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后的直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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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福柯《 何谓直言？》

问答｜ PLUS／ 责编｜ 星丛+

本次推送的对福柯《何谓直言？》快问快答的改写。这篇文章本身是根据福柯198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英语讲座录音整理而成的。 如果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 问答对话是一种典型的直言形式，那么这一改写对我们而言也是使用直言游戏的一种技艺训练。

还有三个原因促使我们推送这篇改写。第一个原因显而易见，今年是福柯（ 1926年10月15日-1984年 6月25日 ） 逝世四十周年。之所以选择福柯生命最后几年讨论的话题“直言”入手，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最后的直言”以及自我技术的研究是回到福柯此前一系列课题的钥匙，另一方面这也与我们此前的研究相关。

2013年在展开“重访包豪斯”的研究计划之前，我们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纲要“ 设计史？艺术史？走向思想史！ ”。在那篇纲要中，我们并没有明确地解释过其中的思想史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明言走向思想史的概念来自于何处。现在倒是可以借助福柯在这篇文章的结语前对观念史和思想史所作的区分，来重新考察我们现有的研究路径和成果，希望我们能够部分地实现纲要中所设想的目标。这是原因之二。

此外，福柯在 1984年2月1日到3月28日用九次课继续探讨了“直言”的主题，并对此前的报告做了展开和深化。令人关注的是福柯在全部课程中用了一半以上的时间，探讨了古希腊的犬儒主义问题。而在现代的犬儒主义研究中， 斯洛特戴克的《犬儒理性批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正是在这本书中，他将魏玛共和国作为犬儒主义历史分析的范本。

魏玛共和也是我们诸多研究对象坐落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斯洛特戴克看来，魏玛共和国这一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各种价值观与现实激烈冲突，也是大众甘于这种矛盾而对现实无动于衷的时代。这让福柯重回传统犬儒主义的解读有了别样的意义。如果人们不能 拾起说真话的勇气，用生活、生命来践行真理，那么所等来的一定是灾难性的后果，而这在当年德国的犬儒主义氛围中已经得到过验证。这也是我们推送这篇文章改写的原因之三。

从最后的直言说起

本文6000字以内

什么是直言[parrh ē sia]？什么是直言者？

直言 在词源学上 [parrhēsaizesthai] 是一种活动， 说出一切 的活动， 而 直言者 [parrh ē siast ē s]这个词是之后才出现的，是指能说出一切的人。

“说出一切” [pan rēma] 是指什么都说吗？

是的，按照直言的本意，从万物[pan]到神谕[rhema]， 什么都能说 。

只要什么都能说，就是值得肯定的吗？

当然有人指出了其中不好的一面，比如 口无遮拦、喋喋不休 ，想到什么说什么，也不管对辩护的事由有没有用，能不能激起对话人的热情或兴趣。

口无遮拦、喋喋不休[athuroglossos]能有什么坏处？

不懂克制、没有能力用理性、真实的原则表达自己，在柏拉图那里，这 就是 “坏的”民主制 的一个特征， 随口说出了 对城邦而言 最荒唐或最危险的东西。

城邦中的每个人不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演讲权[isonomia，isegoria]吗？

