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録
“吐魯番學研究”專題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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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安志
魏晉南北朝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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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成國
圖像裏的王權——燃燈佛授記與中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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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詩雨、孫英剛
遷徙歷史與家族世系——敦煌索氏家族的祖先歷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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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海、蔣候甫
麴氏高昌世系、職官補考——以《麴仕悦像記》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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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愛峰、徐
偉
中古曆日的整體特徵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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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貞
唐前期京畿兵民與絲綢之路——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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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暢
唐西州天山軍相關問題研究——從新見《王懷勗墓誌》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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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强
阿斯塔那
506
號墓出土付領錢物抄與北庭關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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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凡
唐代官文書的斷句標點及其他——讀《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録》劄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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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建
吐魯番出土文獻字詞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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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豔
翁金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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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冬
俄國克羅特科夫收藏品中八件回鶻文契約文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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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山
展敬墳墓——中古早期先賢冢墓書寫的形成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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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炳權
再論蒙古高原地區的鮮卑、匈奴勢力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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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雪幸人
中古佛教徒燒身燃指的思想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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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福祥
南北朝士族圖寫風尚——從“士體”繪畫與圖書抄撰的關係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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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珂欣
重返歷史“現場”：《鍾紹京告身》所見唐隆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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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魯元
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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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賡哲、王昊斐
新出王士良墓誌所見貞元年間唐廷、成德與淄青之間的三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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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金忠、張
帥
本色出身與本司遷轉：論唐代伎術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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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雯玥
論唐代魅疾危害、僧道治魅技法與民間療疾風俗——基於宗教醫學視域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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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儒
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職官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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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偉
王劭《舍利感應記》考——隋文帝分舍利事件的感應記録與文本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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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
靖
《天聖令•關市令》宋3條復原唐令發覆/李兆宇
