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孔乙己文学”吵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孔乙己的长衫”已经完全增加了一个时代的意义：从落魄封建文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的形象，变成了当代做题家脑力劳动者。
现在回顾那一次争论，不得不说，瞎带节奏的媒体要负99%的责任。
我们的媒体们从孔乙己到姜萍，看不到一点进步，怎么能让社会有争议怎么来。孔乙己的悲剧真的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吗？我咋觉得我们读的不是一个鲁迅呢？得出这个结论的恐怕是中学语文没学好。
确实有一句话叫做“剪不断的辫子，脱不下的长衫”——但这句话不是“读书人”的架子，而是讲的封建牢笼根深蒂固，所以革命“杀人”还要“诛心”，要经济革命、政治革命还要文化革命，要剪掉心里的辫子、砍掉黄四郎的替身。
对于孔乙己、阿Q等诸多经典形象，有一句经典的评语叫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首先是要“哀其不幸”才对。鲁迅先生批判人民的愚昧，但他从来不会把愚昧的原因归于人民，否则怎么会有“吃人的旧社会”这种层次的反思？
难道鲁迅先生写文章是为了批判“孔乙己怎么不脱下长衫”吗？鲁迅先生是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腐朽的旧社会！
现在倒好，一群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媒体，那孔乙己去PUA当代年轻人的就业观了，真是倒反天罡。
所以诸多媒体批判“孔乙己文学”角度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假设，现在年轻人“放下了读书人的架子”，纷纷从事体力劳动，那么体力劳动市场就不会出现劳动力过剩吗？
当然会，就以现在外卖员快递员为例，外卖平台和快递公司为什么能无底线压榨用人成本，以至于把成本压榨在必须违反交通规则否则难以准时送达的边缘？
就是因为劳动力饱和啊，就那句著名的恶毒诅咒——你不干照样有人干。所以“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就能解决问题了吗？体力劳动者就没有自己的文学了吗？到时候大家就去发挥“骆驼祥子文学”了。
所以“骆驼祥子文学”风起云涌的时候，媒体咋说？难道说：“骆驼祥子之所以一生拉车，是因为他不注重产业升级，不注重培养自己的技能，只能在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蹉跎青春。所以祥子的悲剧在于他‘不能放下他手中的黄包车’，如果他能通过识字、读书、学习找到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走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困境……”——怎么样，这个语气是不是很真实，是不是更欠揍了？
在这个跑偏的道路上，是很难愉快地聊下去的。孔乙己文学的出现，压根就不是不是脑力劳动者自视甚高或脑力劳动者歧视体力劳动者的问题。真要说“三大差别”的问题，找之前一群小布尔乔亚在网上叫嚣“外卖员不配被说谢谢”这个话题强多了。
所以本身就跑偏了，聊聊就容易聊崩了，当然我们要表扬当时争论时共青团认真回复的精神，但是每多回复一句就更聊崩一层，令人忍俊不禁……
再比如当年《新京报》这篇“雄文”《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只上香》——“奋斗才是年轻人底色”。
虽然“上香”这种事情确实很蠢，但是这是奋斗不奋斗、上进不上进的问题吗？谁说“上香”的年轻人就不上课、不上进了？这跟“孔乙己文学”的根源是一样的——奋斗有没有呢，是否只会形成烈度更强的内卷呢，所以大家才会用“一身长衫”来自嘲。
建议写这篇文章的媒体人学习一下我在四年前写的文章《禅修，肥宅与字幕组》，当时我就开始密切关注这个问题了，我把这种现象定义为“用封建主义的精神鸦片逃避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异化”。
首先我承认，求神拜佛这种事就是很蠢，是一个接受过唯物主义基本教育人所必须批判的：“这些“都市白领”们工作日被资本剥削榨取肉体剩余价值，休息时间还要被宗教鸦片剥削精神榨取剩余的剩余价值，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那篇文章中我的结论是：“本质上讲，这些参加宗教活动、禅修班的都市白领们需求的只是安慰剂类的心灵鸡汤，就像我以前文章里所说的，当代劳动者很难从工作中找到价值实现和精神归属，只能“病急乱投医”式的从别处饥不择食。
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厌倦，而当今的革命叙事又完全缺失，于是实质上属于封建时代意识形态的宗教文化就趁虚而入，填补了这个空缺。”
所以类似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孔乙己脱不下自己的长衫？因为黄四郎一直稳坐在碉楼里。
所以这些问题不是通过去教育、呼吁、甚至PUA，去让每个人“个人奋斗”就能解决的。比如下面这篇，你媒体就算叫一万遍“躺平可耻”，能够劝动哪怕一个年轻人拒绝“躺平”吗？
反过来说，就算有一定数量的打工人受到了媒体的鼓舞，努力奋斗、无偿加班、拒绝躺平，经济就能好转吗？市场就能繁荣吗？共同富裕就能实现吗？如果答案是否定，那你PUA劳动者干什么？
