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
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人均实际收入累计增加了17.6倍。除了人口不足百万的石油产出国赤道几内亚，没有其他国家在同期像中国增长这么快。但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从2012年至今，经济增长率已下滑至6-7%，其中有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还是结构性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5年的增长主要依赖于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改革、低工资和人口红利。但现在，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大部分经合组织（OECD）以外的国家，例如，目前中国的工资水平是印度的三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已经开始下降。
过去在增长中发挥作用的因素无法持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015年，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43.3%，未来很难再依靠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他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显著下降，而中国的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同时，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超低生育率和非自然的人口抚养比，使得中国产生巨大的人口红利。但目前这一政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现在劳动力数量正在下降，人口抚养比正在攀升。
不利的人口结构和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等结构性因素意味着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了。未来要想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势在必行。提高生产率的一个办法是进行更多的结构性改革。但是，两方面因素会让未来改革的步伐放慢：一是现在的利益集团与过去相比，拥有更多阻挡改革的手段，二是较容易实现的改革已经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因此，通过进一步改革提高生产率的空间比以前要小。另一个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是创新。创新包括创造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的设计、外观、生产流程，建立新商业模式、新品牌和新市场策略。
面对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和疲软的外部需求，中国企业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进”、“出”、“上”、还是“下”。
“进”，指的是将企业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但是，由于沿海和内陆地区工资水平逐步收敛，并且内陆企业面临更高的运输成本，“进”的策略至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出”，指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将中国的生产技术与更贫穷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相结合。“上”，指的是创新和升级，企业通过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来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下”，指的是关闭企业，退出市场。
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下”是一种选择，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不可能允许所有企业都退出市场。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企业能否“上”——实现创新升级，以及创新升级的速度有多快。
所以在此，我们将着重讨论企业的创新，主要的发现是：
一、中国在研发投入强度方面已经赶超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均值；
二、不论是专利数量还是质量看，中国近年来创新方面表现非常好。不必对中国企业的内生创新能力感到悲观；
三、工资上涨和市场扩大是中国专利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
四、中国在创新领域存在一些资源错配。私企比国企的研发效率更高，但国企获得了与经济效率不匹配的研发补贴。有意思的是，国企往往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营业税和增值税占收入和增加值的比重）。
由此，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减少补贴和税收，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
中国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
正追赶发达国家
创新型的国家或企业通常都会在研究开发（R&D）上大量投资。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最大的高收入国家2014年在研究开发上的投入资金超过GDP的2.7%，比同期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高近50%，是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三倍。如果中国希望转型成为创新型经济体，需要保证足够的研发投资。
事实上，中国在研发资金和人员上正迎头赶上，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图1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明显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研发投入的强度普遍更高。对于中国，我们画出了1995年至2014年的研发投入强度。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OECD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OECD国家的均值（1.88%），而2012年中国的收入水平连OECD国家均值的1/5都不到。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整体上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另一个度量创新投入的指标是研发人员的比例。
1996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是443人。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上升至每百万人口1113人，但仍不到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科技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当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它们。此外，中国的研发资金增长快于研发人员数量的增长，意味着每个研发人员平均可支配的研发资金也在增长。
图1 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的国际比较。注：中国的数据范围是1995-2014年，其他国家是2014年或能获取的最新年份。数据来源：世界银行，OECD数据库。
中国能从一个“世界组装工厂”
变成创新强国吗？
如果单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西方媒体有大量关于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新闻。但我们也看到许多正面的例子。比如，腾讯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创新活力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华为每年获得的专利授权量比苹果公司和思科公司还要多。中国于2016年8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卫星。为了验证这些创新的例子是普遍情况还是个案，我们进行了系统的数据分析。
创新的产出可能有多种形式，如专利、商业秘密、商业流程或商业模式等，也可能发生在商业领域之外，例如文化。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很好地被度量。由于专利数据较为系统，我们主要关注专利的增长。