是的，但未必适用于直言，后来人们认为这种口头活动应当反映心灵和思想，所以与其 “糟糕的” 直言，还不如沉思。

那怎样才算是直言“好的”一面？

积极意义上的“直言”并 不是随口说、有口无心地说，而 是 毫不隐瞒地说 ， 说出他心里所想的一切，所说的是他所想的，所以“说出一切”后来就成了 说真话 。

就算所说的是他所想的，但也不能确保他说的一定是真吧？

回到希腊人那里， 直言者说出的是他自己认为真，他知道为真 的东西 ，所以，在那时， “信念”和“真理” 是一致的。

难道他的直言就不需要事先或事后的验证了吗？

那时的直言，首先指的是 关系 ，而不是内容，它是言说者和他所说的内容之间的某种关系。

但是谁又能确保自己的直言一定符合这一积极的意义？

这就是直言撇开了神明，仅仅发生在人类直言者这一领域之后，遭遇到法律和真理的 难题 ：谁有资格直言？是公民的一种权利？还是应当专门赋予某些公民？

一个人可以担保自己所说的言论是真诚的吗？

直言所指的关系并不等同于言说者对内容的承诺行为，而 是一种活动， 能证明直言者的真诚的是他的 勇气 。

为什么勇气可以用来证明真诚？

因为 直言的内容对言说者而言是 危险的 ， 所以才需要勇气，这种活动 涉及某一特定的社会情境，关乎对话者双方的身份差异，对这一关系构成了挑战。

如果允许所有人都可以直言，不就不存在危险了吗？

这无关允许与否，而是直言的前提，只有 冒着风险或危险地 言说，才算直言， 比如一般我们不会说 国王或暴君使用直言，因为他没有风险可冒。

如果不使用直言而说假话，不同样也存在着危险吗？

当然，不过我们现在谈的是言说者和对话者“直言游戏”中的危险，这一 危险与对话者有关，因为事前可知， 说出来的话可能会 伤害或激怒 对话者。

既然明知道会伤害或激怒对方，为什么直言时不能考虑一点技巧呢？

直言当然也会与技巧有关，因为它涉及到行动方式，涉及到为了达到一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但更重要的是它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 角色和作用 。

只要能起到作用，达到目的，未必一定要直言，也可以采取各种修辞吧？

区别在于，言说者 相信 直言的内容，并尽可能 直接地 把它展示出来，而修辞是用来说服听众的技巧，言说者自己信不信在其次。

这种直接了当的展示，不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修辞吗？

后来确实也有人把 “自由言说”[liberaoratione]看作是 希腊人所谓的“直言”，如果一定要这么说的话，那直言也应该是 不具任何修辞 的修辞格。

既然说出来的是真话，那为什么对话者无法接受建议或忠告呢？

因为直言的作用不仅是展示真理，而且还要具有 批判的功能 ，所谓批判 就涉及到双方的权力关系， 直言者相对于对话者往往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

那也可以靠更好的制度安排，来调整这种权力关系吧？

一方面，这种关系不完全有赖制度来调整，“直言游戏”是建立在冒险说出和同意倾听之间的 协议 。另一方面，相较而言 直言 更多地指向 伦理 领域。

讲真，民主制不是更容易展开对话吗？

的确是，但 从结构上来看 这是 “直言游戏”与“民主游戏”的转化，就算真话再千真万确，但 真和假、有用的和有害的言论，所有一切都卷了进来。

是因为真话自身在这种结构中还不够有力吗？

假定民主制确实赋予了所有人自由说话的权利，那么所谓“勇气”在其中就不显了， 没有了 这一证明，就 很难区分 其中的 “ 直言”与否了。

那还有什么必要重新强调“直言”呢？

这关乎直言最后一个特点，就是 责任 ，换言之，在 没有被强迫的和有自由 保持沉默的情形下，直言反倒与责任和自由关联在一起了。

这种责任是不是和选择的自由有关？

这种选择与道德律相关， 历史地反观 君主专制反倒为 伦理的区分 提供了空间和立场，敢于 冒风险或危险直言国王的更多的是为了城邦的责任。

总不至于要让历史倒退回去吧？

当然不是，而是要认清楚直言是一种言说者和言说内容之间强烈的建构性的联系，正是 道德主体 的个人自我建构的方式，为直言提供了可能。

总而言之，直言是一种口头的活动，言说者通过坦率而与真理相关，通过危险而与其自身生命相关，通过批判（自我批判或对他人的批判）而与他自己或其他人相关，通过自由和责任而与道德律相关。

更确切地说，直言是这样的口头活动：言说者表达了他与真理的个人关系，又因为他认识到言说真理是提高或帮助他人（还有自己）的责任而使其生命陷于危险当中。

在直言中，言说者动用了其自由，他选择坦率而不是说服，选择真理而不是谎言或沉默，选择死亡的风险而不是生命或安稳，选择批判而不是奉承，选择道德责任而不是自我利益和道德冷漠。

大体看来，这就是大多数希腊文本中直言一词的正面意义，这一意义从公元前5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

弄清楚直言 [parrh ē sia] 这个观念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重点并不在研究和分析这个词所有的维度和特征，而是要展现并强调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的古代文化直到基督教开端，“直言游戏”的 演变 。

这种演变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我们主要可以从 三个视角 来分析，分别是修辞、政治、哲学。

前面已经提到过后来有人把直言指认为修辞，那在此之前呢？

把直言看作修辞的一种是帝国初期发生的事儿，但是回到整个公元二世纪，修辞本身与哲学之间的文化 对立 还是非常明显，而且十分重要。

直言和修辞这两者是怎么与哲学产生关联的？

在《斐得罗篇》中把问题 引向了 真理 ，它 探讨的并不是说话与写作的对立本质问题，而是强调了两类逻各斯的区别：一类言说真理，一类无法言说真理。

为什么直言和修辞本身在真理问题上是对立的呢？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传统中，修辞的策略是连续冗长的话语，而问答对话是一种典型的直言形式。所以在当时， 对话 是实施直言游戏的一种主要技艺。