《唐兩京城坊考》若干建築方位、名稱及變化訂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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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鴻源
中古禮議書籍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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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飛
唐人墓誌所見唐人著述新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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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雷
摘 要
“吐魯番學研究”專題
引言/劉安志
魏晉南北朝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裴成國
摘要：在兩漢時期漢文化在西域傳播的基礎之上，魏晉時期因為西域長史繼續存在，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得以繼續。西域國家鄯善甚至創造性地對漢文化進行了改造以適應本地情況。南北朝以後由於中原政權對西域經營不利，塔里木盆地的主要國家先後開始用婆羅迷字母書寫自己的語言，鄯善國衰亡之後，西域受漢文化影響的板塊顯著縮小。高昌通過向南北朝學習的方式不斷完善了自己的文化，形成自具特色的高昌文化，是這一時期漢文化在西域傳播和發展的最重要成果。就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而言，魏晉時期和南北朝時期實際上有明顯的差別。
圖像裡的王權——燃燈佛授記與中古政治/王詩雨孫英剛
摘要：燃燈佛授記相關圖像和理念起源于古犍陀羅地區，隨著佛教進入中國，在中國中古時期的信仰、美術、政治領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跡。犍陀羅美術中的三世佛結構是燃燈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在佛傳浮雕中，燃燈佛授記是佛本生故事的結束和佛傳故事的開端，特別強調燃燈佛為釋迦牟尼佛授記這一情節；在單尊造像上，特別強調其與彌勒信仰的關係，比如燃燈佛授記和佛缽崇拜的場景一起出現。進入中土以後，與燃燈佛授記相關的圖像和信仰在北魏時期大量出現。受到法華思想的影響，犍陀羅的三世佛結構雖仍得到延續，但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釋迦牟尼和多寶佛雙佛並坐—釋迦牟尼—彌勒的結構。燃燈佛授記更多地突出授記成佛的思想，強調和彌勒信仰及轉輪王理念的關聯性，進而與政治發生緊密的聯繫。甚至君主通過模擬授記強調自己的統治神聖性。這些政治性的操作，可以在圖像中尋找其思想宗教源頭。
遷徙歷史與家族世系：敦煌索氏家族的祖先歷史書寫/杜海蔣候甫
摘要：北朝隋唐時期，索氏家族的祖先歷史書寫逐漸呈現出程式化的特點。北朝《索泰墓誌》中，索氏漢代及以前的祖先書寫已經初步形成。至唐代前期，《敦煌名族志》補充完善了漢晉時期索氏家族歷史，形成了模式化的祖先歷史書寫。這一書寫模式包括“殷商後裔”“周初遷魯”“西徙敦煌”“名士索靖”等環節。北朝隋唐索氏碑誌中往往包含其中的某個或數個環節，並記述了北朝以後的家族世系。漢晉十六國時期索氏逐漸成長為敦煌世族，北朝隋唐敦煌索氏大量外遷後，部分家族仍使用敦煌郡望，亦有部分逐漸著籍當地。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敦煌本地索氏則望稱钜鹿。
麴氏高昌世系、職官補考—以《麴仕悅像記》為中心/陳愛峰徐偉
摘要：《麴仕悅像記》保存了作為麴氏高昌王族一支的麴仕悅家族世系與職官的珍貴記載。與目前麴氏高昌王室世系基本出於側面推論相較，《像記》提供了麴景至麴務本間八代世系的完整記載，可作為之後厘定麴氏高昌王室世系的一種參照。麴景為麴嘉從父，其所任祭酒、侍書令說明麴氏在立國之前為有文化背景且與王室聯系緊密的大族。麴景之子麴沖為麴嘉從兄，因過繼於麴嘉之父而獲得王子身份，因而《像記》所載其官號可視為麴氏高昌國王子職官封授情況一種較為完整的再現，其中鎮京將軍、橫截公為新見麴氏高昌國軍號、爵，反映出麴氏高昌國官制對五涼政權的沿襲及調整。麴沖之後麴孝真、麴階芝、麴法願、麴元明幾代職官最為突出的特征在於出現了數代連任橫截太守的世襲性，這可能說明麴氏高昌國門閥大族也存在職官世襲的現象。到了麴仕悅這一代，其家族於貞觀十四年被內遷入京兆府，永徽二年又被回遷西州。《像記》僅記載了麴仕悅入唐之後的官職，刻意忽略其在麴氏高昌國時期的經歷，其後代被剝離高昌王族身份屬性，逐漸融合成為唐王朝官僚體系普通一員。因此麴仕悅家族地位的起伏正可視為麴氏高昌國盛衰的縮影與寫照。
中古曆日的整體特徵及影響/趙貞
