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革命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农民。
由于中国农村经济日趋衰败，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往往要卖儿鬻女才能吃上一口饱饭。
孙中山曾说，“农民若不参加革命，是革命便无基础”。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言中也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 照这样看来，农民过不上好日子，大家都别想岁月静好。
这句话仿佛一语成谶，国民党建政之后，在处理农民问题上完全落于共产党的下风，这导致它最后在大陆的失败。
▲
1923年12月，孙中山、宋庆龄在岭南大学
01
乡绅的变异
25年前，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其成名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借用了人类学中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 这一研究历史问题的新视角。
所谓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就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它的具体体现形式，就是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正式国家政权尽管可以利用非正式机构，但始终无法控制它们。
很不幸，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农村，就出现这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中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加深了农村领袖与群众间的分裂。这些农村领袖原来多是旧式乡绅，他们面对来自国家和群众两面的压力，有的选择投靠依赖国家的暴力来驾驭群众，有的则选择让位，给予不肖之徒乘虚而入之机，造成农村领袖的“痞化“。
这种“痞化“的农村领袖，就是我们历史教科书里讲的”土豪劣绅“。
▲
《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典型的土豪劣绅
本来，自明清以来，乡绅主要都是一些退休的官员，以及持有功名却当不上官的读书人。他们没有参政的法定权力，但在现实中，由于"王权止于县政"，使得乡村基层地方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区域，乡村绅士就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行使一定的管理权。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绅士阶层深受儒家伦理价值的影响，因而解释社会规范、传播道德文化、兴办教育事业成了这一阶层的基本任务。他们往往知书达理，品德高尚，自觉维护乡村社会的公平公正，所以很多乡绅也被称为“乡贤”。
那么，好好的”乡贤“怎么就变成了“土豪劣绅“？
主要是因为科举制的废除。
1905年，光绪帝下诏废除科举制。至此，读书—功名—入仕之路完全被关闭了，乡村不再产生士人，也就无法产生乡绅阶层。而原有的乡绅，也因为政府难以再用儒家道统控制社会，导致官绅的合作走到了终点。
同时，在废除科举后，学校制度改变，农村读书人潮涌离乡，知识分子不愿回乡服务，以致农村领导无人。大家想想，毛泽东是不是离开家乡湘潭去湖南省会长沙念师范去了？毕业后也没有回到湘潭；蒋介石是不是离开家乡奉化去日本读士官学校去了？毕业后也没有回到奉化；鲁迅是不是离开家乡绍兴去日本学医去了？毕业后也没有回到绍兴，而是去北京买四合院住下了。
这样的例子，在清末民初比比皆是。这就说明，早在民国初年，大批的乡绅就已经让位，而且他们不是由于国家的勒索压迫，而是出于自身前途利益的考量，才离开农村。
由于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使得乡村政权自然而然的就落入那些贪求名利、品德低下的“政客”手中，也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
这些土豪劣绅良心大大的坏，总是在乡村里欺男霸女，横行无忌。这导致中国的乡村不但经济生态破败不堪，政治生态也恶劣的令人发指。
不解决土豪劣绅的问题，农民就永远别想翻身。毛泽东在1927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这个逻辑链条捋的最顺，”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02
失败的农会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后，农民运动便随著国民党势力的快速扩张而推进，农会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只用了三年时间，农会组织就从广东一省扩张到十七个省区，农会会员总额高达千万，其中包括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五省更已成立正式的省农民协会组织。
1927年3月底，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组织成立，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宣告协会将领导全国农民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作最后之斗争。
不过，各级农民协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从一开始就产生了种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等不良份子混入农会，以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为例，在42县135位代表中，查出共有29位代表资格有问题。修水县代表刘之干、刘懋猷二人，不但是当地的土豪劣绅，还用压迫当地农民的手段取得代表资格。
这些土豪劣绅，”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作出种种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让人很头疼。
土豪劣绅混迹其中，使得基层的农运干部无法有效的领导农民群众。正如《江西农民运动概况》的报告中所说，“有的地方每每因为能力不足、或观察不清，把农民组织都流到土豪劣绅手上，以致造成革命的障碍。”况且，本来国民党没有足够多的干部可以深入基层，去领导当时数量庞大的基层农会会员。”县协在我们手里，区农协有我们的同志，乡农协没有人。我们的命令，只能到区，不能到乡，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以广东省为例
