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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北京，⼀男⼦在紫禁城内递上可口可乐玻璃瓶评价“马马虎虎”
1982年，⿊⻰江省哈尔滨市，三个戴太阳镜庆祝春节的⼥性被派驻（前）苏联、印度、韩国……记录下宝贵的时代影像。
见证一个摄影大师的传奇一生。
编 辑：陈 沁
要记录这个时代，用什么画面把它留下来？
这次展览，时间跨度有近半个世纪，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选出这187张摄影作品，对我创作的时代是一场综合呈现。
大家对我镜头下的中国很熟悉，而过去，我作为特派员在印度、韩国、俄罗斯、乌克兰的影像，也会首次和国内观众见面。▲
“刺点”篇
布展的时候，的确也有些紧张。第一次在展厅里看到自己这么大尺幅的作品，应该怎么说？平常看都是在显示器上，原来这么多未曾注意的细节。
时间的线性叙事，把它拆掉了。过去我的作品呈现，无论是报纸、杂志、书跟展览，都是按照时间次序。对我作品比较熟悉的皮力博士建议，这一次分成六个不同的主题，无论是“脸孔”、“姿态”，还是“时机”、“刺点”，我们回到画面本身。
画面一张叠一张，你会看到，一个社会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而世界，又是怎么变化的。1982年，北京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正在度蜜月的新婚夫妇
1980年，北京，年轻的模特⾏⾛在北海公园
1982年，北京，⼈⼝普查宣传员
摄影的语言，把它拆开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面孔，它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切入点。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来建立最基本的互信。这种信任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没有，赤裸裸写在脸孔上面。
1980年，云南省⻄双版纳傣族⾃治州景洪县，改⾰开放后现代时尚潮流逐渐影响⻘年⼈
有一次我去西双版纳景洪参加泼水节，我在镇里面的马路上走，看到三个年轻人在老远的地方，我发现他们穿着是很时髦的，这种帽子、衣服、衬衫还有外衣，三个都戴着一模一样的墨镜。
我说：“你们三个是不是能够走再近一点，让我拍一张？”他们也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相机，我就记录这一张很沉默的表情。
1981年，北京，月坛公园⾥的情侣
1981年的月坛公园，我最初被这对情侣对视的样子打动了。两个人坐下来谈恋爱，他们是“脚打脚”，男孩温柔地握住女孩放在膝盖上的手。你就会感觉到，中国人表达爱，跟西方人公开亲吻和拥抱截然不同。
1980年，上海，⼀对新⼈在照相馆里拍婚纱照
上海西藏路上有很多摄影馆，有一天我进到这家照相馆，我就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般结婚照是只拍肩膀以上，人的下半身不会在画面之内，这个女孩子就没有租借整个婚纱，下面是普通的裤子，普通的鞋。我觉得很可爱，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吧？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人在日常生活里面，有那种难能可贵的节省的美德，今天你看婚纱多豪华，还要跑到巴黎铁塔去拍。
1981年，北京，最早接受双眼皮手术的女性之一
1981年，我看到北京报纸上有一个美容手术的新闻。我也很兴奋，带着我的司机，“咱们就去东单”。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就找居委会问，找到了那个美容室。刚好有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旁边有一个小桌子，上面堆了一大堆西方杂志，这个女孩子跟医生说：“我喜欢这种眼睛”。我一看，是意大利著名演员索菲娅·罗兰（笑）。再看到她的脸孔时，我吃了一惊，原来她一个眼已经做了双眼皮。我就问：“你怎么不同时做？”她说：“两个眼睛都戴上纱布，我骑不了自行车回家。”我觉得特别可爱。
1981年，北京，溥杰（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在故宫（上）溥杰我拍过他几次，他非常朴素，说话声音也很低很慢。我就跟他提出，可不可以找个机会回你过去居住的地方——故宫，给你拍张肖像？他和我约在某一天下午，他说：“在故宫午门前的售票处，咱们在那里等。”到了午门的门口，我见到个子小小的溥杰先生站在那儿。几个女售票工作人员，对他好像都是笑笑脸很熟悉的样子，我才发现，原来故宫接近4点钟是清场的时候，整个都空了，没有其他游客。我就到处去找了一张椅子，在太和殿前面让他坐下来，他依然是很宁静的表情。我们接着走一走，由他来做我的导游。他告诉我，他跟他的哥哥在哪里学骑自行车、学英文，在哪里他又被哥哥骂过。他也替我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觉得特别荣幸的机会。
1991年，莫斯科，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克里姆林宫向全国直播电视演讲后合上讲稿
国际摄影这块，观众比较熟悉的，可能是戈尔巴乔夫辞职演讲。
当时有几千个国外记者在苏联，突然间我接到电话，是CNN的董事长亲自挂帅，带着我从亚特兰大到莫斯科去。我进入克里姆林宫里面，发现连俄罗斯塔斯社的记者都不在，我是唯一身上有相机的人。
因为是新闻联播，相机快门的声音会影响到他，我想：“天呐，冷战在我相机面前结束，我该在哪个瞬间拍？我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最后决定，在他放下讲稿，纸依然在动的时候，把这个瞬间抓住——因为动感是历史的瞬间。戈尔巴乔夫念完稿子，要扔下来的时候，我就用很慢的快门，胶卷速度是1/30秒。回到分社，我把照片洗出来，真是一个巨大的解放，第二天全世界的头版都用了这张照片。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摆出服务员的姿势
1991年，莫斯科，顾客们在室外排队守候超市开⻔
1991年，莫斯科，两名⼥清洁⼯于克⾥姆林宫内合影留念
新闻工作也好，摄影师也好，有时候你的名声、你的诚信力，它的存在是你自己很难想象到的。这次展览，观众会发现一个惊喜，这里面很少是典型的新闻。从尼克松先生到一个艺术家，从六盘水的小同学，到一个私人空间，重要的是，它能在情感上和人产生互动。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最后25年，但也有一些画面，是前年在北京、上海拍的。我觉得20世纪发生的事情，一直到21世纪，到今天、明天，并不会随着时间被遗忘，进入历史的垃圾桶——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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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刘香成