摘要 中古曆日有簡本和繁本之分，目前呈現的素材有中原、敦煌和吐魯番三種類型。其功能除了“敬授民時”，指導農業生產，以及安排國家政務與傳統祭禮的時間節奏外，還對官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切實的指導作用。以繁本而言，具注曆日的形成及曆注要素的豐富，經歷了術數文化的漸次疊加和有關知識的“層累”過程。從文本載體來說，中古曆日正處於從寫本時代向印本曆日、刻本曆書發展的過渡階段，其書寫格式基本奠定了後世曆日的基本形制，因而在中國古代的曆日文化中具有承前啟後的轉折意義。
唐前期京畿兵民與絲綢之路——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印證/徐暢
提要：敦煌吐魯番文書為研究唐統治下沙州、西州的地方社會與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檢讀其中的名籍、契約、過所、告身等各類官私文書，可尋索到來自首都長安及其周邊京畿區域普通民衆的活動蹤跡。他們因無地逃亡、謀生計、經商、戍邊、征鎮、奉佛求法、强制移民等各種原因，暫別鄉里，西行數千里，經行絲綢之路，甚至遠至西域。利用出土文書可勾勒出唐前期京畿民衆在定居農耕之外的生活，尤其是離開熟悉生存環境，參與長距離社會流動的畫面，這也是唐帝國開放性和流動性的一個側影。
唐西州天山軍相關問題研究——從新見《王懷勗墓誌》談起/董永強
摘要：天山軍是開元中期以後唐代構建的北庭軍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新見《王懷勗墓誌》提供了一條有關天山軍的重要史料：開元二十三年（735）三月二十四日，唐廷詔授王懷勗西州都督府別駕兼天山軍副使。按唐制，王懷勗當從長安出發赴任西州，以半年爲限，履職時間不應晚於開元二十四年。雖是接替成公崇任別駕，但結銜新增天山軍副使職，這是唐朝加強天山軍鎮防的具體表現。吐魯番文書表明，天山軍實際設有軍使、副使、兵曹參軍、倉曹參軍等官職。其活動痕跡在天寶時期的文書中零星可見。天山軍鎮兵亦征自交河郡，駐防當地。五品勛官子孫依戶等向唐朝國家交納資課。天寶七載（748），北庭節度使王正見伐突騎施，毀碎葉城。此戰天山軍與伊吾軍同時參加征行。行軍途徑天山縣境內的鸜鵒鎮，行軍人馬的食料由鎮倉供給。天寶十四載，安西、北庭兩節度使封常清兩度往來於於安西與北庭之間，天山軍派騎兵隨行護衛。
阿斯塔那506號墓出土付領錢物抄與北庭關係考/劉子凡
摘要：吐魯番阿斯塔那506號墓出土有一組付領錢物抄，性質相似且來源相近，從內容判斷很可能與北庭相關。文書中所見頻繁領取月料的陰嗣瓌，應爲北庭都護、瀚海軍副使。此外，文書所見耶勒供進馬事以及俱六的地名也都涉及北庭，可以明確判定這一組文書是來自北庭。在此基礎上可以藉助文書了解開元十八至二十年前後北庭的面貌，當時北庭有安神願、麴庭訓、安通、陰嗣瓌等使職群體；北庭也是唐代官方馬匹貿易的重要中心，有來自伊吾軍、西州、隴右等地的市馬使在此購買馬匹；文書中所見粟特人及踏實力的情況，也可以反映北庭多族群交往共處的特點。
唐代官文書的斷句標點及其他——讀《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劄記之一/黄正建
摘要：本文从《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出发，指出学术界在给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官文书录文时，对某些公文用语的断句标点不够统一。文章举了3个例子并给出自己的断句标点方案供学术界讨论：1、牒式文书起首的“牒”，应当与下面文字断开，并加冒号；结语中的“牒件状如前”的“牒”也应断开，并加冒号。2、“牒称”“状称”等，“称”前应断开，加逗号，“称”下属，与所称内容连读；“问得……状”之类表述，“问”后断开，加冒号。3、官文书结尾的年月日与署名之间应断开，年月日后与署名后均不加标点。文章还对一件《请举常平仓粟牒》的定名表示了异议，认为它应是一个案卷而非牒文。文章最后指出一件试判文书中起首语的“奉刺”应当为“奉判”。
吐魯番出土文獻字詞考釋/張小豔
摘要：吐魯番出土文獻中有一些不易理解的字詞，前人每多誤録或歧解。本文對其中的“”“打”“䪌鼓”等十二個詞語作了較爲詳盡的考釋。“”爲“䜺”的换旁異體，指用麥、豆等磨碎後製成的飼料；“打”即“大”，指容量較大的平底鍋；“交”通“教”，表示使、令；“鉸”爲“校”的换旁俗字，指裝飾；“”係“鬐”之俗省訛字，本指馬頸上的長毛，句中代稱“馬頸”；“梅”當作“麯酶”，指酒母；“曲長”原指部曲中“曲”的長官，後轉指大地主所屬依附人口的頭領；“缺咸”當作“缺減”，謂缺損、不足；“柔”通“鞣”，指將皮革鞣製熟軟；“石鎧”即“石灰”，用來鎮墓辟邪及防潮防腐等；“沓然”當作“杳然”，形容渺遠；“䪌鼓”當作“鞔鼓”，指用皮蒙覆鼓面。
翁金碑译注/白玉冬
