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文《马基雅维利看世界：反恐为何如此困难？》和《伊斯兰的两面性：反恐，世俗难以逾越的挑战》可知，世俗国家的基层政府难以应对穆斯林社区（穆斯林因生活习惯多选择聚居）的政治动员能量，这使得穆斯林社区往往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由此使得包括恐袭在内的违法犯罪往往滋生于此，且无法有效防止。
那么，是否有过世俗政权成功统治伊斯兰社区呢（非群众运动一时之力）？
英国人就曾在孟加拉成功驯服过当地的穆斯林。在大英帝国统治孟加拉（伊斯兰教为主）期间，英国人对孟加拉穆斯林进行了残酷至极的掠夺（因英国的压榨，再加上天灾，仅从1769到1773，孟加拉就饿死一千多万人），却仅仅遭到过一次微不足道的反抗（1764年10月孟加拉王公Mir Qasim 在布克萨尔的勇敢进军）。
英国人在马来西亚对当地穆斯林统治的稳定性同样令人惊叹。从英帝国1876年的稳固到1957年的离开，与当地华人等其他族群相比，马来亚的穆斯林社区显得相当顺从，他们从未发起过任何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抗——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稳定性甚至令当时的马来共产革命在穆斯林地区完全窒息。
满清对南疆穆斯林地区的成功统治同样令人深刻。自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以来，清朝以极少的兵力维持着在南疆穆斯林地区的统治，却使南疆内部局势基本保持了相当的稳定（除遭遇数次“和卓”后裔入侵和陕甘回乱阻道引发的大乱以外）。
民国军阀杨增新对南疆的统治，同样以低成本著称。1928年，杨增新的新疆军仅仅只有不足一万人，“炮皆旧式，几若废物，枪皆老弃，不适射击”（杨增新自称唱空城计）。不过，在他统治期间，当地的穆斯林却保持了绝对的恭顺（继任者金树仁一纸命令就废掉了根深蒂固的哈密回王），几次叛乱反而出现在北疆的汉人内部。
对于这些真实的政治前例，有人可能会说，英国人、清政府、杨增新之所以能够轻易制服穆斯林社区，仅仅是因为当时穆斯林未能开化，或者因为英国人、清政府（杨增新当然不堪一击）太过强大，或者因为当地穆斯林不善于团结，或者其他原因。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在类似的地域和环境下，作为被统治者的穆斯林，也曾因世俗统治者英国人、清政府和民国新疆省府的某些错误决策，进行过极为激烈地反抗。
从1848年－1856年，时任大英帝国印度总督的达尔豪斯伯爵，是个自视甚高的现代思想标榜者。他试图从已经归附英国的印度土邦中，夺取更多的土地置于英帝国的直接管制之下（事实上，英国人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有效管理这些土地上的印度人，巴加特和乌代浦等几个邦也在吞并之后恢复了土邦体制），而且，出于对现代化的推崇，他强制改变印度人（当时的印度卧莫尔帝国是个伊斯兰国家）的生活习俗。这些措施引发了一些土邦的离心和叛离（著名的占西女王叛乱、瓜廖尔），并给了宗教野心家煽动民众叛乱的契机（阿訇以子弹纸上抹有猪油煽动穆斯林士兵叛乱）。结果，在他离职不到一年，印度发生了规模宏大的民族大起义，几乎彻底摧毁英国在该地的统治。
1857年，达尔豪斯伯爵无视克莱武的经验，试图对印度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引发了可怕的印度民族大起义
印度土邦贵族们，在思想家罗素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里，属于不择不扣的政治寄生虫，除了镇压当地暴民以外一无是处。然而，他们是大英帝国统治印度，并维持稳定的王牌：在决定性的普拉西战役中，克莱武男爵正是借助伊斯兰王公Mir jafar的倒戈征服了富饶的孟加拉；在可怕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英国人正是通过印度土邦们的帮助打垮了起义军。事实上，只有当土邦的统治被英国人自己削弱之后，大英帝国的统治才开始动摇——或许只有历史才能意识到，真正摧毁大英帝国在印度统治根基的，恰恰是她自己在印度土地上无可遏制的现代化冲动
大英帝国对马来亚的入侵，实际上，也并非一帆风顺。1874年，英帝国控制了马来亚的霹雳苏丹国，但是首任参政司毕治（Birch）试图在霹雳推行更为直接、更为现代化的统治，他废除奴隶制，建立了垂直政府和财政系统，谋求改良当地民俗，然而，英国的现代改革政府不但无法有效管制穆斯林居民区，还严重触发了当地原有的宗教和族长权威，双方矛盾几近不可调和。1875年，毕治被杀，雪兰莪和森美兰也相继发生叛乱。
