
狱中的牛兰夫妇
在牛兰夫妇被捕五个月后，宋庆龄走进了蒋介石办公室。
蒋、宋这次会面的具体情形，从未被人披露, 只有在后来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只言片语的记录。
1931年12月16日会面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宋庆龄（右一）、杨杏佛（左一）与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琼·文森特夫妇
可见，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拿出了蒋经国作为交换筹码。
作为蒋介石的嫡长子，蒋经国深受家族器重，在其16岁时，蒋介石便送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蒋经国有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那时的蒋经国对共产主义有浓厚兴趣，到莫斯科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是他的团小组长。
蒋经国在苏联的经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决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也是在这前后，蒋经国大学毕业，申请回国，未获批准；继而又上了军校，3年后毕业再次申请回国，再次被否。共产国际和苏联再三阻止蒋经国回国，当时各有因由，到了1931年要营救牛兰时，蒋经国派上了用场，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质子”或“人质”。
显然，只有苏联最高层才能作出这种交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请动宋庆龄这样高级的“谈判代表”。他们原以为这是个蒋介石无法拒绝的筹码，没想到却被蒋介石一口回绝。
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写得“大义凛然”，足可以当成第二天公开发布的“大义灭亲”声明。其实哪有什么“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孙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儿子可以不要，蒋介石心心念念的，只有他的“反共大业”。那才是“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以及大量机密文件与资金被查抄，已经给共产国际在中国与远东的活动造成了极大损失。
首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各组织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或瓦解状态， 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其他成员只得紧急撤离或停止活动；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一度完全中断。
不仅如此，牛兰夫妇的被捕还牵连影响到亚洲其他各国的共产组织。
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而恰在牛兰被捕前几天，香港英国警察在香港捕获了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从牛兰处得到的文件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
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在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将材料转交给日本警方，日警也投入对日共党员与当时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追捕。
以牛兰夫妇的身份，他们掌握的秘密远远超过这些文件。国民党政府岂肯放过这条“大鱼”。
事实上，牛兰夫妇的被捕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事件。不仅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往来奔走，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鲁迅、蔡元培、林语堂、郁达夫等都参与其中；事件影响甚至扩展到世界范围，爱因斯坦、罗曼·罗兰、萧伯纳这样蜚声全球的名人也纷纷为之发声。
牛兰事件的前因后果牵连甚广：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是牛兰被捕的重要原因之一；蒋经国被苏联当成交换牛兰的筹码，竟然被蒋介石拒绝；二战史上最具传奇性的“红色谍王”佐尔格，暗中组织营救，也因此招致身份暴露的危险；造成中国工农红军巨大损失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其实是因为牛兰案来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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