举个例子，一个企业运营状况不好，可以从企业内部找原因，比如总经理策略有问题啊，公司制度不合理啊，员工积极性不高啊，现金流出现困难啊等等。但是整个经济萧条，企业难以为继，失业率陡升，那就是要从经济规律、国家政策、国际环境找原因了，国家如果说“经济不好是因为你们这些企业不努力”，是不是就显得很荒谬了？
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班主任跟我说：“好好努力，考个全校第一，给班里争光”，没毛病。要是校长在开会的时候对全校学生说：“大家要加油，争取每个人都考全校第一”，是不是就很扯淡了？所以要知道，“所有人”不是“一个人”的机械集合，而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政治、社会的学术研究中，个例探讨是无意义的。
我们的主流媒体，扮演的就应该是“校长”的角色，要以大视角去看待问题，把所有学生的问题综合考虑。希望我们的媒体，多研究一下宏观社会角度，少煲一些个人心灵鸡汤。
就比如这篇PUA年轻人的搞笑说法，“认命”可以但“躺平”不行——言下之意是你要心安理得的接受自己生而为牛马的的事实，但是依然要拼命为黄老爷们贡献剩余价值。
真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反过来的——面对黄老爷的剥削与压迫，非暴力不合作是可取的；但是“认命”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不是生而为牛马，我们是光荣的无产阶级！
我劝一些主流媒体想想明白，不要总居高临下嘲讽普通劳动者们“不努力”“躺平”，当代比他们不努力的大有人在。
城投公司/平台，有官方背景和优质资源的地方政府“亲儿子”们，不想着产业升级，不想着在高新领域破局，天天想着跟地方银行勾搭炒地皮，赚房地产泡沫的“绝户钱”。很简单啊，房地产是easy模式——尤其是对有地方背景的城投公司来说，随随便便就能批下地来，随随便便就能拿到银行贷款——搞产业升级多累啊？旱涝保收吗？
“不努力”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还有近年来兴起的诸多“网红城市”，炒作一下买几个热搜拍几个短视频，随随便便就来一堆“冤大头”打卡消费。游客体验？市场环境？改善服务改进菜品？我闲得慌？
互联网垄断公司也是标准的“不努力”，占据了先发优势的垄断巨头们，不想着技术突破，不想着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天天想着玩金融、小额贷、社区团购割韭菜……人家的互联网巨头搞出了ChatGPT，我们的互联网巨头用大数据算法给莆田医院做广告，没眼看。
再比如我们的影视娱乐界，不需要用心打磨剧本，不需要用心拍好片子，只要找几个流量明星，让他们的邪教粉圈搞搞控评、刷刷票房、弄些幽灵场不就行了吗？
简而言之：最不努力的就是这些亲儿子、关系户、垄断巨头、世袭八旗、流量贵族……它们才是最“躺平”的典型！那些媒体有啥脸天天指责年轻人“躺平”！中国的打工人明明是最努力的好不好！
归根结底一句话：只劝孔乙己脱掉长衫，不去炸毁黄四郎的碉楼，就是耍流氓。
结论就是：在有价值的社会研究中，用个例的证明来取代整体的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妄图用单独现象来代表社会现象是错误的。孔乙己的悲剧难道是因为他自己“不愿脱下长衫”吗？鲁迅先生从来没有这么写过，鲁迅先生写的是吃人的旧社会！
诚然，确实有人通过个人努力和机遇实现了比较大跨度的阶级晋升，确实有人无法脱贫就是因为好吃懒做等恶劣品质，但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本文探讨的所有都是社会问题，用个体取代整体是一种逻辑谬误。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就算阶级晋升率只有万分之一，那也会有十四万个无比励志故事供人反复把玩、瞻仰、麻痹。
一直以来，我们媒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关注分子而忽视了分母。再说万分之一的比率很高吗？因为有了那么多成功的个例就能证明上升通道狭窄、劳动者内卷不存在吗？除了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杆秤，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分析“孔乙己文学”正确的角度是什么呢？孔乙己悲剧的根本，在于吃人的封建社会；当代大学生从孔乙己身上找到了相似之处，在于吃人的资本社会。孔乙己在封建社会是没有用的，因为科举制不需要那么多“士大夫”；当代年轻人在资本社会无所适从，是因为资本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在阶级社会中，本该属于一部分人的财富，通过剩余价值剥削的形式进入到了另一小部分人手中，但是这部分价值呢，另一小部分人又花不出来，于是就生产过剩了。经济运行的理想情况下，“生产=消费”全社会有多少生产就有多少消费，说明资源利用充沛了、合理了、没有浪费了，这样资源的效用最大化，每一个人的效用也最大化。
但是呢，因为剥削的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穷人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消费的；但是对于富人来说，他们的消费也有着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是作为自然人的天花板。
