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南子》的创作中不免将道家学说、阴阳家学说、神仙方术乃至养性、证道、修仙等思想主张融入其中，《淮南子》神仙思想之渊源即在于此。
作者简介：王文照，女，文学硕士，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现居北京。热爱京剧艺术、道教文化、古典文学等。
《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时期，又名《淮南鸿烈》，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著作，包罗宏富，哲理深邃，涉及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天文学、气候学、地理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内容庞杂但脉络清晰，在研究西汉华丽宏阔的文学作品风格、梳理道家文化发展脉络、保存先秦诸子著作资料、研究淮南藩国社会发展状貌、探究西汉社会风俗及科技成就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该书在淮南王刘安的指导下完成，后世多以“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论之。
刘安系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汉高祖刘邦之孙，特殊的家庭状况和生长环境影响着他的兴趣爱好，史传他喜爱读书、藏书、鼓琴，才华卓著，文采斐然，并不热衷政治与贵族奢靡生活，深具学者气质，此外，刘安礼贤下士，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以学术见长的英俊之才有百数之众。高诱《淮南叙目》中记载了淮南文士集团中有佼佼者“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后人据史料推测，承担《淮南子》写作任务的即是刘安及其门客，或可称之为“淮南文士集团”。淮南文士集团作为西汉乃至中国古代文学集团的重要一员，与梁苑文学集团、吴王刘濞文学集团等一道为汉初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淮南王刘安，系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长子。其生母情况已不可考。他的生年并无明确记载，根据史料推断，学术界基本认可他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74年，刘安之父、淮南厉王刘长因图谋叛乱被废黜王号，谪徙蜀郡，中途因不堪受辱绝食而死。刘安幼年失怙，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自然对他的成长有较大影响。孝文帝八年（前172年），年仅七、八岁的刘安被汉文帝封为阜陵侯，孝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十六岁左右的阜陵侯刘安被封立为淮南王，他的几个兄弟亦被分封，重获厉王时的封地。刘安袭封淮南王后，一直生活在国都寿春。公元前122年因“谋反”罪名被迫自杀，一说为朝廷所杀，太子、王后及宾客等皆连坐而死，人数达万人之多。
西汉淮南王刘安（资料图）
关于淮南王刘安生平的记述，并不多见于古籍，根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和《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的记载可以看到，淮南王刘安“好书”、“读书鼓琴”，即刘安喜欢读书或藏书，善弹琴通音律，“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希望以仁德之政安抚百姓以博取声望。但他“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即不喜欢射猎跑马，这一点在当时王公贵族中是非常少见的，弋猎驰骋是皇室的标志性消遣性活动，贵族们将能够参加皇家举办的游猎活动视为终生荣耀；“狗马”即狗和马，游畋之物，也是权高势重的体现，韩愈《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有“开封卓越豪纵，不治资业，喜酒色狗马。”《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武安侯田蚡生活奢靡、权势过人，诸侯奉送给他的“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但刘安偏偏对这项倍受欢迎的活动无甚热情，而是爱好读书，鼓琴，文人雅兴浓郁，可见其追慕风雅的志趣性情。
