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9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尚未闭幕，中国新闻社自北京发出一则爆炸性新闻：北京首次举行“选美活动”！短短两个月间，选美风潮席卷全国，一波三折。
选手泳装照。图｜蒋和欣提供
文｜《
中国新闻周刊》马多思
本文首发于2011年10月17日总第536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8年，春节刚过，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蒋和欣来到位于北京崇文区西河沿的“部长楼”串门。
蒋和欣的好友赵耀和张安东的家就在这里。赵耀是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作家赵寻的儿子，张安东的父亲张光年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组诗《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者。
蒋和欣很喜欢来这里。这是一座塔楼，住的多是部级干部，以文化界名人为主。这里不仅房间宽敞，楼道都是大理石地面，电梯是从国外进口的，门口有门卫，这在还没有商品房概念的1988年的中国，实在是个高级的所在。
在张安东家，三个30多岁的青年长吁短叹，深感事业尚未有大的起色，总想办点“大事”。
1988年，最流行的词汇是“下海”，最让人羡慕的人是“万元户”。不知怎么说起的，赵耀忽然提议，要不咱们办个选美比赛吧，没准还能赚些钱。
为这个念头所兴奋，这一天，三个人在张安东家里聊了一夜。
赵耀说，直接称呼“选美”不好，有些敏感，和资产阶级的关联度较高，社会主义应该有社会主义特色，要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风貌，还是叫“青春风采大赛”比较好。
张安东和蒋和欣觉得这个主意真是绝妙。
在神聊中，赵耀和张安东提出，三围比例与臂展长度应是选拔标准之一，妻子是舞蹈演员的赵耀还提议，脖颈的长度也应该作为选拔标准。
蒋和欣很佩服他们俩的内行。赵耀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油画老师，同时在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读研究生。瘦高的张安东是个另类的文学青年，文革期间上高中时，就偷看西方小说，还把屋门紧锁，拉上窗帘偷听柴可夫斯基和德沃夏克，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一门心思想出国留学，先从《北京日报》辞职，又从社科院研究生院退了学。
第二天一大早，赵耀就把想组织选美的想法告诉了父亲赵寻，赵寻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赵耀找到自己的老熟人、《当代电视》编辑部主任朱汉生，希望他们出面主办这次赛事。
经朱汉生提议，赵耀去拜访了《当代电视》的主办单位——隶属于中国文联的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介绍举办选美活动对提高《当代电视》知名度的好处，以及社会主义的女子风采大赛与外国选美的不同。协会书记徐宏、杜高等都表示了支持。
1988年3月，“首届北京女子青春风采大奖赛”组委会成立，朱汉生担任负责人，赵耀、张安东等为组委会成员。崇文区文化馆为协办单位，负责比赛场地。
具体操办的赵耀、张安东和蒋和欣在比赛期间被给予《当代电视》杂志记者的身份。因为张安东外语好，文字功底强，所以由张安东负责所有文字工作，蒋和欣负责广告事务，赵耀机动。启动资金由三名策划者自筹。“每天都是兴奋而又惴惴不安的。”赵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比赛报名简章也确定下来，规定参赛者为17～27周岁、在北京市居住的女青年，报名时间为1988年4月8日、10日、12日和15日（其他时日场地另有他用）。比赛分初赛、复赛、半决赛和决赛，分设“青春活力”“聪慧灵秀”“文雅端庄”“娇美丽质”4项大奖，
其中最优者为“1988年北京之花”
。
主办方测量参赛者的身高、三围和腿长。图｜新华社
组委会经费缺乏，无法刊登广告，张安东于是骑上自己的二手越野摩托，天天带着蒋和欣到北京各大高校的广告栏去张贴报名简章。“靠，北大学生最可怕，看问题看得那么透。”蒋和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忍不住说了句粗话，
“在北大贴简章时，几个学生过来观看，当场就评论：‘这不就是选美吗？’惊出我一身汗。”
有时，张安东骑摩托外出看到漂亮女孩，如果旁边有家人或朋友陪伴，就过去主动邀请对方参赛。为什么一定要有家人陪同才去邀请？“那个时代，随便在大马路上和姑娘搭讪，是有可能被当做流氓抓起来的。”张安东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4月8日是报名的第一天，来了50多人。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刘卫兵正在新华社摄影部实习，听说了这一比赛，就带着一架海鸥相机，跑到崇文区文化馆去看个究竟。他请教什么叫“青春风采比赛”，同行诡秘地笑笑，悄悄告诉他，其实就是选美比赛。他决定，先采访再说。但
大部分女孩都是背着单位和家人来参赛的，大家都躲着他
，只有一个年龄稍大、比较大方的女孩接受了他的采访。面对“为什么参赛”的提问，刘卫兵至今还记得她的回答是：“培养气质，锻炼素质。”但他拍的这组片子并没有发表。
“我和新华社的老师们都觉得，这类新闻不太适合发。”刘卫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社记者曾利明率先向海外发出了报道《北京首次举行“选美活动”》，紧接着又发出了题为《北京选美报名第一天》的报道：“8日晚上，两位女军人捷足先登，从容走进体检室，测量身高、体重、腿长及三围。现场有些条件很好的女孩只作壁上观，北京时装队的卢娜莎就是其中一个，她说她先看看情况，反正报名截止日期是15号，最后一天报名也不迟。”