，1926 年 7 月间，中共中央就指出，党组织的发展无法跟进当地农运的快速发展，干部不敷分配的结果导致党无法充分指挥广东农民运动。”广东有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分配在六十多县，而我们有支部组织的地方，不到二十个县，人数不过六百，所以现在在客观环境下面，农民本身表现弱点，我们党不能指导，长此以往，农运将来必发生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必定归到党的本身来。”
由于当时负责农运的主要干部大都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对农运尚且有指挥不动的问题，可以想见国民党的问题更为严重。国共两党在短期内都无法解决干部人数不足的问题，于是，国民党想出来一个补救方法，就是派出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到各地了解实情，协助指导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些特派员良莠不齐，有的尽职尽责，有的敷衍了事，虚与委蛇。但即使是那些尽职尽责的特派员，也完全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乡村，还没有实现村村通。交通上的隔绝，使得特派员要全面深入所有乡村展开工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特派员大部分都没办法完成调查表册。
而且，
特派员人数稀少，每个省区最多分配不超过三名
。三个人就想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就像是把几滴墨水滴进一个大池塘，瞬间就不见踪影。人单势孤的特派员，根本无法与各个县以下的农会组织直接接触，自然也就无法真正领导这些地方农会组织。
国民党的干部无法深入基层，土豪劣绅自然可以尽情的破坏农民运动。1927 年 1 月份，湖南省省农会就曾颁布第二十六号训令，指出这种危险的现象：
最近潜伏危机将待爆发，就是地痞流氓有纷纷混入下级农协的趋势。这些不良份子最易受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勾结嗾使，从中捣乱。近来本会接到各处报告，各地方区农协不服县农协指挥，乡农协不服区农协指挥，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现象，这是地痞流氓混入各级协会所发生之恶果。还有更险恶的，他们借著打一二土豪劣绅，以取得幼稚的少数农民的信仰，要强奸真实农民的意见，横行乡曲，任意指认为土豪劣绅，而乘机渔利或借报私嫌。这种情形，假使任其蔓延，不早加扑灭，必引起一般乡民的误会。许多正派绅士，从前对于农民的善意，也到不能保持。一方面更给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一切反动派以极大造谣中伤的口实，而形成反动势力的联合。这样一来，于农运前途实不堪设想。
国民党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就使广大农民对国民党非常失望。国民党与农民之间渐行渐远，为国民党丧失人心埋下了伏笔。
▲
土豪劣绅的代表黄世仁
03
农民的失望
蒋介石定鼎中原之后，在中国建立起第一个系统地运用税收、国债等现代财政手段，实现财政“现代化”的政府，跟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比起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然而，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征收财税的主要方式，仍然继承北洋军阀政府的摊派勒抽与乱发公债票券等“苛捐杂税"的模式来筹得款项。据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调查，在江苏一地，田赋附加税普遍超过正税，灌云、海门两县甚至超过二十倍至二十六倍。各种摊派名目繁多，如崇明县，竟达二十三种之多。
正如陈翰笙所说，在当时的中国，”与其说赋税是公家财政的基本，毋宁说它是公开掠夺的代名“。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1933年11月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是导致”农村破产，工商凋敝“的根源。
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征收这么多”苛捐杂税“？
因为没钱啊！
国军打军阀要钱，打红军要钱，为将来打日本人，整军备战也需要钱。再加上各种天灾，各种人祸，处处都需要钱。可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按照正常的税收标准，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当时国民政府穷到什么程
度
？
1932年淞沪之战，十九路军和中央军的将领都纷纷抱怨缺乏弹药，快要山穷水尽。蒋介石没办法，国库比自己的脸还干净，只有恳求自己的大舅子，财政部长宋子文设法筹款。宋子文只得去找上海的银行团，软磨硬泡，才勉强凑了一点钱给蒋介石救急。
因此，
不征收苛捐杂税，国民政府就得散伙走人，各找各妈。
然而，琳琅满目的苛捐杂税，恰恰证明国民政府与它所推翻的军阀政府，在压榨百姓上如出一辙。
▲
贫困农民杨白劳
另外，从革命党迅速转变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一时还无力构建完整性的行政体系，培养整齐优秀的官僚人员。这就使得它征收钱粮的方式依然还是北洋军阀那一套，还是靠旧式”掮客“，即土豪劣绅来代理包办。结果，不但他们不用出粮，并且还中饱私囊。而贫困的农民，则被一律硬派粮钱，否则就拘捕监禁。
1936年5月，黄炎培谈到他在四川的见闻说，四川“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事事出人意外，从成都至嘉定三百几十里地，通过商品，节节抽税，多至四十四道。田赋一年须征十几年，有征到民国一百年的。……到今川北一带，吃草根树皮。不足，吃泥土。泥土吃不了，吃死尸。最近见之报纸，竟吃活人了。”可见四川农民苦到什么程度。
即使在首都南京附近，农村的情况也没有好转，根据193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江苏宝山较大的地主，近十年来乘机将地租提高了二分之一。近上海市的大场、杨行等乡，甚至有提高一二倍的。江都一带的永佃田，租额本很轻，近年各田主多主张永佃农与普通佃农一样看待，勒令加租。”
广大农民在失望、怨恨、愤懑中，肯定想，你跟北洋军阀到底有什么区别？
于是，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抗捐抗债，甚至有些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农协也奋起反抗。在广大农民眼里，国民政府已经成为自己的敌人。
在争取农民这方面，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政策显然更有吸引力，国民党从建政之初就已经处于劣势。
▲
红军的宣传标语
04
农村政权的内卷
建政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在乡村设置的行政编制为：村有村公所，设村里长和村监察委员会；村下为闾，设闾长；闾下为邻，设邻长。其中，村里长直接管理村庄事务。
1934年底，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保甲制，规定：“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长为一村之长
