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俊宇
许知远在和陈嘉映的对话之中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热带是不是不太容易诞生哲学家？
陈嘉映当时很犹疑且不可置否地说了一句：是吧。
虽然台湾不算热带，虽然我的哲学启蒙都来自于民视台一档哲学节目，虽然我知道台湾出版的很多哲学、社会学书籍质量远超大陆。
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台湾的9天，我几乎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我的所有动作，几乎都出自于本能。不管是旅行中的行程安排，以及一些稿件撰写。
我之前和人说，我之所以坚持高频率更新的目的在于，逼迫自己形成写作“肌肉记忆”，也就是可以不靠脑子写稿，只靠手写稿。
台湾的日子，就是如此——全靠肌肉和本能。哪怕回到北京之后，也是如此。
我想，这种状况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而日子太快活。
一
在进入台北的高速公路上，我觉得台北和任何一个中国南方省会城市都没有太多区别。这种感觉很熟悉，甚至像回到了南方老家。
抵达台北在酒店安顿好之后，我的第一站就是乘着出租车直奔“大巨蛋”——一个烂尾商圈。
因为上面有着嘲讽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涂鸦。我很想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个跳梁小丑，究竟为什么会在台湾的舞台上叱咤风云。
夕阳洒进出租车里，司机大哥的音响播放着玖壹壹乐队的音乐。玖壹壹的音乐都节奏明快，歌词很口水。
我在香港压抑的情绪因为这个乐队一扫而空，沉浸在这个“浅薄而开心”的乐队之中。那一瞬间，我突然很能理解年轻人为何喜欢无厘头的柯文哲。
可惜的是，大巨蛋围墙上嘲讽柯P的涂鸦都被清理了。我只能顺着街道走到一街之隔的国父纪念堂。门口有位坐轮椅的老人眼神笃定，盯着“国父纪念堂”这几个大字。这个动作似乎充满故事。我想，他的思维可能穿越到了70多年前吧。
国父纪念堂门口有一群年轻人在跳爵士舞，后面赫然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八个大字。我对此并不反感，脑子却都想起了“坟头蹦迪”这四个大字。
但“坟头蹦迪”有什么不好呢？国父纪念堂周边的公园成为市民散步、恋爱、健身的场所，这恰恰是一个社会相对开明的表现。
在台北游荡的这两天，我觉得很舒服。和海淀走1.5公里不一定能买到一瓶可乐的整齐划一相比，台北很有层次感。
1.5公里的范围内，你可以看见繁华也可以看见市井。遍地都是小餐馆、便利店，这绝对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
这种城市格局和很多大陆城市相比，恰恰是验证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面那句话：
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戴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的秩序。
坦率说，台北真的有点“好乱好快活”。情侣们骑着小电动车四处跑，小店小摊四处都在。很多地方我甚至觉得它很像10-20年前的南方小城。
台北和香港作为城市都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前者可能是用巧妙舒层次感塑造了富有烟火气的都市空间。后者可能则是用4D魔幻的层次感让人如同置身迷宫之中。
台北这种城市格局以及市井生活让我想起了柯文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新加坡人均收入是台湾三倍。但是如果问大多数台湾人愿意选择台湾还是新加坡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大部分台湾人愣了2秒之后，会说我还是选择台湾。
是的。如果是我，我也选择台湾。
二
九份的夜晚和做梦一样。
和司机大叔阿源的短短三小时就像是《绿皮书》和《菊次郎的夏天》里的二人组。
一开始原本只是打算在海边发呆，于是打了个车，大叔说啥我都敷衍一般接茬。他大概觉得我的钱太好赚，也大概觉得我和别的游客吃吃喝喝不一样。
我也知道他一开始只是为了赚一笔钱，但他在狡黠间一点点吐露真诚。
聊着聊着，俩人一起晚上偷偷走一个被封了的路，路边就是悬崖和海。
大叔吐槽自家老太婆，俩人只是住在一个屋檐下，仇人一样谁都不理谁。大叔吐槽台湾政客，谈自己对大陆的看法。