我1951年10月出生在中国香港，是我们家庭里的第六个孩子。
我父亲是湖南人，有很耿直的性格，他在报业工作，休闲的时候喜欢唱颂古文。母亲是福州一个大家庭的女孩子，那个年代就受过大学教育。
两三岁时，父亲把我送回福州，我在福州上的幼儿园、小学。在新的社会主义底下成长，这段经历特别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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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时，我回了中国香港，又开始适应一个崭新的社会。一边很努力地学英文，一边也很努力地学广东话。我父亲是负责报纸的国际版，暑假的时候，他经常给我一小段外电，说：“你试试看翻译”。我坐下来就开始翻译美联社的稿，父亲就给我文字上做修改。我1969年到了美国，那时没有一个从大陆去的留学生，中美建交还没开始。我就一个人学会开车，也和一些艺术家，比如上海画家夏阳老先生有交游，他的画，也间接影响到我对摄影的爱好。
1991年，莫斯科，刘⾹成在当地机关办公室
我大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毕业之前，要选修10-12个课程学分，跟本科的学习毫无关系，很偶然地，选了一科摄影。这个选择可能也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父亲会让我周六去学绘画，但是一笔一笔地画画，我好像没有什么天赋，不过对构图还有一点点认识。为了这堂课，我就拿了一个很一般的相机，跑到纽约59街第四大道的百货商场，我记得我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拍了一个“流浪者”系列，把这个作业交给摄影课的老师琼恩·米利。
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毕加索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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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向琼恩·米利致敬之作
图为106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写“中国”
琼恩·米利在摄影史上很有名，是《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很多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的经典影像都是他拍的。后来，他看了我拍的无家可归的老太太，就邀请我去做他的助理。
我跟他在一起有那么一整个学期的时间，我经常帮他整理文献，看他拍的布列松16毫米的胶片电影——布列松在纽约唐人街的马路上跳来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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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跟琼恩·米利工作完了之后，他就喜欢给他自己倒一杯威士忌，也给我倒一杯，拿一根香蕉、一个苹果，咬苹果香蕉的时候，看着墙上贴的图片，他就会告诉我，怎么去阅读一张图片：一张好的摄影是可以阅读的，它有一种信息的持久性。
琼恩·米利跟布列松先生是挺好的朋友，当年在纽约，布列松的公关经常带着他的摄影去找米利，大家像小同学一样互相去看作品，所以我开始对布列松很感兴趣。
多年之后，我明白了几样事情，有一样就来自布列松1971年的一篇采访，那时他已经从事了50年摄影，他说：“我的作品里面值得你们看了又看的图片，也就是40、5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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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思考，这么著名的摄影师，他如果从事摄影50年，他觉得耐看的图片，也就是40、50张的话，我就知道这门艺术的高度在哪里，难度在哪里。
我把两者的思想，摆在同一个框架里面去思考。我觉得琼恩·米利告诉我，怎样从生活细节里去找到乐趣，要细腻地观察生活。而布列松先生告诉我，一张图片如果你可以看了又看，它肯定是在情感上能打动你，它是反映了一个更大的历史、生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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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6年重返中国。
这是我在中国最早期的作品之一，在珠江的两岸，我拍了一张普通广州居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在打太极拳。这张图片，让我多年来第一次重新阅读普通人的肢体语言、脸部语言——他们好像有所放松，我隐隐觉得，改革可能要来了。就这么一点点的信息，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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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北京，⾸批专业模特在北海公园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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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河北，北戴河度假区沙滩上摆拍的⼥⼦
回到纽约后，我当年一个苏州老师，让我去拜访他在哈佛大学的老同学。我如约去了《时代》周刊在洛克菲勒大厦的办公室，推开门才知道，他是《时代》周刊的总裁Kelso Sutton。他开门见山地问我，“年轻人，你这一辈子想做什么？”我看他问题这么直接，也很适合我的个性，我回答他，“我想去北京”。1978年，作为第一批《时代》周刊的特派摄影记者，我到了北京。去看，去拍摄，去纪实一个时代的巨变。▲
