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埃科
Umberto Eco
2016 年 2 月 19 日，意大利作家、符号学家
翁贝托·埃科
（Umberto Eco）去世，享年 84 岁。
后天，就将是翁贝托·埃科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出版了包括
《玫瑰的名字》《波多里诺》《密涅瓦火柴盒》《傅科摆》《埃科谈文学》《傅科摆》《试刊号》
等埃科重要作品简体中文版本的出版方，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在本周末举办两场活动，以此向这位杰出的作家、公共知识分子表示敬意和纪念。
活动一：
2 月 18 日本周六下午两点，在上海 JIC 建投书局（上海公平路18号8栋嘉昱大厦一层），
《试刊号》新书发布暨翁贝托·埃科逝世周年纪念活动
将开启大幕。致敬主题展览、奇趣文创周边、大咖对话分享等你前往。嘉宾有：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东方卫视首席记者、主持人骆新，北京外国语言大学意大利语副教授、本书译者魏怡，作家、书评人 btr。
（戳文末
阅读原文
可预约观看活动的视频直播）
活动二：
2 月 19 日本周日下午两点，在上海书城福州店 3 楼（福州路 465 号）举办主题为
“虚构与真实的博弈”
的对谈活动，嘉宾有：北京外国语言大学意大利语副教授、本书译者魏怡，作家、书评人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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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纯洁之中最令我害怕的，是匆忙｜翁贝托·埃科的A-Z
》
大家知道，上海译文近期推出了翁贝托·埃科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
《试刊号》
。小说虚构了一个
“墨索里尼并没有死在1945年，而是参与了一系列战后的意大利政治事件"
的阴谋论，并以调查此阴谋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狠狠地批评了一下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今日媒体怪相：
“周一我们读到的新闻，到了周二我们就已经忘了。这确实是悲剧。新闻并没有像它应当做的那样影响我们。”
关于《试刊号》中揭露的媒体病态，已经有各种阐释述评，不再赘言。今天与大家分享原刊于
《纽约书评》
的一篇文章，文中翁贝托·埃科谈了自己年幼时在意大利经历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对战后弥漫在意大利、欧洲乃至世界更广大区域的法西斯主义复燃的苗头。感谢本
文编译王源，以及责编李月敏所提供的帮助。
原初的法西斯主义
文
｜
翁贝托·埃科
译｜
王源
原文刊于
｜
纽约书评
（限于篇幅，本文为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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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那年我刚
好十岁，我领取了卢迪少年最高省级奖状（一个所谓自愿报名的强制性意大利少年法西斯比赛，也就是说，每一个意大利少年都必须参加）。当时的考题是“我们应不应该为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的不朽天命而献身？”我就此题目展现了极佳的修辞技巧，当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是个聪明的孩子。
接下来整整两年时间，党卫军、法西斯、共和党和游击队轮番在我们这儿做客，每天就是相互射击，我自然也学会了如何躲避子弹，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身体锻炼。
1945年的四月，游击队占领了米兰。两天后他们行军到了当时我所在的小镇。当地瞬间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广场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歌声和旗帜，所有人都在欢呼该区域的游击队长米莫的名字。米莫原是宪兵队的陆军元帅，之后加入了墨索里尼的继任者巴多格里奥将军的阵营，在同墨索里尼的残余部队的一次交锋中丢掉了一条腿。米莫出现在了市政厅的阳台上，手柱拐杖，神情苍白，另一只手试图平复住人群激动的情绪。我在期待他的发言，墨索里尼伟大的历史性演讲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那些最著名的段落在我们上学时是被要求背诵的。
终于静下来了。米莫的嗓音非常沙哑，都不太听得见。他开口说：
“公民们，朋友们。在这么多惨痛的牺牲之后，我们终于解放了。光荣属于那些为了自由而献身的战士们。”
然后就结束了，他转身走回了市政厅，人群又开始喊叫，游击队员们举起枪支，开始发射节日礼花。小孩们赶紧去满地捡那些贝壳和珍贵物件。我当时从米莫朴素的演讲中明白了
言论自由就是选择修辞风格的自由
。
几天后看到了第一批美国大兵，都是些非洲裔的美国人。约瑟夫是我第一个认识的美国大兵，黑人，让我看了他五颜六色的漫画书，它们有着好闻的味道，我自此被带进了迪克·特雷西和利尔·阿贝纳（译者注：两人都是漫画主人公）的美妙世界。
一位军官（马蒂少校或者是上尉）被当地居民邀请到他的庄园做客，我因为和他们家的两个女儿是同学，所以也在受邀宾客之列。在花园里我看到了马蒂少校，他被一群女士围拢在中间，磕磕绊绊地说着法语。马蒂少校略懂一点法语。
看惯了这么多穿着黑衫的白脸战士后（译者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都穿黑色衬衫，也被成为黑衫党），
我对美国解放者的第一印象竟然是个受过教育的黑人，身穿一件黄绿色的制服，说着“Oui, merci beaucoup, Madame, moi aussi j’aime le champagne…”
（译者注：原文为法语，意思是“是啊，太感谢了，夫人，我也喜欢喝香槟。”）不巧的是没有香槟，不过马蒂少校给了我一片箭牌薄荷味口香糖，我第一次吃这玩意，津津有味地嚼了一个下午。当晚还把它吐出来放在玻璃杯里，这样子它明天就又会是新鲜的。
五月份时，我们听说战争结束了。我对此非常好奇，因为之前受到的教育告诉我战争将是永久的，一个青年法西斯应该习以为常。在接下来几个月，我了解到了抵抗运动不仅仅是本地的事情，而且是全欧范围的。我学会了很多激动人心的新词汇，比如：秘密组织网络、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秘密军队、红色管弦乐队（译者注：柏林的一次反纳粹运动）、华沙犹太区等等；看到了第一批被曝光的
大屠杀
照片，所以在知道这个术语之前，我就已经清楚明白了它的含义，也明白了我们因何被解放。
在意大利至今仍有人在质疑抵抗运动到底有没有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真正作用。不过在我们那代人中，这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们清楚抵抗运动在道德和心理上的意义，并深以欧洲人没有被动地等待解放而自豪。对那些抛头颅洒热血来解放我们的美国战士来说，了解到在战线背后，有一些欧洲人已经开始提前报答他们的恩情——这不啻是一件令他们宽慰和振奋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都说抵抗运动的神话是某些党派编造出来的谎言，利用抵抗运动为自己造势宣传，把功劳归于旗下。不过我记得游击队并不只打着某一家旗号。
那时我一晚上都紧挨收音机。灯火管制下，整个区域漆黑一片、静谧无声，我的收音机在环境衬托下仿佛笼罩了一层孤独的光环。收音机里传出伦敦之声对游击队的致意，措辞非常诗意和神秘（“太阳照样升起，鲜花行将怒放”）。它们大多数是向弗莱彻传达消息。有人悄悄告诉过我，弗莱彻是一个意大利西北部最强大秘密组织的领袖，一个传奇性的勇士。弗莱彻因此迅速成为了我的英雄。弗莱彻（他的真名叫埃德加多·索德诺）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战后加入极端右翼组织，被指控参与发动反动政变。不过谁在乎呢？他就是我童年的梦中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