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震
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今年初，电视剧《繁花》播出，因其制作精良，艺术特色鲜明，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收视飘红。可是，也有观众，特别是外地观众质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平均工资还那么低，人均收入还那么少，上海就有那么豪华的场所（景）、豪气的人物、豪奢的生活吗？
社会是多侧面的。电视剧《繁花》反映那个年代的上海社会是真实的，但也要说清楚，那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弄潮儿的真实生活。而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30年前上海热播的另一部电视剧《孽债》中，有着真实而细致的反映。
《孽债》海报
《孽债》是根据叶辛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20集电视连续剧，由黄蜀芹担任总导演。该剧叙述了沈美霞、卢晓峰、梁思凡、安永辉、盛天华等5个在西双版纳出生的孩子，结伴到上海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孩子们的父亲（或母亲）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落户。按照当时形势，他们不得不准备一辈子扎根边疆。好在，知青们平时的农耕生活虽然艰苦，缺吃少穿，很少开荤吃肉，但西双版纳地处热带，还有水果等经济作物可供果腹，而婀娜多姿的傣族少女又漂亮多情，热情奔放。于是，有些知青就和当地青年结合（或知青之间由爱成亲）诞生了下一代。
七十年代后期，形势发生变化，随着知青返城浪潮，他们抛下亲生子女返回了上海。八十年代后期，被他们留在西双版纳的孩子们长大了，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到上海来寻找他们。孩子们的到来，不啻是给他们业已平静的生活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搅得屋里厢落缸水混（上海俗语，家里弄得乱套了）。
在他们眼里，孩子是他们欠下的孽债，让他们头夹扁（焦头烂额）。当年，他们得知自己可以由边疆返回上海时，其激动的心情不亚于两千多年前正在牧羊的苏武，突然听到自己可以回归汉朝的消息时的感受——别妇抛雏在所不惜。回上海后，他们重新组织家庭。面对新配偶，他们选择了将过往埋在心底，希望那段历史成为自己人生的梦境，消散无踪。可孩子们的到来，让事实终于纸包不住火。
《孽债》主题曲《哪里有我的家》曾风靡一时
对于事实真相，比他们更加震惊的是他们的新配偶（妻子）。电视剧《孽债》展现了她们由惊愕、到愤怒、到委屈、到缓和、到理解、到接受的思想和情绪变化。黄蜀芹导演身为女性，有区别于男性导演的生理和心理习惯，更能感受女性角色在碰到这种事情后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她也曾说到拍电影的视角：如果把朝南的窗户比作男性视角的话，那么女性视角就是东窗。阳光首先从那里射入，从东窗看出去的园子和道路是侧面的，是另一个角度，却有着特定的敏感、妩媚、阴柔和特殊的力度、韧性。因此，她导演的作品带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有她独特的风格和敏锐的观察力。
她导演的《孽债》镜头沉稳，细致入微，没有特意追求感官刺激的紧张激烈，往往采用人物之间的相互诉说、 吐露心曲。让人物向观众直接披露心声，与观众交流感情。剧中几个女性角色，包括上海好男人形象（具有女性的体贴细腻，又内敛坚韧）的代表——古道热肠的卢家伯伯和忍辱负重的沈若尘，等等，之所以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影响，既缘于演员们的精湛演技，也源于黄蜀芹导演的艺术理念和指导。
《孽债》截图
当然，该剧不是一部单纯的女性题材作品，它反映的是全景式的平民社会。黄蜀芹提倡“小题材抒发大感情”。她拍片选材的标准是：只要有价值，即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和较高的艺术品位，她就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上海，其经济规模、城市面貌远不是30多年后今天的样子。电视剧《孽债》虽然拍摄于1994年，但叶辛的小说《孽债》出版于1992年，真实人物的生活就应该发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困扰上海居民生活最大的问题是住房困难。
《孽债》截图
具体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在1984年，上海城市规划局会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一部题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内参片（参看《上海故事——一座城市的温暖记忆》上海音响资料馆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市民的居住窘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