摘要：后突厥汗国翁金碑，1891年发现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奥岩噶苏木境内。国内此前虽然有耿世民先生的译注和芮传明先生的译文，但国际上关于该碑文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未被体现在内。此次释读，以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在《蒙古古代文物图录》（Atals）上刊出的图26和图133-1为底本，并结合日本学者大澤孝刊出的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拓片图片。上述图片中无法识别的部分，从大澤孝据兰司铁拓片的最新释读。
翁金碑是后突厥汗国首任可汗骨咄禄，即颉跌利施可汗（Elteriš Qaγan）之弟、左翼首领颉翳德蜜施叶护（El Etmiš Yabγu，汉籍作咄悉匐）之子、毗伽始波罗贪汗达干Yoγa（Bilgä
Ϊ
šbara Tamγan Tarqan Yoγa ）为其父建造的墓碑。碑主人家族属后突厥汗国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碑文记录的突厥祖先之名，并非早期学者认为的Yamï 可汗，而应以大澤孝释读出来的Yama Qaγan（射摩可汗）为正。在碑文中，与乌古斯（铁勒）/九姓乌古斯（九姓铁勒）一同成为突厥敌人的部族名称T g转写作täg，勘同为高车诸部之首“狄”之原音比较贴合。翁金碑并非建造于羊年（quny yïl），而是建造于龙年（lü yïl）。二处龙年均写作lü yïl，并无前人所言lüi yïl。即翁金碑建造于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在位（719-734年）时的龙年（728）。
俄國克羅特科夫收藏品中八件回鶻文契約文書研究/张铁山
摘要：1898-1918年間，俄國駐烏魯木齊總領事克羅特科夫（N.N.Krotkov）陸續收集到一些來自吐魯番的回鶻文文獻，這些文獻目前收藏在俄羅斯聖彼德堡東方文獻研究所。本文從克羅特科夫收集品中選取八件國內學術界尚無人研究的回鶻文契約文書分別進行研究，以期為我國學界提供吐魯番學研究的重要材料。
研究论文
展敬墳墓——中古早期先賢冢墓書寫的形成與流變/白炳權
摘要：先賢冢墓是中古早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文化景觀，圍繞先賢冢墓的書寫也因之在中古早期各類文本中廣泛存在。隨着冢墓景觀社會意義的加强，先賢冢墓書寫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步成型，此時書寫對象多局限于上古先賢，這些上古先賢冢墓進一步成爲《漢書·地理志》中的結構性存在。東漢中後期以降，冢墓知識公私分化加速，近世先賢冢墓迅速增加，並逐步呈現出層級分化趨勢，一部分先賢冢墓進入官修史籍，成爲全國性冢墓知識，絶大多數先賢冢墓停留在地方層面，就此形成先賢冢墓的“地域層級構造”。此後，全國性先賢冢墓知識大體穩定，魏晉以降先賢冢墓極少進入南北朝官修史籍，並最終在《魏書·地形志》中呈現出“上古-春秋戰國先賢”和“漢魏先賢”二元對立的“時段層級構造”。《魏書·地形志》先賢冢墓書寫由此呈現出雙重複合構造模式。與此同時，先賢冢墓書寫逐步退出南朝官修史籍地理志，在《宋書·州郡志》中徹底消失。在劉昭爲《續漢書·郡國志》作注時，又對已知南北地域先賢冢墓加以删減、組合，在南北正統之争的時代背景下，先賢冢墓逐漸成爲南北政權在文化場域的戰場。
再論蒙古高原地區的鮮卑、匈奴勢力交替/峰雪幸人
摘要：先行研究每每强调，在前近代时期，兴亡于北亚地区的骑马游牧势力对其周边地域造成了莫大的影响。近年来，在受到世界史视野启发而方兴未艾的中央欧亚史研究当中，对北亚骑马游牧民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的分析亦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骑马游牧民族的势力此消彼长，而在鲜卑接替匈奴霸权的过程当中，“北匈奴被鲜卑同化”这一现象尤其受人关注。然而，北匈奴余种被鲜卑吸收并自称鲜卑，亦即所谓“北匈奴被鲜卑同化”一事并非不可推敲，因为能支撑此种观点的史料只有《后汉书·鲜卑传》所见的一条而已。另一方面，《三国志》卷三〇《魏书·鲜卑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中保存着一条与《后汉书·鲜卑传》高度相似而内容却正好相反的史料。本文就将着眼于这两则史料的不同之处，试对东汉时期发生于蒙古高原之上的势力交替问题做一重新探讨。就探讨所得结果而言，关于北匈奴崩溃以后蒙古高原上的情形，学界历来根据《后汉书·鲜卑传》记载认为，鲜卑于1世纪末吸收北匈奴残存势力，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蒙古高原。但本文以为，鲜卑扩张在北匈奴崩溃很久之后，其契机应为逢侯势力的崩溃。鲜卑的向西扩张并非将其势力范围延伸至蒙古高原一带，而是沿着东汉的北部边疆前进，这是因为其目的在于获得东汉的财货。另一方面，从王沈《魏书》中可以看到没有被鲜卑吸收（而是与之杂居）的北匈奴大集团的存在，由此可见，辽东存在着一群仍保持自身结构却自称“鲜卑兵”的北匈奴。这个集团并不像后人根据《后汉书》记载所推测的那样“被鲜卑所同化”，他们与鲜卑的整合显得更为松散。