1980年，北京，中国第⼀例外科整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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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北京，北海公园中的时髦女⻘年
那时作为记者，竞争是很激烈的。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很多西方刊物的图片编辑，他们对来自中国的摄影图片，常常不晓得怎么进入那个画面。但他们看到我的作品，好像一看就明白。现在回头看，对中国的观察已经是46年之前了。
我用纪实的手法，去拍改革开放的过程，它其实是通过无数的小故事累积起来的。从第一例双眼皮手术，到故宫售卖可口可乐、女性烫头发。从青年男女谈恋爱，到工厂的方方面面。1980年，北京，四季⻘合作社的农⺠把白菜扔到卡⻋上
1983年，北京，东单合作社的工人们在人行道上堆新鲜白菜比如1983年我在北京，看到合作社的农民把收割好的大白菜扔到卡车上，我就觉得这场景很像一幅画。等我拍完，我说：“我也来试试”。结果才知道，一颗大白菜是几十公斤的，很重，扔一点点就塌下来。
北京人爱吃大白菜，一买就是500斤，摆在阳台上吹干，吃整个冬天，我觉得在那个时代也很有代表性。如果你去北方，一定要尝一尝他们的豆腐大白菜砂锅，很香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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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北京，艺术家⻩永⽟于家中工作室
当年有机会，比如跟吴祖光先生、侯宝林先生，他们都来到我家里，教我怎么去吃大闸蟹，跟我说：“你吃完这个螃蟹，就要写一首诗下来。”他们看待美食文化的方式，对生活节奏的理解，都释放给我。
比如和陈逸飞先生，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有一天我和陈逸飞说：“到你家里，看看你怎么画画。”他就拿了他的颜料盘，叼着他的画笔，很自如地展示给我一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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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基辅，担心通货膨胀的人们到当地银行提取存款
1991年，莫斯科郊外，⽼妇⼈在当地社区公益⻝堂吃午饭
后来，我又作为特派员，被派驻到洛杉矶、新德里、首尔和莫斯科，成为分社的记者。也去了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我发现摄影的另外一个魅力，当今很少人有这个机会，像《时代》周刊、美联社，把我放到不同的新闻分社去，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怎么去看印度，怎么去看（前）苏联？结果我在一个社会里面，度过漫长的四五个春夏秋冬。有这个时间，也有这个休闲，不是去了一个礼拜、去了一个月就离开，我用很多的时间，去和我觉得有意思的人交朋友，把一个社会的层次感，通过画面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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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在黄浦江的轮渡上和年轻人聊天
有一次我在伦敦开新书发布会，观众里有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好像有一点在流鼻涕，在哭的感觉，但是我又不敢惊动了整个厅，所以我就不作声。
演讲结束了之后，我坐下来开始签书，那个女孩子朝我走过来。我说：“出了什么事情？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她对我笑了笑，她说：“我很感动，因为你的照片里，是我父母一直告诉我中国那个年代的情况。”▲
1980年，上海汽⻋制造⼚
这一次展览有个墙角，其中一边的画面，是1980年代上海汽车厂的女工，爬到车引擎盖下面，一锤一锤地敲打。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牌轿车是中国唯一一款量产的汽车。在此之前，中国只有三种型号的汽车，其中两种来自上海牌，分别仿照德国（奔驰E180）和苏联车，第三种是在北京备受青睐的红旗牌豪华轿车。
另一边，是新一代的上海时髦女性，正在陆家嘴开敞篷车。这张画面，我觉得要捕捉到她们兜风时在车里面的神情，但又要把陆家嘴崭新的玻璃钢材大楼框进来，有足够的景深把它们串在一起，所以也是用很慢的快门。
这两张照片，有很特别的象征意义。过去的女性和新一代的女性——我觉得年轻人一看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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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把一家和两只小狗搬到上海来，做了一个小小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其实我拍摄，就是一个小小的包，有两部相机，三个镜头就可以了。
但也常常想起当年在纽约，到底什么事情让我进入摄影？其中之一，就是纽约第五大道的国际摄影艺术中心。我也是去看了摄影展，真正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才意识到，摄影原来有这种力量。所以我就接受挑战，用摄影展的方式去启发大家，转眼就快10年了。
刘香成与夫人Karen Smith在黄浦江畔
这几年，一直忙着我自己的摄影书和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展览。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想更活跃地回到摄影上来。我挺想拍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总在想，21世纪中国人走出去之后，跟不同的文化接触，会产生一种怎样的画面？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个精力，但是我会努力，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
今天很多人问我：“人人都能拍摄的时代，一张图片需要有什么样的内涵，值得你看了又看？”
我想将来会继续是一个谜。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法解这个谜。我相信这个解谜的过程，离不开摄影师的思想和对时代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