19岁的北京女孩魏雪是无意间报的名。她家解放前是商人家庭，家境比较优越，高中刚毕业的她正在家准备出国留学。当天她经过崇文文化馆，看到报名简章，觉得挺好玩，就进去报了名。
后来成为电影演员的潘婕也报了名。21岁的她当时在一家幼儿园当老师，业余时间在纺织部下属的一个女子时装模特队担任队员。她的好朋友杨秋怡是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的学生，看到比赛消息后，急切地要来参赛。杨秋怡很漂亮，但是当时很穷，连8元钱的报名费都掏不出来，还是潘婕帮她出了。
北京的春天，狂风呼啸，沙尘四起，潘婕和杨秋怡头戴纱巾，从蓟门桥乘车来到崇文门，其间倒了好几趟车。潘婕虽觉得报名费不菲有点犹豫（她当时参加一次时装表演的报酬才7元钱），但是想到费了那么大力气，自己也就报了名。
最终，除了一些一看形象就不行没有被允许报名的，报名参赛选手共842人。
潘婕近照。图｜本人提供
正如曾利明在报道中把赛场称为
“体检室”，那次大赛留给潘婕的最深印象，就是比赛和体检非常相像。
她去的那天，报名的选手很多。大约一百人左右，挤在一个大屋子里，排成几个长队。评委这摊儿负责查视力，那摊儿负责量身高、三围，另一摊儿负责才艺表演⋯⋯选手赛完一个项目，就到另一处去排队比下一个项目。
潘婕是穿着一件带有大垫肩的粉色风衣去的。风衣是她在东四最时尚的小店买的，当时女装流行大垫肩。发型是当时流行的盘头。幼教毕业的她想表演钢琴演奏，但是现场没有钢琴，她就走了几步模特步，跳了段舞，就算是特长展示了。
潘婕听到评委在议论，要把她的朋友、文静美丽的杨秋怡评为第一名，把她评为第二名，但是杨秋怡的三围不如潘婕好，尤其是腿不如潘婕长——
两个人身高差不多，潘婕的腿长是87厘米，杨秋怡是78厘米——就把杨秋怡的腿长改成了跟潘婕一样。
潘婕惊讶于评委的不避讳，但并没想过提出抗议，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不像现在，像超女得第一意味着多少钱，多少名多少利。那时候真没有，真的是无欲则刚。1988年能大红大紫又怎样，又挣不了多少钱。”
5月初，初赛选出的300名选手参加了复赛。
潘捷顺利进入了复赛，但因为去南方参加模特比赛，没能参加复赛，不过，组委会同意形象和表现都很抢眼的她直接进入下一轮。
魏雪也进入了复赛。她对进入前50名很有信心，因为她有两个绝活，一个是英语演讲，另一个是民族舞。为了复赛，她还自费请了专业舞蹈老师进行辅导。她的参赛服装是姨妈从国外给她带来的绿色紧身上衣和黑色裤子，上面缀有很多小亮片。大多数选手都是素面朝天就来了，只有她涂了口红。
复赛设置了泳装比赛的环节。比赛时，10人一组，列队进场，面对评委站定，每个人依次走近评委，再走回去。曾利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此大胆的赛程设置让感到惊讶，感叹北京真是领风气之先。
不过，魏雪中学时练过多年的跳水，对穿泳装倒不是很在意，她还记得，当时穿的是一件黄蓝相间的泳衣，很漂亮。
与比赛的顺利进行相反的是，广告招揽并不成功。负责谈广告的蒋和欣连一件西服都没有，每次只能借张安东的顺美西服穿。他至今记得，他和赵耀在长城饭店与香港一家皮草公司谈广告，第一次知道了“皮草”这个词。“我们那时都说‘皮货’，哪知道什么皮草啊！”最终，只有安徽一家小礼品公司提供了两万多元的广告费和一些小纪念品。
筹到的费用只够维持比赛的各项支出。当时，一般工作人员能拿到每天10元的劳务费。组委会成员不拿报酬，只管两顿盒饭。“但是在1988年，你要知道，吃盒饭也是很牛逼的事情，跟现在不一样。”赵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魏雪近照。图｜本人提供
比赛开始后，全国各地拿着介绍信要求来参观、取经、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国内众多媒体开始对这次比赛进行轰炸式报道。
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等国外媒体也纷纷报道。中新社接到众多外媒电话，询问情况，曾利明一一告知其组委会电话。
4月24日，法新社驻京记者董尼德采访了北京选美比赛组委会成员之一的张炜天。张是赵耀的朋友，供职于《人民日报》新闻研究所。
法新社引述他的话说：“谁也没有对这次比赛提出哪怕最轻微的批评。北京市政官员来看过这里的情况，他们发现一切都很正常⋯⋯如果中国不久组织其第一届中国小姐比赛，我不会感到吃惊。中国小姐桂冠的荣获者可以参加国际选美比赛。”
意大利、菲律宾和香港的选美机构向组委会发来访问邀请。选美没有如预期那样赚到钱，但是办选美也能办出国，这意外之喜让赵耀等人兴奋无比。
北京选美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紧随其之后，4月14日，广州宣布举办首届广州电视广告模特大奖赛；4月27日，“上海姑娘”大赛开始报名；昆明后发先至，于4月28日抢先决出了中国内地第一个被冠以“小姐”称号的“春城小姐”；4月30日，成都市发布了首届“蓉城小姐”竞选大奖赛的消息；5月1日，江西省选美开始报名⋯⋯
5月中旬，北京选美复赛结束，决出了前50名半决赛选手。
初赛结束后，北京电视台加入进来，成为主办方之一。
时任北京电视台台长派了一位春晚总导演来和组委会协商，希望把比赛独家承揽过去。但是朱汉生与赵耀都不同意。“凭什么事情快办成了，你们把成果拿走？”最终，北京电视台虽然是名义上的主办方，但是没有参与具体工作，也未投入任何人力物力。
朱汉生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其实当时要是让给北京电视台，没准比赛就办成了。”
5月的天气，似乎说变就变，风雨欲来。
这场选美运动生不逢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