在治理藩国上，史籍中提到他想通过做好事安抚百姓以流芳天下，并对其父淮南厉王刘长的惨死心怀怨恨，常想造反推翻朝廷却没有机会。“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记述，个人感情色彩较浓，似在为后文详述刘安谋反经过、坐实其“谋逆”罪名做铺垫，而关于淮南文士集团的经典著作《淮南子》及淮南王刘安本人的文学成就，并未提及。与之不同，《汉书》则介绍了淮南文士集团的学术成果——“内书”的相关信息，提到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据史料记载，淮南国的数千宾客方术之士中不乏长于学术、精于文学的俊逸之才，高诱《淮南叙目》中记载，淮南文士集团中有佼佼者“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他们与淮南王刘安合力著述的作品《内书》二十一篇与现在的《淮南子》二十一卷数量相当。今本《淮南子》由“原道训”始，至“泰族训”共二十卷，加篇末“要略”共计二十一卷，今人推认被后世誉为“绝代奇书”的现本《淮南子》即《汉书》中所提到的“《内书》二十一篇”，而《外书》《中篇》数十万言或皆亡佚。《淮南子》又名《鸿烈》，经由刘向、刘歆父子校订，定名《淮南》，后世称之为《淮南鸿烈》、《淮南内书》或《淮南子》，该书内容宏富，博大精深，“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
除学术成果斐然，刘安文采出众，谙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可惜淮南群臣赋作均未见传世，淮南王刘安赋作今仅存《屏风赋》一篇，载于《艺文类聚》卷六十九，《初学记》卷二十五与《太平御览》卷七百零一也有收录。另有《汉书·严助传》中记载的《谏伐闽越书》一文，收入清代严可均《全汉文》（时称《上书谏伐南越》）。不过，通过《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关于淮南王刘安与汉武帝刘彻在文学上交互往来的记述可以对刘安其人的文学造诣略探一二，“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
在宗族血缘上，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皇叔，刘彻对这位学识广博、精擅文墨的叔叔很是尊重，“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刘彻每次给他写信或者有所赏赐，还要召来大辞赋家司马相如等人先读读皇帝的文稿，也许还要稍加润色，之后再誊抄好送抵刘安处，以此可见刘彻对他的重视、尊敬程度。而刘安对这位“侄皇帝”也是非常恭敬的，不敢怠慢皇命，武帝喜爱楚辞，让刘安为《离骚》做注，刘安早晨接到诏令，中午吃饭时就已将《离骚传》写毕呈递给武帝了：“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还额外献上《颂德》《长安都国颂》，可见刘安对武帝十分恭谨，而且才思敏捷。除文学外，刘彻、刘安二人都对神仙方术颇感兴趣，“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但无论表面上二人怎样和睦，根本矛盾是无法改变的，汉武帝时刻关注着皇位是否稳固，而刘安的父亲、淮南厉王刘长即因谋反罪名被处置而死，虽然刘安兄弟重沐皇恩袭得王位，也不能保证他们对中央朝廷绝无谋逆之心，何况刘安在治理藩国的过程中与民为善，广施恩惠，推行仁德之术，深受百姓爱戴，颇有声望，并吸引了大批宾客聚集于他的麾下，其中不乏与他同好神仙黄白之术的江湖术士：“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刘安诸侯国内群臣对他感恩戴德：“其群臣宾客，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武帝的舅舅、武安侯田蚡在霸上迎接刘安时有言：“方今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
无论历史上刘安是否真的怀有不臣之心，武帝本身对他是不无猜忌的。更何况二人在治国理念这个敏感问题上存有最大的分歧：武帝推崇儒术，力在进取；刘安的《淮南子》以“道”立意，意图守成，认为“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而一直强势把持朝政的窦太后也是黄老之术的推崇者，皇权之争向来艰险，也许这更加重了武帝对刘安的疑忌、提防。
尽管存在分歧，武帝首次看到这部著作时还是流露出喜爱之意。《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学界普遍认为，《淮南内篇》是刘安在公元前139年即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时入朝献上的，说明此时《淮南内篇》已经定型。而关于“上爱，秘之”的说法，一直存在许多争论。如果武帝非常喜欢，按常理推断应该将此书加以传扬推广，让朝臣乃至民间都去阅读，为何要秘藏起来呢？笔者以为，这正是刘安与刘彻关于施政方针问题存在根本矛盾的体现，但此时这种矛盾尚较和缓，武帝此时尚受制于推崇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公元前136年窦太后去世后方能毫无顾忌地施政，方始罢黜百家，推明孔氏，“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由此，《淮南子》初献时，并不存在治国方针发生激烈冲突的问题，如果此书对武帝治国有直接针对性的话，作为一代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刘彻也不会毫无察觉，还“爱”这部著作，“上爱”可见武帝对《淮南内篇》是十分欣赏的，至于是欣赏其文笔宏丽，还是包罗万象，就不得而知了。
刘安已形成了一整套修道求仙的理论（资料图）
相较于热爱读书、鼓琴，学识出众、文采斐然，刘安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对道家学说的喜爱和对修道求仙的热衷。《淮南子》被编入“道藏”，刘安之名也多见于《神仙传》、《搜神记》等著作中并以“散仙”面貌示人。而在常年修道过程中，刘安确已形成了一整套修道求仙的理论，拥有独立的神仙信仰。
