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流动，也许是现代世界与全球社会都难以回避的一个关键词。如新流动性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所指出的那般（Sheller & Urry, 2008），当代社会信息、事物、个人都被持续卷入流动的过程。中国亦不例外。当通过流动性的透镜（lens）看中国，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谈起流动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与之相关的研究汗牛充栋。毋庸置疑，城乡迁移是流动中国的重要一环。但不同于以往的讨论，本专题希望从广阔的全球空间中理解流动中国。
依照时间脉络，专题篇章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中国近代移民走向世界的过程，他们大多起源于东南沿海地带（如广东、福建），并主要流向了东南亚地区，由此打开了海外华人研究的篇章；第二部分关注1980年代起遍布世界各地（如北美、欧洲、澳洲、亚洲、非洲）的中国新移民，专题分别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研究；新移民群体内部存在多样性：既有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有高技术人才的流动轨迹；最后一部分聚焦流动中国的当下及未来，有学者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外国人进入中国，中国开始由移民流出国转向流入国。借由来华外国人的讨论，专题诚邀诸位读者共同讨论思考：全球中的流动中国未来将往何处去？
鸣谢
专题策划人：
LYX 翰墨
Heidi Østbø Haugen，人文地理学者，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长期关注中非间的迁移与贸易，以及人口、商品、资金间的流动关联。代表作有《Nigerians in China: A Second State of Immobility》（2012）。
Jørgen Carling，人文地理学者，挪威奥斯陆大学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PRIO）教授，主要关注全球移民、不流动与跨国主义，代表作有《Migration in the age of Involuntary Immobility: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nd Cape Verdean Experiences》（2002）、《Aspiration, Desire and Drivers of Migration》（2018）。
翻译：翰墨
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在谈到移民时说到：“任何地方有市场我们都会去”。但不幸的是，在中国企业家涌向西非岛国佛得角的浪潮中，她却迟到了。最初几年的繁荣之后，佛得角的市场已经饱和。处于佛得角这一边缘地带的中国企业家们，如今需要去其他地方寻找市场。随着市场的饱和，海外华侨的“边缘”已在他处。
本文分析了中国商店如何在短短几年内占领了佛得角第二大城市圣维森特（São Vicente）的市场。这一社会与政治经济动态过程发生于特定的情境之中，涉及的人数也不多。然而，佛得角华人是中国新企业主移民（new entrepreneurial migration）的典型案例。在过去的15年里，从马绍尔群岛、堪察加半岛到罗马尼亚的村庄，中国新企业主移民已到达无数偏远地区，寻找其他中国人尚未占领的市场。虽然大多数研究者都关注海外华人数量更多的华侨聚居地，例如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等，但一个华人移民的特征仍然值得关注：华人移民社群向全球偏远地区拓展。这批中国企业主的移民方向也迥异于从“全球南方”涌向“全球北方”的移民潮，后者在移民研究中受到最多的关注。
佛得角共和国，圣安唐岛上的Fontainhas村庄。[图源：bing.oneneko.com]
在分析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佛得角当地市场饱和的社会和经济过程，以及移民对市场饱和的反应。文章将参照近期对中欧和东欧企业主移民的研究结果（中欧和东欧是近年来最受学术界关注的企业主移民地区），对企业主的应对措施进行分类。
1995年，佛得角的第一家中国商店在首都普拉亚开张，掀起了最早的中国移民潮。佛得角人称这些商店为“loja chines”，即“中国商店”。中国移民则称之为“baihuo shops”，即中文“百货商店”。由于这些商店的独特性，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了“百货商店”这一名称，而不是“中国商店”。