中古佛教徒燒身燃指的思想淵源/于福祥
摘要：中古時期，佛教徒中的燒身燃指現象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其思想淵源涵蓋多個方面。在佛教産生以前，印度社會就存在燒身燃指等苦行，但佛陀認爲它們無益於解脱，後世則主要基於小乘戒律反對燒身燃指。大乘佛教興起以後，燒身燃指被認爲是一種菩薩行得到肯定，中國佛教徒多是模仿《法華經》中的藥王菩薩而燒身的。由於燒身燃指與中國的孝道傳統相違背，中國佛教徒借用中國思想資源，將燒身燃指與商湯燒身祈雨之舉相比附，並賦予燒身燃指孝的内涵。道教徒中也有自焚火解的例子，雖然與佛教徒的燒身燃指並無直接關係，但佛道二教的燒身實踐也存在著相互影響。
南北朝士族圖寫風尚——從“士體”繪畫與圖書抄撰的關係説起/汪珂欣
摘要：《顔氏家訓》記載了六世紀
中葉
的兩次士族宴集，北朝的
祖珽和南朝的蕭方等都在宴集上圖寫人像。當把
材料納入中古史的變遷中，發現這樣的繪畫行爲與南北朝盛行的圖書抄撰風氣息息相關。士族群體在介入繪畫活動時，將原本熟悉的圖書製作技巧帶入了其中，士族對“一寫而成”的推崇，對綫條的關注，促使白描風尚的興起。與當時以設色爲核心的繪畫觀相比，謝赫將此風尚概括爲“士體”。本文盡可能地復原圖寫興起的過程、梳理圖寫與主流繪畫技巧的差别，並以此爲切口討論了彰顯“善畫”才能的士族是如何借此區分自己和一般抄撰圖籍的士族、畫工群體的。
重返歷史“現場”:《鍾紹京告身》所見唐隆政争/姚魯元
摘要：唐隆政争一般被定性爲李旦、太平公主集團和李隆基集團雙方支持的宰相間的鬥法，然而近出數通《鍾紹京告身》顯示，支撑政争“玄睿矛盾説”定性的關鍵記載存在很大問題。以《鍾紹京告身》爲綫索，綜合唐隆政争時期的相關史事，可以復原當時中樞格局變動的實際過程。唐隆政争的性質並非是太平公主、睿宗與李隆基的派系之争，而是擁立睿宗即位功臣與唐隆政變功臣之争。
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于賡哲 王昊斐
摘要：唐天寶荔枝貢來源本來比較明確，即來自嶺南。然宋以後，基於對嶺南鮮荔枝能否在白居易所説“四五日”保鮮期內到達長安的懷疑，“巴蜀説”開始出現，進而在現代學術界出現有關天寶荔枝道的研究。但是學界研究的共同出發點可能有誤，所謂荔枝“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的前提是未採取任何保鮮措施。但是從漢代、北宋、金朝超遠距離從南方遞送鮮荔枝的事例來看，只要不計成本，古人就可以找到辦法，在“四五日”外保持荔枝新鮮度。學術界同時忽略了蜀道前往長安的艱難程度，蜀道比起嶺南到長安的道路，在遞送效率上可能並不佔據絶對優勢。天寶中以及唐後期，巴蜀有向長安進貢荔枝的記録，但那是荔枝製品，而非鮮荔枝。天寶鮮荔枝貢最可能的來源地還是嶺南。
新出王士良墓誌所見貞元年間唐廷、成德與淄青之間的三角博弈/馮金忠張帥
摘要：2018年，河北省石家莊市西三莊村出土一方唐代墓誌，現保存於新華區毗盧寺碑林。墓主王士良，可能爲王武俊之假子，長期任職於成德，官至冀、德兩州刺史和成德軍左廂步軍兵馬使。墓誌所記載的王士良生平和仕歷可彌補傳統史籍記載之闕略。例如，可補充唐德宗朝冀州、德州二州刺史人選之缺環，但更重要的是可反映貞元年間成德與淄青之間圍繞德、棣二州紛爭中，唐廷、成德、淄青三方博弈的一些細節。唐廷作為調停者並非中立不倚，而是具有一定的傾向性，似乎更傾向於偏袒成德，從而爲研究唐後期藩鎮之争以及唐德宗後期對藩鎮之態度提供了新的資料和視角。
本色出身與本司遷轉：論唐代伎術官的形成
/
鄧雯玥
摘要：職官的分類方式反映着官制體系及其變遷。在唐代，清·濁官等以人爲中心的職官分類方式低落，一些新的職官類别形成。伎術官就是其中之一。唐代的伎術官不是伎術性職守的官員總和，而是基於出身的職官序列。伎術官的形成是唐廷理順出身與任官關係的一次嘗試。神功元年以前，伎術職官未必授予伎術出身者，高宗武后时期以後，唐廷刻意以出身爲基準劃定職官的序列，首先壓制了伎術出身者的遷轉他司，此後將伎術官的選官權從吏部轉授本司長官，玄宗時又將員外伎術官固定授予非伎術出身者，以此維持正員伎術官作爲伎術出身者的任官序列。通過這三步改革，伎術官職與伎術出身的關係最終厘清，伎術官得以確立爲一個相對閉合、自成體系的職官系統。
論唐代魅疾危害、僧道治魅技法與民間療疾風俗——基於宗教醫學視域下的考察/劉 儒
摘要：魅病是由鬼魅、精魅、魑魅三类魅物侵扰或附体所引发的生理性疾病，通过以唐代墓志和唐人笔记为考察中心，结合佛道经典、敦煌医籍所载道医和僧医治魅医疗行为、治疗方法的考述，从宗教神鬼观念、专业医者认知、医疗民俗文化三个关联视角切入，围绕魅病的生成机制、病理危害及治疗效果进行探究，呈现道医和僧医两者医学模式和疗疾法术技能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内容与形式上表现出宗教医学包罗宏富、多元复杂的总体特征，凸显出宗教医学中药物和禁咒的民俗价值、宗教意义，勾勒出唐代道医、僧医群体疗疾技能之原貌，促使隐蔽在唐代民间群体疾病背后的民俗文化形态与宗教信仰行为得以重新审视与全面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