刘安非常欣赏道家思想，对道家学派著作颇有研究，他曾精研《老子》、《庄子》，并著成《庄子略要》、《庄子后解》，这两部书虽皆已亡佚，幸可从《文选》李善注的引文中探知一二，而对老子、庄子以“老庄”并称，则始于《淮南子》一书：“《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老子、庄子的学说实有差别，且侧重点不同，但《淮南子》对老子、庄子学说的并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老、庄学说在新时期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发展面貌，经过先秦诸子、秦代以及汉初时期的学者对道家学说、神仙家及阴阳学理论的承继与发展，至《淮南子》写作的年代，道家学说中已衍生出老庄道家、黄老道家等多个流派，阴阳与五行学说实现了系统性的有机融合，这些均有助于热心读书、养生、治学等领域的刘安形成其独立的神仙信仰。
《淮南子》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神仙”的概念，但贯穿全书的“真人”实则为与“神仙”相类的“得道之人”的代名词，也就是《庄子》中深受推崇的“至人”。《淮南子·精神训》中，刘安在对“真人”的阐释中表达出他所秉持的神仙信仰：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浩浩荡荡乎，机械知巧，弗载于心。”
在刘安的神仙信仰中，真正的得道之人是本性、心性与“道”相合的，这主要体现在，没有爱憎之类的情绪，笃志修道且内心平和纯粹，能够保持一种回归古朴、淡远无为的明净状态，优游于天地之间，看似茫然无知，精神思想实则高蹈于尘世之外，生活在真正自由自在的境界中，远远超越了时空、生死、存亡等外在形态的限制，甚至能够役使鬼神，这样的阐述直接承继于《庄子》“大宗师”一节中对“真人”的描述，中心思想上与《庄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同时这也是刘安神仙信仰最突出的体现。纵观后世道家学派、道教学说中关于神仙的描述，大体上也依循着这样的框架与特征。
而导致刘安不慕声色犬马、一心向道的原因，除热爱道家学说、神仙信仰等自身志趣性情的缘故，应该也与刘安所面临的严峻险恶的政治环境、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刘安之父刘长因“谋逆”之罪在流放途中惨死，他在童年时期经历过人生的重大变故，且因父亲之故一直背负着挥之不去的“谋逆”阴影，在汉文帝为七八岁大的刘安兄弟封侯时他就曾遭到过贾谊的猜忌：
“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
因为家庭出身背景的问题，导致刘安无论在政治上有怎样的选择都无法避免被人猜疑为要“替父报仇”的结果，在《淮南子》一书中也不难找到一些“忧谗畏讥”情绪的流露，而在这样的现实情势下，本身就倾慕风雅、学识出众的刘安选择道家思想、神仙信仰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追求真正的出世、超脱，就顺理成章了。史籍中不乏关于刘安喜好神仙黄白之术的记载，民间也有不少关于刘安证道成仙的传说，虽然具体的修炼方法大部分随着古籍的散佚而无从得知，但后人还可以通过《淮南子》来梳理其神仙信仰的精髓和发展体系。
至此可以大致勾勒出淮南王刘安的人物形象，简言之，刘安思想偏重于道家，拥有独立的神仙信仰，热衷修仙方术，学识广博宏富，文化气息浓郁，深具学者气质，才华卓著，文采斐然，礼贤下士，广收民心，对贵族奢靡生活和政治地位并不十分热衷，在西汉众诸侯王中属卓尔不群的人物。作为《淮南子》一书的组织者、最主要撰写者，淮南王刘安的思想志趣必然对其著作的主旨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之所以称刘安为《淮南子》的组织者、最主要撰写者，是因为学界关于《淮南子》作者一事还是存在争议的，各家论调无外“刘安所著”“刘安及其宾客所著”及“刘安门下宾客编撰而成”这样几种观点。关于《淮南子》一书作者的问题，可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入手考察。《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列传》载“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文中虽并未明确写出《淮南子》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还是“宾客方术之士”，或是他们合力完成的，也并未写明作者（群）在《内书》、《外书》《中篇》部分的具体分工，但从整句语序排列上可以推知，《内书》、《外书》、《中篇》的写作与数千宾客方术之人并不是毫无关系的。班固及其著作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论调常为后代沿袭，故后学论及《淮南子》作者问题时，普遍以“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概括之。
