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则寓言讲述了一段血腥的宫廷内斗，更近乎于俄狄浦斯故事的翻版：年轻的储君放逐了继母，依靠弑杀情人完成了王位的复归，这恰恰展现出了伊索寓言时代古老父权最初的建立过程——对于男性来说，王位的最大威胁并非古老秩序/法则的强大余威，而来源于女性群体，特别是美貌非凡的继母王后，更是被王子抹黑成蛇蝎美人式的恶魔存在（对于女性艳丽形象的丑化也是好莱坞一贯的性别叙事逻辑），而这正是基于中世纪男性统治者们对于女性深层的恐惧情结，而继母王后被抹黑成的“巫师”形象更是进一步凸显了男性统治者们集体无意识心理。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寓言中，继母王后本身的女性形象暧昧不清，一度沦为空白性的存在，对于她的认知关系到古老父权的最终建立，年轻的王子为了维护父权体系的延续，不惜散播谎言驱逐了继母，而继母作为女性的离开为父权建立存留了空间——这似乎又是康纳母亲离丧、康纳最终成长的古老寓言的现代翻版。在父权体系中，女性永远是边缘性的存在，作为想象的“他者”必然以死亡、叛离或是放逐等各种方式隔绝父权秩序，沦为“阁楼上的疯女人”。
当康纳询问王后最终去处时，树精回答“她被放逐到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男性话语间的伪装与修饰只能也必然指向一种命运可能：王后走向死亡，成为古老父权秩序的牺牲品，而王子荣登大位，国民欢喜，四海欢腾。其中所暴露出的对于女性命运的压榨与父权血腥的建立过程迫使康纳逐渐认同母亲之死，树精移置了一种强硬的父权逻辑：康纳只有承认母亲死亡，才能成长。这也是古老的宫廷寓言作为首则故事讲述的必然性——只有让年幼的康纳被迫承认强硬的父权逻辑，认同权力的残暴性，故事才能有讲下去的可能，否则权力失效。
第二则寓言意在展现现代父权建构过程中的必然创痛，而资本作为父权的显影在工业革命之后首次浮出历史表层，这也是“父权的最高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寓言开场就是一片希望与毁灭并存的景象，这也是原始资本积累的伊始图景——在工厂烟囱冒着滚滚浓烟，展示着资本强大动力的同时，环境却变得极度恶化。药剂师隐没山林、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叛离暗喻着古老父权制度面对新父权文明冲击时退守、隔绝的状态，而代表新工业文明的牧师所展现出的强大人格魅力无疑折射出现代经济文明所裹挟的蓬勃的物欲诱惑与文明训诫。药剂师与牧师之间的文明对抗以药剂师的归隐落下帷幕，这是文明更迭的使然，也是新旧父权替换的悲情瞬间。
与第一则寓言一样，牧师的上位必然伴随着女性的死亡——两个女儿不幸染上重病危在旦夕，牧师无法认同女性死亡的宿命，返身恳求药剂师祈求解决的方法。当药剂师质问牧师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时，牧师连声答应，结果换回的是药剂师无情的嘲笑，而牧师也如阿甘一样，在女儿的坟茔前悲伤的哀悼着。
当故事讲述到这里时，树精变得空前的暴怒，甚至怂恿康纳肆意破坏着牧师的房屋，两人都沉浸在暴力破坏的喜悦之中：对于房屋完全僭越律法与道德的疯狂的破坏无异于现代性的革命行动，树精革命的理由在于“牧师丢弃了自己的信仰”因而施以暴行。结合工业革命大背景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树精与康纳的革命中所蕴含的强大机械性与极端性——牧师所信仰的是现代工业革命，以资本命名的现代新父权体系。一旦他背离新父权，回归于情感时，他将必然受到树精与康纳的惩戒，因为新资本的崛起正是以瓦解人伦情感与人道精神为前提的，牧师的“放弃”在树精看来是历史的倒退，他的权利魅力的施展必须要以牺牲女性为基础。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的“资本主义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牧师的“愚昧”恰恰验证了新父权获得合法身份的残暴性与无良化。树精诱导康纳破坏时，康纳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破坏的快感中，这是康纳成父的第二步：在认同母性之死后，学会新父权铁腕的革命暴力手段维护身份，并以此获得极端的暴力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