清帝国对穆斯林的统治也并不是全部成功的。清朝入主中原后，清帝认为聚居西北的回族穆斯林与汉人无异，乃以地方政府直接管理之，结果地方政府不但难以统治这些人，反而在同治年间激发了声势浩大的悲剧。
新疆的情况实际上也同样类似：1928年，杨增新被刺杀，继任者金树仁为了在新疆推动“新政”，于1930年废除了清廷和杨增新延续数百年的哈密回王制度，贬斥秉持南疆政权的维族的族长们，并在穆区实施直接统治、打压伊斯兰教。2年后，哈密地区穆斯林在王府旧吏和阿訇的煽动下发动叛乱，从此新疆进入了动荡时期。
从英帝国、清王朝、民国新疆省府在伊斯兰地区统治的成功和失策之中，用心的观察者就可以清晰窥见他们的政治错误。
在印属印度，克莱武男爵选择让伊斯兰王公Mir Jafar在孟加拉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这为他肆意掠夺孟加拉穆斯林邦国提供了最好的工具，尽管在他统治时期，孟加拉饿死一千万多人，但却从来没有遭遇过真正的反抗；达尔豪斯伯爵则不断吞并英国的傀儡土邦，羞辱了宗教的权威，尽管他为印度修建了当时最好的运河和铁路，建立了现代化教育和政府机构，奠定了印度的现代化，但依然激发了几乎遍布印度的叛乱。
在印属马来亚，随后的英国管理者，放弃对马来亚穆斯林的现代化改造，通过借助当地苏丹的政治架构和伊斯兰阿訇的权威统治该地，尽管英国对该地区的压榨程度不断加剧，但却再未遭到过类似于1874年的反抗；令人遗憾的是，马来亚地区的第一任参政司毕治（Birch），尽管满怀现代化的理想，试图废除当地的陈规陋俗和野蛮的宗族权威，却遭到了自杀式的毁灭（1874）。
在中国，清王朝选择让维族的贵族伯克们和回王担任维族地区的全权代治者，并赐予他们世袭罔替的爵位和土地，结果哪怕面临所谓的”圣裔“（和卓子孙）入侵的感召和威胁，这些大伯克们也坚决站在清廷一边，出死力作战，在内忧外患之下成为清廷不费钱粮稳定南疆的政治基础（南疆的伯克阶层乃是清廷在南疆打败张格尔入侵(1826年一1827年)，消弭玉素普叛乱(1830年)、七和卓叛乱(1847年)、倭里罕和卓叛乱(1857年)的主要政治基础，并在清廷太平天国战争中为大清踊跃捐款。）；然而，清廷对陕甘回族穆斯林的直接统治则遭遇了相当的失败，不但地方县令难以管束彪悍的回民教众，反而使得整个陕甘淹没在血泊之中。
在新疆，杨增新以维族王公和贵族全权代治哈密和南疆，结果这些人成为杨增新最坚定的支持者，杨增新得以在积弱积贫的军备下保证新疆的自我安定；金树仁则试图推动维族地区的现代化政治改革，他以垂直政府直接管制当地，触犯了宗教领袖和宗族领袖的权威，在缺乏外部支援的情况下，很快引发了摧毁全疆的叛乱。
事实上，1857年印度大起义之后，英国的政治家很快部分修正了达尔豪斯伯爵的部分错误，他们偿还了土邦们的土地，恢复了部分土邦的王位，并迅速意识到宗教对于稳定印度统治的政治价值——然而，达尔豪斯伯爵构建的现代化媒体、教育、通讯和经济，终究培养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后者掀起了印度民族主义浪潮，摧毁了土邦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基础，也埋葬了英属印度；
印度现代化带来的动荡和毕治（Birch）的教训，则使得马来亚的英国管理者聪明得多，他们极力维护穆斯林苏丹权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因为其深知苏丹代治者的政治权威乃是英国统治马来亚的最佳保障。
1913年，英属马来政府通过一项“马来人保留地法” （Malay Enactment ），以后推广到各属邦。根据这一法令，马来各邦的土地被列为保留地，并且不能以抵押 或出租等任何形式转让给非马来人。
马来联邦秘书长麦克斯韦尔爵士（ Sir Maxwell），在解释英属马来穆斯林地区教育政策背后的动机时表示：“……目标不是培养出一小群受到良好教育的 孩子，而是传统生活的稳定性……以使渔民与农夫的儿子成为更聪明的渔民和农夫，以免让一个人因自己受到的教育而感到不适。”
同样，清廷在削平回民起义之后，任命马占鳌为世袭首领，管束回民，同样收到了奇效。在清朝后期，马占鳌父子作为清廷死忠，不但帮助清廷扑灭了所有的回民反清起义，且在庚子国变、东南督抚观望期间，竭死力出兵为清廷抵挡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清廷崩溃后，随着中国四分五裂，马家军逐渐控制西北诸省，但大体而言，尽忠中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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