葡萄牙殖民帝国时期，佛得角显然不是中国移民潮涌向的地方。不过，早在佛得角第一家百货商店开张之前，一些亚洲水手偶尔会经过圣维森特港。韩国、日本和中国的渔船经常停靠在该港的造船厂维修。船员产生的需求催生了一家中餐馆，从20世纪80年代末经营至2002年。1975年佛得角独立后，中国是首批在佛得角设立大使馆的国家之一，此后一直有少量使馆官员在佛得角工作。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居民的人数才随着百货业的发展而激增。如今，佛得角的中国居民人数大概在200到300之间。虽然这一数字在全球华人华侨中看似微不足道，但足以对佛得角的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如今，佛得角的每个市中心都有百货商店；在佛得角两大城市中心的一些街道上，每两家商行中就有一家是百货商店。
佛得角的华人大多来自浙江省南部的温州地区。该地区的移民历史悠久，尤其是涌向欧洲的移民（Pieke，1998；Li Minghuan，1999；Thunø，1999）。虽然内陆村庄的居民仍然存在移民动力，但随着温州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移民数量已经下降。早期的佛得角中国移民也有一些来自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但温州人却在后来通过“连锁式移民”（chain migration），数量成倍增长，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本文以2002年和2003年在佛得角的实地调查为基础。部分调查以汉语进行，部分访谈则使用了佛得角的克里奥尔语（Kriol）。我们的数据包括访谈记录和对中国移民的参与式观察。我们还采访了华人商店的佛得角工人、当地店主和政府官员。大多数华人店主成天坐在店中，欢迎任何能让他们从无聊的日常中解脱出来的活动，这为我们进入田野带来了便利。中国移民与佛得角政府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轻松关系，也让我们的田野调查变得容易。然而，华人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了他们对外来者的担忧和怀疑，也给我们通过表格或问卷进行系统数据收集带来麻烦。与此相反，大部分信息提供者都接受访谈，只有几个人除外。
我们的田野工作主要在佛得角的第二大城市圣维森特进行。该市的正式名称为“明德卢”（Mindelo），但一般被称作圣维森特。该市拥有近7万居民，围绕着一个曾经是大西洋航运枢纽的港口发展而起。如今，笼罩于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快速发展的阴影之下，圣维森特的经济部分停滞不前。尽管两座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差异，但中国商人在两座城市的经济活动却面临相似的挑战。主要区别在于，位于普拉亚的中国大使馆可以通过社会互动为华商提供制度环境，而圣维森特的华商却缺少这样的条件。通过采访目前或曾经居住在其他岛屿上的中国移民，我们还获得了有关中国商人在该国其他地区的信息。
新的企业主移民
自1978年改革开放和1985年移民法宽松化以来，中国移民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Pieke，1998；Xiang，2003）。虽然中国移民流向世界各地的情况存在差异，但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是，移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企业主移民。这些移民并不进入已有海外华人社区的固定雇佣劳动力市场，而是自己开办企业，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的零售或批发、中餐馆或传统中医诊所。该群体还包括那些本身不是企业主却为亲戚工作的工人们。这些工人往往希望成为同行业的自营企业主。
新的中国企业主移民往往与其他移民的流向相反。20世纪90年代，政界和媒体都高度关注从东欧进入西方的庞大移民群体，但中国的企业主们却从西方——甚至从日本和美国——或合法或非法地移民到东欧（国际移民组织，1998；Nyı´ri，2003）。数以千计的中国人进入了人口外流严重的地区，比如俄罗斯的远东地区（de Tinguy，1998）。佛得角和太平洋岛屿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前苏联、中欧和东欧经济转型体中，移民社区的建立得益于宽松的签证政策（de Tinguy ，1998；Nyı´ri，1998；Moore and Tubilewicz，2001）。除了移民政策之外，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和经济驱动的。移民可以获得低成本的中国商品，再以大多数本国消费者可以承受的价格出售，满足本地市场对服装、鞋子和其他消费品的需求（de Tinguy，1998；Nyı´ri，2003；Thunø，2003）。