那么直言的演变是如何发生在政治领域的呢？

首先，直言很显然是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制的原则，其次，也引向伦理领域，是优等公民所具有的一种伦理特征和 个人态度 。

为什么会是一种个人态度？是每个人都必备的态度吗？

当时的公开演讲发生在作为个体的 公民 之间，也发生在组成 公民大会 的成员之间，当然实际并不完全包括城邦里的每一个人。

有其他的迹象可以用来说明后来的变化？

从发生的场地就能看出，雅典民主制时期在 集市 [agora]，而君主统治的情形下，直言在国王的 朝廷 中。

所以此前所说的直言对城邦的责任也随之改变了吗？

至少从责任变成了一种 职责 ，直言集中在提议者或廷臣与君王之间的关系中，要帮助国王做出或修改政策，阻止国王滥用权力。

处于权力强势方的国王不是一般不使用直言吗？

但是君主进入直言游戏，因此 能否接受直言成为了 区分 明君和暴君形象的 标准 之一。当然，沉默的大多数，不在场的普通民众，只能由提议者代表。

直言与政治领域的关系还比较好理解，那它如何转入哲学视角的？

从苏格拉底那里开出了灵魂[psukhe ]和生命[bios]两条线索，他 督促雅典同胞关心智慧、真理以及灵魂的完善，而同时必须先学会 关心自己 [epimeleia heautou]。

但那时候只有“直言”，并没有出现“直言者”这个词啊？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显然承担的就是 直言的角色 ，很多爱慕者为得到他的垂青都竭力奉承他，但苏格拉底反倒是冒险在激怒对话者。

这就是直言打开自身与哲学关系的契机吗？

是的， 哲学直言 从这开始与“关心自己”这一主题形成了紧密的关联，再到后来的伊壁鸠鲁学派，直言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指引的技艺，为的是“教化灵魂”。

那这和之前的苏格拉底有多大的关联？

从认识自己到关心、照管自己，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的直言、生命历程中建构出一个审美对象， 生命成为作品，而直言正是一种 生命的技艺 。

后来的直言功能为什么会遭遇到的法律与真理关系的难题？

直言功能的危机之一是，归根结底到底谁有 资格 使用直言？真能给城邦带来 益处 ？比如保护直言者免受潜在的危险等等问题， 当时都没有在制度上明确过。

就算出现了相应的法律形式，也还是无法断定谁能够说出真理啊？

如果人们不认为直言足以揭示事实真相的话，那么仅靠 绝对的坦诚或彻底的勇气，还不足以担保 直言与真理 之间的关系。

所以还要强调教化的作用？

这是直言功能的另一个危机，更广义上的某种形式的 私人教导 介入到直言与真理之间，不过到底怎么教，以什么形式教，当时也不清晰。

这些危机带来了怎样后果？

这两种危机的 悬而未决 ，导致真理成为问题， 这就来到了对 民主制 和对 真理 的双重质询的十字路口。

为什么民主制也会受到质询？

因为在民主制度结构内，人人都能平等的发表意见，但是，这一制度本身并不能判定谁才有言说真理的 独特 品行 。

所以这也就影响到了人们如何看待直言？

当时在直言内部产生了一种 断裂 ，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或褒或贬之意，而此前的问题还只是人们如何能在神的沉默前，获得直言。

这种内部的断裂引发了怎样的回应？

这一断裂标志着雅典人理解言论自由的方式产生了 危机 ，也倒逼人们必须用新的方式关注或质询言说行为、教育、自由、权利和现存体制之间的 关系 。

大多数时候，一位观念史学家所做的是判定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何时出现的，而这一时刻通常伴随着某个新词的出现。

观念史涉及的是对某一概念的分析，分析它是如何产生的、是怎样发展的、在它产生的过程中，与其他观念的关系是怎样的？

思想史学家，对那些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拥有某种特定习性、从事某种特定实践、投身某种特定机制的人来说，这些机制、实践、习惯及行为是如何成为问题的？

思想史分析的是，某一个未被问题化的经验领域，或一系列的实践类型（这些经验与实践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寂然无声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亟需应付的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探讨与争论，煽动新的应对与反应，并且导致以前寂然无声的各种行为、习惯、实践及制度产生危机。