。保甲长人选规定为“推选”，但规定“无恒产者”不得推选为保甲长，这就断绝了广大农民，尤其是贫民被推选的资格。
保甲制是作为传统乡里制度的一部分，起源于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后被明、清封建统治者所承续。这是一种君主专制统治者利用宗法制度，以“联保相劝”、“连坐相纠”的方式在乡村社会推行的一种政治强控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可能适用于古代，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却还继续使用，可见国民党在制度创新上的乏力。推行保甲制，其实就可以看做是内卷化，即永远在低层次自我重复。
与此同时，合作社配合保甲制一同展开。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都认为农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为了让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采用的方法是土地改革，而国民党采用的方法则是土地的整理经营。蒋介石自诩，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阶级斗争，和平解放农民。”同村之业主、自耕农、佃农，共同组织利用合作社管理本村售田，先尽合作社购入，平均分配于佃农 ，积时累月 ，可令村田尽为合作社所有”。无疑这种农业合作的生产组织方式就是变相的土地村民公有，可以间接达到土地公用的目的，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现代化，农业生产规模化、科学化，实现中国农村的复兴。
为此，国民党在农村强制推行合作社。在抗战爆发前，中国已经拥有37318个合作社，遍及16个省份，拥有160万会员。
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农会也继续蓬勃发展，甚至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农会组织还成倍数递增，会员数量增长十余倍。
保甲制、合作社和农会三位一体，成为国民政府在农村的统治根基。
然而，保甲制、合作社和农会的发展只是纸面数据很漂亮。
保甲制、合作社和农会，再加上县政府，它们彼此之间的职权划分很不明确，叠床架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有责无权，有的有权无责，这导致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效率极其低下。
国民政府本来就很穷，抗战之后，更是捉襟见肘，没有多少资源可以给农村。如此一来，农村的各项事业难免就窒碍难行。甚至不要说农村，就连绝大多数的县政府本身资源都不足，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资源既然不足，扩设各种农村机构也只是徒增冗繁，无助于提高统治效率。就这样，国民党在农村的管理，成为典型的“内卷化”，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增长，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层面上自我消耗和自我重复，将自我锁死在低水平状态上。这样的管理模式，是无法适应20世纪现代化国家的需要的，也不可能在刷新政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有实质性的进展。到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承认，目前的土地政策没有取得实效。
而且，保甲这些机构还被土豪劣绅所霸占，以沂蒙地区为例，“农村村政人员大多是地痞流氓和游民青皮一类的人物”，
“真正忠诚老实的农民很少，有也是不掌实权”
。抗战爆发后，农村村政人员也多为土豪劣绅，一些不愿抛头露面的土豪劣绅则将村公职转到地痞流氓身上，自己在幕后操纵，乡村政权仍由这些反动势力掌控。
国民党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由于政府资源不足，无法为农村基层人员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当局只得默许这些基层人员向农民浮收摊派，以维持生存。于是，一些土豪劣绅也乘机混入这些政权机构与群众团体当中，中饱私囊，扩张权力。
这些土豪劣绅在祸害农民的同时，也积极反噬国民党政权。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就与国民党地方政权明争暗斗，以至于很多地方政权形同虚设。例如在江西西部地区，土豪劣绅不但把持乡村事务，就连当时各县的区长，“多由当地巨绅滥竽充数，……在各该县长深恐得罪巨绅，对于区长人选，未敢认真”。他们对待国民党中央政权和省政府颁发的政令，“全视利益有无为断”，有利可图的就执行，无利可图的就束之高阁。
他们还倚仗强大势力，往往拒交田赋，使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例如30年代中期，浙江省“无税之土地，占百分之七十五”。这些无税或不纳粮的土地，一般都为土豪劣绅所有。
▲
城市里通货膨胀
结语
就这样
，国民党在农村的政权建设内卷化，使得它的统治基础极为薄弱
。加上国民政府人谋不臧、贪污腐败、领导无能，以致各种深入农村的建设，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成效，反倒适得其反。它不但成为农民阶级敌视的对象，也成为土豪劣绅阶层所敌视的对象，一句话，国民党失去了民心。
而失去民心，恰恰是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它最后的垮台，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
参考资料：
1、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2、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
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年
4、彭厚文《试析30年代前期国民党打击土豪劣绅的政策，《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 年第1期
5、严海蓉、陈航英《 农村合作社运动与第三条道路：争论与反思》，《开放时代》，2015年
7、曹立新《走向政治解决的乡村建设运动》，《21世纪》，2005年10月号
8、赵泉民《政府・合作社・乡村社会-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9、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0、沈松侨《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2年6月
11、杨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综述 》，《乐山师范学院学院学报》，201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