孔子的弟子（资料图）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提到，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被后世传扬为“贤者七十二”，且各人在不同方面各有出众之处，如子路直爽勇武，曾参以孝著称，宰我长于辩词，子张关心政治，颜回更因德行出众、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而成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同理，淮南王帐下的数千宾客方术之人也有才力高下、各有所擅之别。约生活在汉献帝时期的高诱在《淮南叙目》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与刘安一起“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并参与编著《淮南子》一书的其他作者，即“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结合《汉书》记载，他们应该就是数千宾客方术之人中的佼佼者，参与著述的“骨干力量”。
及至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记载：“《淮南·要略》云赡养士数千，高才者八人，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晋昌，号曰‘八公’也。”自此，所谓的“八公”被认定为苏非（飞）等八人的合称，刘安门下宾客方术之士中的代表人物，也是《淮南子》一书除刘安外的其他作者，尽管在人名的具体写法上略有出入，这种说法已日渐为后世学者接受，如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等著述中均以上述八人为淮南王刘安门下“八公”，明清乃至近现代有关《淮南子》的著述、淮南地方县志等也普遍采纳了这种观点。
但经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里依然存在两个疑点：
首先，《史记索隐》中苏非等八人的名字与《淮南叙目》中略有不同：“苏非——苏飞”、“陈由——田由”、“毛周——毛被”。《小学绀珠》中“毛周”（或称“毛被”）被写作“毛披”。由于史料有限，上述八人极少见于史书中，《史记》有所提及的也只有“左吴”、“雷被”、“伍被”三人，《汉书》中则只有“伍被传”，故历史上究竟是否真的有“苏非（飞）”、“李尚”等八人以及这八个人名字的具体写法究竟如何，已无从解答了。
其次，现存《淮南子》各个版本的“要略”一节中均无《史记索隐》中提及的上述文字。究竟是《淮南子》“要略”部分在流传过程中有所遗失，还是司马贞误将高诱《淮南叙目》误记为《淮南要略》（清代洪颐煊有此推断），尚无确切论断及史料证实。
另外，通过对比《淮南叙目》、《史记索隐》、《论衡》、《神仙传》等古籍资料可以发现，不同典籍中“八公”所指代的八个人物与“苏非（飞）”等八人的名字并不相同，如果将其一一对应起来，甚至存在逻辑不通之处。因此或可推断，所谓的“八公”与“苏非（飞）”等八人并不能等同起来。对于“八公”一说中存在的疑点，茅盾已在《淮南子（选注本）绪言》中有所论述：“……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推想：
（一）淮南当日宾客中有八人极尊，此八公山名之所自昉；
（二）八公之名，史传不见，惟高诱记之；
（三）八人中仅三人名见《汉书》，而中一人又疑非贤者。
所以，高诱虽然确举八个人名，说是《淮南子》的撰述者，我们却不能不疑。”据现存可靠资料考证，“苏非（飞）”等八人被明确贴上“八公”之号源自前文中提到的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但实际上，“八公”这一名号早已出现，并且与淮南王刘安密切相关，但此“八公”并非苏非（飞）等八人。因其宗教色彩浓郁，或不为正史所采。
“八公”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东汉初年王充的《论衡》中：“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八公之传，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状，道终不成，效验不立，乃与伍被谋为反事，事觉自杀，或言诛死。……”《论衡》对民间流传淮南王刘安以肉身凡人“修仙”并“升仙”这种事情是持否定态度并不予采信的，认为所谓的“升仙”不过是想要掩盖刘安因“谋反”见罪被外力杀死这一事实的借口。至于淮南王刘安为何能有“白日升仙”的传闻，盖因其治理淮南国时爱护百姓，百姓不忍他身披恶名而死，兼以刘安好“神仙黄白之术”人所共知，于是民间传扬他并不是为汉武帝所杀，而是在被杀前就服食仙丹飞升了，连家禽家畜都受其恩惠修成仙体，还诞生了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如王充所论，刘安身边与之一道热衷修仙的“八公”是确实存在的，且在“八公”名词诞生之初就与“神仙黄白之术”密不可分。但“八公”中是否有伍被之流，是存在疑点的，在《论衡校释》夹注中“八公”引导刘安修道成仙，均已仙人形象出现，而“乃与伍被谋为反事”，是说刘安与伍被一起密谋造反，通过《汉书》记载还可以知道“告发”刘安谋反之事的正是伍被，伍被的生平记述也在《汉书·伍被传》中有专门撰述，显然伍被的形象与所有典籍中“仙人八公”的形象相去甚远。但遗憾的是，在《论衡》中“八公”的亮相比较含混仓促，文中甚至没有写明“八公”究竟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对八个人物的合称，遑论八个人物各自的名字。
王逸（资料图）
比之稍晚，安帝时期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载：