总而言之，思想史的工作就是要研究人们是怎么开始关注某事、如何开始忧虑这事或那事的。

分析直言的演变有助于解决真理问题吗？

从先前的直言者、直言，再到 真理问题 ，要探讨的还是真理言说者，或者说作为一种行为活动的真理言说。

真理问题是分析希腊人、罗马人等等判断一个陈述或命题真假的标准吗？

重点在于人们是如何试图将真理言说（truth-telling）看作是一种 特殊的行为活动 ，或看作是一种 功能 。

是不是要具体分析不同时代和社会中的真理言说者呢？

主要分析的是 真理言说者 的作用是如何从不同角度被置疑的，因为提出真理问题的同时，就是从 真理言说 对真理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真理言说者的分析具体有哪些问题？

比如，谁能够言说真理？自认为或被认为是真理言说者，需要具备何种 道德、伦理和精神条件 ？

对作为一种行为活动的真理言说的分析具体有哪些问题？

比如，哪些问题对言说真理而言是 当务之急 ？言说真理的后果是什么？对城邦、城邦统治者、个体而言，言说真理 预期的 积极效果在哪里？

分析这两者的问题合在一起最终想要导向何处？

导向 真理与权力 的关系，真理言说是否应该卷入权力的行使，两者能单独进行、相互分离？是互不相关？还是彼此需要？

为什么要将这一分析集中于希腊哲学时期？

总结一下：谁能够言说真理？言说何种真理？后果是什么？与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正是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的一系列交锋，让这些问题 突显为 哲学论题。

对于思想史的工作而言，这一时期意味着什么？

它是我们当前时代哲学的开端，而 真理成为问题 ，或者说问题化置疑[problematization]也标明了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终结。

我们可以从“”真理成为问题”中展开怎样的讨论？

首先是常见的“真理的 分析学 ”，它关注如何确保推理过程的准确性，以此判定一个陈述是否为真，也就是我们获取真理的 能力 。

除了人们较为熟悉的那一面，还有什么值得深入的？

对个人或社会来说，言说真理、认识真相、能讲真话的人以及知道该如何认出他们等等，这一切的 重要性 何在？也可以说这就是西方所谓 批判 的根源所在。

与分析过去的人的行为，以及各种观念的方法相比，“问题化”是什么意思？

“问题化” 这一过程，指的是某些事物（行为、现象、过程）是为何成为一个问题，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

这种类型的分析，难道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吗？

对“问题化”的分析，并没有否认这种现象的真实性，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它成为了 社会规制 的对象。

某些事物成为社会规制的对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比如，为什么某些 不同的事物 会被整合在一起，被标类并加以分析？又是怎么做到的？对于某个特定的问题化，与之相关的元素是什么？

对问题化过程的分析能带来什么？

因为被问题化的事物与问题化的过程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问题化就是一种回答，它是对某一 具体而且真实 境况的“回答”。

这种对某一个特定问题化的分析，会不会缺乏任何历史背景？

某一特定的问题化，并不是某一种历史背景或历史境况的效应或后果，而是某些 确定的个体 所给出的一种应答，当然同一种应答很可能出现在各色文本中。

那么以具体到 特定时期的“直言”为例，它是如何被问题化置疑的呢？

苏格拉底-柏拉图 回答 过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能够确定某人是一个直言者？城邦中拥有一个直言者的重要性是什么？如何培养一个优秀的直言者？

最后一个，也是引出下次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从“直言”说起？

因为直言功能的危机之后带来了悬而未决的状况：所以审视“直言”的观念，就能明白真言的模式、治理术的研究，自我的形式是如何交缠在一起的。

说某一种应答既不是一种表征，也不是某一情境的效应，这并不意味着它什么都不回答，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一个梦，或者是一种“反创造”。

问题化总是一种创造，是如下意义上的创造：

即使给出了某种特定的场景，你也无法推断这种类型的问题化置疑会随之而来；即便面对某一个问题化，你也只能知道这只不过是对这个世界某一个具体而特定方面的某种回应。

在问题化置疑的过程中，存在着思想与现实的某种关系，这就是为何我认为有可能分析某种具体的问题化，将之作为对某种特定情境的历史回答，某种新颖的、具体的、独特的思想应答。

▶ 版权归 编者所有，编 者 已授权发布 。

原文来源 ｜ F earless Speech｜2001

译文来源 ｜ 自我技术 ｜福柯文选III ｜2016

未完待续

▶ 目录

编者前言：如何塑造主体

对活人的治理

主体性和真理

为贞洁而战

自我技术

主体和权力

论伦理学的谱系学：研究进展一览

安全的危险

自我书写

自我关注的伦理学是一种自由实践

何谓直言？

说真话的勇气

“我想知道这关涉到什么”：福柯的最后一次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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