这个“狐狸型人格”的人充满了幻灭感，说自己不是泛蓝，也不是泛绿，只是“泛钱”。作为绿台节目的观众，20多年来，他却只在2008年给马投过一次票，这次打算给郭。
他却又是生活的爱好者。他炫耀自己退休后把公司交给儿子，自己画画、练毛笔字、考导游证、考驾照教练证、做司机，天天和游客四处玩的日子。不断传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情经验。
虽然对大叔很多观点并不认可，我觉得他缺乏“笃定感”。但和他的相处真的很开心。
最后大叔主动请我喝奶茶，俩人在九份老街分开。
给大叔留了一个台湾的电话，嘴上说让他来北京找我。然而我知道，一周后这张卡就要失效。这三个小时的火花终究只是一面之缘，俩人终究只是过客，我只是他无数过客中的一员而已。
我后来发现，台湾的司机都是如此热情。
有的大叔得知你是大陆观光客之后，聊天不到五句话就会说，“我们是一家人”。
另一位大叔一开始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时候，故意用了几句挑衅的语言试图挑逗我。但我用理解的态度和他对话时发现，他其实是“深蓝”。
他依旧期望着兄弟握手的一天。他在记下我的电话后，晚上甚至跟我电话关心道“平时记得多回家看看老爸老妈”。
后来去高雄、垦丁、花莲的全程都是另外一位“绿绿”司机包车带我走的。作为颜色偏蓝的人，我和他之间的“蓝绿”碰撞启发很多，至少“兼听则明”。
可以说，他是帮我彻底击碎对高雄市长韩国瑜好感的最后一根稻草。
抵达高雄之后，我发现自己对韩过往的好感几乎丧失殆尽。
这趟台湾行程其实全因1月得知“韩流”。但我在4月逐渐意识到韩流背后的民粹和非理智。
那会儿每天看着韩国瑜的新闻，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心生厌倦感。
那种狂热的气氛甚至让人不得不心生警惕。
虽然一开始我也期望出现最理想的那个画面，后来越来越觉得短时间内捧得越高往往容易摔的越惨。
钱钟书在围城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猴子的屁股红不是爬杆子到高处才有的，只不过是在高处更容易被人看到而已。
我当时在微博上说，韩的屁股大概率也是红的，现在没到高位，只是没有露出来而已。
一旦登顶之后，或许就没有遮羞之处。
的确，他还没登顶，红屁股就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短短半年韩国瑜一点点祛魅，
我在高雄的轮渡上眺望远方，心里只想着一句话——天知道爱河的摩天轮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三
离开高雄之后，我接下来的行程和城市关系不大，更多是自然风光——垦丁和花莲。
也许是天气不好，也许是没加滤镜，总之垦丁远远低于我的预期。它和马蜂窝上那些网红拍的照片完全是两码事。让我感到开心只有潜水和游泳。
垦丁的草草一天让我对花莲的预期也没高到哪里去。我在台东线无聊的海岸公路伴随着无聊的KMT政见辩论会度过了半天。路上唯一的亮点是石梯坪的海景和疯狗浪。
下午抵达后不久被花莲七星潭海滩的巨浪打湿了鞋，但惊喜在于海滩大爷的《外婆的澎湖湾》。
夜晚和民宿大叔、司机大哥喝着自制的“深水炸弹”聊天。两位战友虽然观点不同，却不妨碍觥筹交错间相互调侃。
这位曾经做过海军少校的理性大叔却是位资深韩粉，在家还穿着当时小额捐款时送的Q版衣服。
大叔那句“投票是情感的表现，不是理智的表现”对我触动很深，作为一个最认可朱立伦的人，我不断反思自己“太过正确不犯错”的过往到底缺失了什么。
花莲的刺激在于极限运动。真的不尝试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狂野。
滑翔伞的失重感和轻航机翻跟头的三倍重力加速度只是带来了纯生理刺激，肾上腺素的短时间飙升并不能真正留下内心的沉淀。
下午的暴雨+海浪中划独木舟才真正符合自己的个性——这种持久而漫长的体验一点点把乐趣推高了。
三个小时在海浪中不断平桨寻找平衡感，顺着波涛借力前行，体力和耐力的考验中不断去想着各种问题，和教练聊台湾社会以及工作生活。上午混混沌沌的思维随着雨水和海浪以及水中游泳一点点变清晰。
最后一天的赏鲸行程缺憾而完美。“不知道鲸群在哪，何时出现，遇到什么品种。出海只能保持平常心”。一上船就发现遇到了一个终极命题。
海豚只能算是安慰，好在过程中的风景与乐趣比目的更精彩。站在船头吹着海风，顿时理解了《加勒比海盗》中的巴博萨船长为何每次扬帆起航时都会不由自主拉长嗓子，拔出宝剑指向空中。
在离开台湾时，我的耳畔一直是蔡琴的《最后一夜》。这首歌第一次知道还是因为许知远对话白先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