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 | 这些文艺大咖的相遇竟然没有故事

孔夫子旧书网 · 公众号 · · 2020-01-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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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有句很鸡汤的话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句话看上去很美，在有些时代，人与人的相遇实在是太难了，李白杜甫这两位时代最耀眼的诗人，纵其一生，约定再三，也不过相遇了三四次；而有些时代，相遇太难容易，遇见太多，反而如流星擦肩而过，相遇也不过是一次碰面，再无其他。我们以为，那些文艺大咖的相遇会碰撞出恒星般光芒，不，很可惜，他们没有给对方给自己带来更多。

今天让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作家的相遇，这不是八卦，或许历史经验在说，伟大遇见伟大，未必有火花，平凡遇见平凡，未必没有精彩。

沈河西 | 文

王家卫与张爱玲

前段时间香港一位学者在媒体上向世人公开了一封张爱玲在过世前两个月写给王家卫的信，信中讲到王家卫有意拍《半生缘》，他还向张爱玲寄过自己的录影带，但张当时正在病中无法观看，所以托皇冠出版社作决定。其实此事坊间一直流传，世人也总爱从王家卫的电影中寻找张爱玲的痕迹，但王家卫曾亲口对媒体否认与张爱玲有过任何交集，但这份亲笔信总算证实了二人间确实存在过这一段缘分。当然王家卫最终没能拍成《半生缘》，也无从得知他是否收到过这封信，而张爱玲在去信两月后溘然长逝。

不妨假设，即便二人有缘相见，王家卫不可能说出一口王家卫式的台词，张爱玲也不可能说出张爱玲式的句子。没有谁活在自己的虚构里。更何况你能对一个被病痛折磨、与世隔绝数十载的老妇人说什么呢？

乔伊斯（左）与普鲁斯特

不是所有伟大心灵间的相遇都能按照粉丝所愿编辑出一本访谈录，很多时候恰恰相反，这样的相遇往往以最平淡无奇的方式开场，最终如王家卫与张爱玲般无疾而终。

譬如，20世纪初最伟大的两位文学家乔伊斯与普鲁斯特只不过在一个聚会上打了一个照面，二人从未读过对方的作品。这段相遇有诸多版本，但基本每一个版本里都没有任何后人期待的思想交锋、臧否文学。其中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乔伊斯说： “我每天都头疼，我的眼睛难受极了。 ”普鲁斯特答道： “哎，我可怜的胃啊，怎么办呢？疼死我了。真的，我马上就得走。 ”然后他就真的离开了。

在另一个版本里，他们互相问的问题是对方喜不喜欢吃块菌。不论何种版本，在后世看来，这样的交集实在乏善可陈，波澜不惊。没有谁是谁的仰慕者，连一声珍重都是多余。

左起：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

还有一种相遇以歇斯底里的澎湃开场，然后激情变质成加诸给对方的惩罚，直到一方退出最终成全。譬如里尔克、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三人间亦师亦友、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三角关系。帕斯捷尔纳克只在十岁时见过一次里尔克，而茨维塔耶娃从未见过里尔克。在没有微信群的年代，三位诗人的相遇只在信中展开，他们说俄语。起初是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间的通信，后来茨维塔耶娃加入。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萍水相逢不同，这三人的缘分起源于智性、才华与声望所施加的不平等，里尔克是当时的神，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是崇拜者，后两位还互相崇拜。当然，在日后的读者心中，他们两人也成为了未来的神。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记述三人的交往时写道：虽然两位青年诗人自称师从里尔克，但通信很快就变成一次亲和的竞争、平起平坐的交流，进而演变成互相占有。这场上世纪最伟大的几位诗人间的鱼雁往还最终就像三颗擦枪走火的子弹，渐渐偏离轨道。热情而执拗的茨维塔耶娃若按今天的话来说，可以称得上世纪最“作”女诗人之一。粉丝与偶像间的通信渐渐开始掺杂爱欲的成分，她对于里尔克身上神性的占有欲终于使帕斯捷尔纳克招架不住，他主动退出。茨维塔耶娃过于丰沛的激情也让里尔克望而生畏，后来他不再回信。诗人是不死的。但里尔克最终还是去世了，神的陨落终于让三个人的关系回落到世俗的地面。

1981年丁玲与美国诗人墨温和桑塔格在爱荷华

也有一种相遇，更多的是误解和误读。譬如共同受到聂华苓邀请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丁玲与桑塔格，那是1981年秋。丁玲为什么访美?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希望让聂华苓可以更了解中国”。

丁玲或许是“文革”结束后桑塔格见过的第一位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左翼作家，而桑塔格或许也是丁玲在“文革”结束后见到的第一位西方作家。同是左翼女作家，两人之间到底聊了什么？无人有过记录，对方的名字也从未见诸彼此的笔端。聂华苓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二人的相会，“她们的谈话没有政治意味，在那样一个场合里，大家就是吃饭，聊天，玩儿。也不讨论其他什么问题”。茶余饭后之余，两人究竟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流，无从得知。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即便二人有交流，若提及中国革命、文学理念，或许龃龉多过认同。

丁玲是谁呢？在聂华苓的回忆中，丁玲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是情绪化的未经反思的，显然，聂华苓印象中的丁玲如她笔下的杜晚香一样依然是一个刻板僵化的文艺领导者的形象。这也大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西方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中国女作家的认识。

今年出版的《丁玲传》呈现了一个拥有复杂面相的丁玲。按照批评家贺桂梅的说法，她是唯一一个与“20世纪中国”相始终的人物，一生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著。

苏珊·桑塔格

写过《中国旅行计划》的桑塔格曾经在1970年代两次造访中国。这位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浪漫想象的左翼女作家很快发现自己被骗了，因为女翻译战战兢兢地问她有没有看过《1984》，“中国就像那样”。

不难想象，尽管同被划归在左翼作家的阵营里，但桑塔格也只能以当时主流的“伤痕文学”的逻辑来看待丁玲——在她眼中，丁玲是一个“自觉服膺于体制而不自知的牺牲品”。她无法理解作为“活化石”的丁玲。桑塔格对丁玲的感受或许同情多过于理解。而对丁玲来说，若桑塔格质疑她终生所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她又作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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