中国商人在中欧和东欧发现了百货贸易取得成功的两个条件：对低价商品的巨大市场需求（尽管商品的质量或款式可能不如已有商品）；进入市场的障碍较少（如商业法规、对资本和知识的要求等）。中国商人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商机，迅速在萨拉热窝、罗安达等战后经济体中站稳了脚跟，近年来也进入了喀布尔。许多南太平洋岛国也涌入了大量中国企业主移民。当地商界领袖对中国商人逐渐主导南太平洋经济表示担忧。为此，一些国家的政府采取了限制移民的措施。
非洲一些地区也迎来了中国企业主移民。非洲大陆近90%的华人集中在四个国家，形成了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华人社群。其余的10%华人则分布在30多个国家（Li Anshan，1999）。非洲的中国移民包括大量新近移入的企业主们，他们从事百货、中药材、餐饮或进出口贸易。
图为中国工人搭乘推土机去白尼罗河糖厂上班。[图源：zhihu.com]
商业机会良好的地方并不一定能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移民目的地是否理想取决于移民的实际情况。如果可能，中国家庭会尝试多样化的移民策略，利用各个移民目的地的优势。例如，Nyı´ri （2003）曾描述一个中国家庭往返于中国、匈牙利和美国之间。他们在美国享受最好的教育和养老环境，在匈牙利当老板、赚大钱。
应对市场饱和
中国利基市场的饱和是全世界各地中国移民的一个共同特点。不仅可见于新企业主移民，也可见于战后中国向西欧的移民。这与中国餐饮业的扩张密切相关。当某一地点某一行业的供应商数量增长超过需求之时，就会出现饱和现象。大部分供应商的利润也会下降至临界水平。复制现有企业实现增长的普遍模式，行业往往会变得僵化、孤立，无法应对饱和现象。例如，Pieke & Benton（1998：145）描述的荷兰中式餐饮业。该行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早期迅速发展，但却没有改变菜单、装修和管理模式，也没有其他提升举措。
一旦出现饱和，商家可以采取多种应对措施。表1以近期中国企业主移民欧洲的历史为依据，对他们应对市场饱和的措施进行了分类。四个类别相互重叠，并不互斥。表中所述的应对措施不仅是现有移民的行动，也包括新移民的举措。与新移民相比，老移民可能无需做出重大改变。
解决市场饱和的一个常见办法是地域扩张。近代华人企业主移民欧洲之时，就不断扩散到不同的地理空间。在战后的西欧，华人餐饮业从英国扩展到了荷兰，后来又扩展到比利时、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和葡萄牙（Pieke，1998）。在每个国家内，中餐馆往往从大城市向城镇和乡村扩散。在东欧，企业主移民潮起源于1987年前后的俄罗斯远东地区，随后扩散到欧洲的俄罗斯和匈牙利（de Tinguy，1998；Nyı´ri，2003）。从那里开始，中国的鞋类和服装贸易首先拓展到了罗马尼亚和捷克共和国，之后是东欧大部分地区。在匈牙利，中国商店从大城市扩展到偏远乡村。而在布达佩斯，中国商店则从蓝领区扩展到内城的繁华地带（Nyı´ri，1998，2003）。由于市场饱和的速度很快，供应商又往往是新移民，与当地没有稳固的联系。一般来说，那些认为自己的迁移是临时之举的移民，可能更愿意更换地点，而不是更换业务，即使他们实际上已居住多年。
当然，地理扩张的决策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地点的吸引力则取决于当地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有商品供应情况。如果未来要进行国际性扩张，商家需要考虑的则是一系列其他因素。对于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移民政策是关键。在东欧，移民政策的不同以及进入市场所面临的财政和官僚障碍，都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扩张时机。是否需要学习一门新语言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扩张决策。
应对市场饱和的第二种办法是价格战——保留相同的经营理念，但以创新或不创新的方式削减成本。价格战要求降低利润率和/或大幅度削减成本。削减成本通常通过增加对家庭劳动力的依赖或以其他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实现。例如，在荷兰中餐业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中餐馆的平均雇员人数在五年内从4.6人下降到了2.7人（Pieke & Benton，1988）。除了减少工人数量外，餐馆老板还可以通过雇佣非法移民和登记失业人员降低成本。中国移民的社会背景也很重要：连锁移民模式意味着新移民往往愿意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寄希望于有朝一日成为独立的企业主。