“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之有小雅、大雅也。”
在这里，“八公”为首的一群人是仰慕刘安仁德之风的“俊伟之士”，自愿聚集到刘安门下，他们才智过人，各有所长，尤以文学为甚，“著作篇章，分造辞赋”，十分风雅。和《论衡》相比，这里的“八公”毫无仙气可言，反而是儒者气息更浓郁一些。但文本中依旧存在这样的问题：首先，《招隐士序》中并无明确提及“《淮南》”或“鸿烈”、“内篇”、“刘氏之书”等字样，“著作篇章”是否可以等同于撰写《淮南内篇》是无法确定的。其次，《招隐士序》对“八公”并无陈述，文本只着重展现了八公等人擅长著文作赋的一面，很有文学功底，并未言明身世来历，他们究竟是文学家、道家人物，还是阴阳家、法家甚至杂家人物亦不可知；《淮南内篇》涉足修身、治国、天文、历法、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保罗宏阔，绝不仅限于文学，这一点上，在缺乏充足资料时，《招隐士序》中的“八公”也只能为其身份的确定做一定的参考。
至东晋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卷一）中，又出现了与淮南王刘安息息相关的“八公”：“淮南王安，好道术。设厨宰以候宾客。正月上辛，有八老公诣门求见……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与干宝几乎同一时期的著名道教学者、炼丹家葛洪在其志怪小说《神仙传》（卷六）中则详细描写了刘安与“八公”初次见面的经过，还提到了“八公”的名字：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内方士从其游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诣之，……问其姓氏，曰：‘我等之名，所谓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寿千龄、叶万椿、鸣九皋、修三田、岑一峰也，……”
此外北魏郦道元的综合性地理学著作《水经注》中“肥水”一节也有关于刘安与八公修道升仙的讲述，成书于北宋记录汉魏以降民歌的《乐府诗集》在“善哉行六解”中有“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的诗句。此时“八公”俨然神仙的代名词。
综合来看，这里涉及到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搜神记》、《神仙传》都属志怪小说，《水经注》也有很浓的文学色彩，文中时有假设、夸张，从历史考据的角度研究“八公”，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类文本当然不足采信。但由于现存史料过少，条件有限，这些可靠史料之外的材料的引入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分析问题的新思路和大胆的假设。
“文五常、武七德”等八个名字是真实姓名还是神仙的道名或化名，这是引人怀疑的，从他们“……容状衰老，枯槁伛偻，……于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状，阍者惊而引进……”、“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也”这些“上仙”式的出场和能力来看，与《淮南叙目》等文本中“苏非（飞）”等八人的学者形象并无相类，似乎也不是以 “苏非（飞）”等八人为蓝本展开的神仙化描写。
在创作中融入了神仙思想（资料图）
另外，《神仙传》中还有“时王之小臣伍被，曾有过，恐王诛之，心不自安，诣关告变，证安必反，……八公谓王曰：‘伍被人臣，而诬其主，天必诛之’……”“苏非（飞）等八人”中的伍被显然不在八公之列，这恰好与王充《论衡》的叙述遥相呼应。伍被乃真实历史人物，《汉书》中有“伍被传”，在文中他是刘安众门客之“冠首”，起初不与刘安为伍谋反，后来似乎受逼不过又献计策，刘安谋反败露他主动自首，说了不少赞扬朝廷的好话，但终因“首为王画反计，罪无赦”被张汤杀死。无论在正史、小说还是道教典籍中，“伍被”均非正面人物，甚至有人品低劣之嫌。
“伍被”的真实存在使“八公”的论定中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据此可以大胆设想，也许此“八公”非彼“八公”，即古代宗教典籍、文学作品、民间传说以及王充《论衡》中的“八公”也许并不是《淮南叙目》《史记索隐》等书中的“苏非（飞）”等八人，只是他们在数量上凑巧都是八个人。
如果单就才智出众的“苏非（飞）”等八人来论，后世出于尊重或记述方便，将其合称为“八公”，未尝不可。但由于大多数人对“八公”和“苏非（飞）”等八人各自的发展脉络并不十分清楚，加之他们共同的“主人”——淮南王刘安本人喜爱“神仙黄白之术”，热衷学道，又深得百姓爱戴，其传世名作《淮南子》的许多篇目均蕴含着神仙道家思想，后人不免将传说与故事中的神仙“八公”与学者门客“苏非（飞）”等八人混淆起来，使凡人染上了求仙问道的“仙气”甚至开始被神化。
故此，无论是淮南文士集团群体还是其中佼佼之辈，都和“神仙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与淮南王刘安秉持的神仙信仰保持一致，在《淮南子》的创作中不免将道家学说、阴阳家学说、神仙方术乃至养性、证道、修仙等思想主张融入其中，《淮南子》神仙思想之渊源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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