中国的专利数量从1995年起呈现了爆炸式增长。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从1995年的83,045件火箭般地上升到了2014年的230多万件，年均复合增长率19%（表1第1列）。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于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接收国。2016年来自中国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4.32万件，较前一年激增45％，仅次于美国的5.6万件和日本的4.52万件。
表1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1995-2014）
中国专利为何呈现爆炸性增长？是不是像有些媒体所批评的，这种井喷式增长是由于中国专利授权标准低（进而质量低）造成的？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这不是合理的解释。衡量专利授权率的一项指标是t年专利授权数量与t-1年专利申请数量之比。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近些年的专利授权率为30-40%，基本上处于各国的中间水平，高于印度和巴西（约20%），但低于美国和韩国（约50-60%）。因此，相对于其它国家，中国的专利授权率并不是高得离谱（图2）。
图2 金砖国家、韩国和美国的发明专利授权率。注：授权率的定义是t年的授权量与t-1年的申请量的比值。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事实上，中国的专利不仅数量增长快，质量增长也很快。有几个方面的证据：
一是从专利结构看，技术含量最高的发明专利的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了2014年的18%（表1）。2005年，授权给外国申请人的专利占比超过20%，而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7%。这说明2005年以来，自主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是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获得的专利数量在1995年至2014年期间年均增长达到30%（表1最后一列），超过在中国获得专利数量的增长率。以审查严格的美国专利商标局为例，中国企业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从1995年的62件增长到2014年的7236件。前一阶段（1995-2005）的年均增长率是21%，后一阶段（2005-2014）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8%。在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中，只有印度达到了类似的增长速度（表2）。
表2 若干国家的企业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获得的专利授权量
三是在控制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后，在专利数量上中国企业的表现比其它国家在类似的收入水平阶段要好。四是从各国授权的专利被外国专利引用的次数看，经过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的调整，中国企业相对于其它国家的企业表现依然突出。事实上，中国授权的发明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次数在1995-2005年期间年均增长34%，而在2005-2014年期间更是加速至49%。
总体上讲，不仅是中国专利数量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而且一系列国际比较显示，中国专利的质量随时间推移也呈现出实质性的稳步上升趋势。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企业的内生创新能力感到悲观。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市场规模扩大和工资上涨是中国专利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面临更大规模的市场，企业更容易收回研发成本，因此更有动力增加研发。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数据表明，出口企业确实比非出口企业更加创新。其它国家关税的降低（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也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作用。
2004年以后，中国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超过10%。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过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依靠廉价工人的时代结束了。虽然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专利都增加了，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专利占比从1998年的55%上升至66%。持续上升的劳工成本可能诱导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更多创新以替代愈发昂贵的劳动力。
创新领域的资源错配
中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甚至韩国相比，在创新方面差距仍然很大。在2015年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发布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名单中，日本和美国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没有一家企业上榜。更加系统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与其它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面临很大差距。
虽然人口有很大差距，日本、德国和韩国的企业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仍然比中国企业多两倍以上（表2）。一部分差距反映了发展阶段的不同。但另一部分差距可能是由创新资源的错配导致的。
在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之后，国企数量占比快速下降。但是，多数留下的国企规模都变大了，而且这些企业多位于上游产业或战略性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私企低。国企一方面能获取更多政府资源，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话语权。有研究表明国企获得了更多的信贷支持、但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低于私企。
许多发达国家政府也会对研发企业进行补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研发补贴这项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在于补贴与企业经济效率之间是否匹配。我们发现中国政府的研发补贴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但国企获得了与经济效率不匹配的补贴，创新领域存在资源错配问题。
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的数据，整体而言，企业每投入千万研发资金，私企和三资企业分别产生6.5个和7.6个专利，而国企则只产生2.2个专利。控制企业规模后，我们也看到外企和私企的研发投资回报比国企更高（图3）。但是相比于外企和私企，国企获得了更多补贴（相对于销售额）。这说明研发补贴与企业的研发效率不匹配。
图3 不同类型和大小企业的每百万研发投入产生的专利数量。注：将企业根据销售额规模分为十个区间，在每个区间企业再按照所有权类型分类。国有企业是指国有股权占比超过50%的企业，外资企业是指国有股权小于50%、外商和港澳台股权大于10%的企业；其他企业定义为私有企业。
从理论上讲，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应该追求创新，而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应该模仿。用这个理论框架与台湾的数据对比，有学者发现中国一些低生产率企业在研发投资上投入过多，一些高生产率企业研发投资反而不足。基于他们的测算，如果能够减少研发投入错配，中国工业企业在2001-2007年间的生产率可以增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总而言之，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时，政府应提供补贴，但不应该因企业所有者类型不同而区别对待。如果研发补贴更加公平，更加与企业经济效率匹配，中国在国家层面上的创新产出会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