第三，利基市场的饱和会导致向其他行业的扩张。商家往往从一个利基市场转向另一个利基市场。而中国商人运营的主要市场是餐饮、中国商品和中药材。在捷克和西班牙，中餐馆的市场达到饱和之后，中国商人转向了低成本的中国商品贸易（Moore & Tubilewicz，2001；Nieto，2003）。在东欧，当这两个市场饱和之后，中国商人的版图扩展到了中医药、华人社区服务和对华贸易（国际移民组织，1998：328；Moore & Tubilewicz，2001）。改变行业有时需要改变地点。在个人层面，由于需要资金或特定业务的信息、技能或社会网络，行业扩张可能会受到限制。而且，迁移链（migration chain）一般仅限于一个行业，因为技能和信息是通过学徒网络和家庭网络传递的。
最后，一些企业主会通过创新应对市场饱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在荷兰、丹麦和挪威的中餐业中，一些餐馆成功地适应了日益挑剔的顾客（Thunø，1996，1998；Pieke and Benton，1998；Krogstad，2004）。在所有应对市场饱和的措施中，创新是最有挑战性的。投资更多，风险更大。创新还要求对市场保持敏感，这往往让移民望而却步。他们虽然是企业主移民浪潮中的一员，但他们的身份主要是“移民”，只是恰巧是“企业家”罢了。
华人华侨的边缘
Adam McKeown（1999）和Ien Ang（2001）等人对海外华人（Chinese diaspora）的主流概念进行了批判。他们参考了当前关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离散”（diaspora）的理论讨论，探讨了“华人”（Chinese）类别如何增加了“海外华人”身份的封闭性。而那些抵制定义封闭性的海外华人是一种边缘类型。另一种意义上的海外华人边缘就是圣维森特的华人社群，他们处于空间、时间和产业的边缘。在这些华商的世界观中，好生意是在不断扩大的边缘找到的，是在市场尚未饱和的地方找到的。显然，华人少的地方比华人多的地方有更多机会，新近的华人定居地比华人移民历史悠久的地方更有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佛得角开设了第一家百货店。当时该国政治稳定、治安良好，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低端市场的竞争并不激烈。又由于佛得角人多从国外亲戚那里获得汇款，所以当地的购买力相对较高。过去，由于当地商品供应有限，许多移民以实物汇款，但随着百货店的出现，汇款方式发生了转变。但如今，佛得角华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利润水平急剧下降。百货店主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来到佛得角的时间。
尽管如今佛得角的市场存在许多不利条件，但大多数中国企业主认为欧洲的机会更少。佛得角的许多华人都有亲戚在欧洲，因此他们不仅掌握移民信息，还拥有特定人脉，可以选择移民欧洲。但是，他们却大多不愿移居，因为他们认为欧洲就业条件恶劣、商业环境艰难。中国企业主们喜欢佛得角，因为他们在此自由度更高。他们还对比了自己的情况与他们听说的欧洲情况。一位女孩说到：“在欧洲，有华人经营了六十多年的企业，所以很难管理。”此外，佛得角的华人还因经济地位而受到尊重，这令他们感觉良好。一位女性说：“人们觉得佛得角的华人经济状况好，不会瞧不起你。如果你去欧洲，你就会是社会最底层。黄种人和黑人是一类。干的都是脏活累活。”
这些海外华人认为，欧洲市场过于成熟，而非洲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新兴市场。佛得角的大多数华人都懂一些葡萄牙语或克里奥尔语。因此，如果他们要继续迁徙，会更愿意前往葡语国家，例如安哥拉或莫桑比克。然而，这些国家存在高犯罪率、政治不稳定和官僚主义等障碍，让圣维森特的华人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收集其他国家的移民信息。在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期间，经常有人问我们是否了解非洲其他国家和城市，尤其是华人数量和市场特点等信息。一位刚到圣维森特的中国人急于开发一个新市场。他说：“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个有钱还没有中国人的国家，我们就可以合作开店、赚大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