简单来讲，比如马云、王健林这些顶级巨富，他们真正的生活物质水准不会比一个矿产老板、房产大佬高多少，因为你能够享受到的极限就在那里。古罗马贵族为了“享受”，吃完一顿就吃催吐剂，吐完接着吃，这无非就是自然人的极限了。所以巨额的财富就放在那里了，他们消费不完的。
这些花不出去的剩余价值，就叫做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扩大再生产，那就意味着又需要榨取剩余价值，那还是生产过剩呗，久而久之经济危机就来了。
生产过剩造成了第二个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注定会形成一大批失业人口和一大批在事业边缘的人口，原因就是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资本家通过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生产相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要劳动人口减少，使形成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所以这就是我在讲解电影《寄生虫》和纪录片《美国工厂》时反复强调的现状：当今的经济体制中，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一个保安岗位就有500个大学生去应聘”。因此，有大量人口处在失业状态和失业的边缘，那么资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风骚操作。
电影《寄生虫》中，这一家子看起来让人讨厌不起来呢？因为他们都是努力生活的人——不是那种自暴自弃的懒汉，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哥哥英语辅导能让学生感慨远超前任，妹妹面试前看了一点艺术治疗的知识就能降服棘手的熊孩子，父亲开车技术高超也被夸奖，母亲在不会的前提下也能迅速备出一碗炸乌冬面。
简而言之除了在雇主家开party这种事，他们完全配得上这份工作，但是为什么他们在用不光彩手段之前都没有工作呢？他们为什么非得用种种见不得人的阴损手段也不是为了大富大贵，只是换取一份合理的劳动报酬。
《美国工厂》的纪录片中，资方的操作空间比劳方要大很多。对于美国工人来说，也面临着很现实的选择：支持工会，可能会有一个高收益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但面临的风险是资方撤资，我连个保底的收入都没有了。经济学的理论证明过，大多数人都是厌恶风险的，所以最后工人们的投票结果（反对工会，支持工厂）也就不意外了。
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穷人消费不起、富人消费不完，所以产生了生产剩余；既然有了生产剩余，从微观视角来看就是工厂的产品没有变成钱，那就发不起工资，那就要减薪就要裁员。
那这样一来社会总消费就更少了，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的尽头就是经济危机。从另一个维度来讲是另一重的恶性循环：因为贫富差距，许多产品无法被消费，于是就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产生大量边缘失业人口，资本家就可以借此压低工人工资，于是贫富差距更大……
这个模型可以简化为：剩余价值剥削——贫富差距——消费不足——生产过剩——需要劳动力减少——资本家趁机压价——消费更加不足——无解，经济危机爆发。
所以不要信什么“工资是双方同意”“工资是市场决定”的这种鬼话，我们即便不用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论和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用西方经济学中博弈论的理论也不难发现，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直接是一个不平等契约、不对等博弈。
因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实力和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完全不对等，这样他们所接受的契约也必将无限有利于资本家——简而言之，工人们无非是饿死而已，而资本家们则要损失无比珍贵的资本增殖的机会啊！
这就是“孔乙己长衫”问题的根源，当代年轻人已经发现，自己跟那个封建时代落魄的读书人一样，很难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了。
孔乙己的长衫是表象，黄四郎的碉楼是根本。
解决“孔乙己长衫”的办法还是老生常谈那一套：要么经济高增长，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让绝大多数人只要努力拼搏，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未来；要么优化分配模式，实现共同富裕，不要让少数人攫取了绝大多数经济发展的果实。
但话又说回来了，解决不了怎么办呢？这就我在《革命周期律》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反向加速等于进步。说起来还有点小期待呢。
最近的文章中我一直在探讨一百年前的美国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新政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以工代赈”，而是按着美国黄老爷们的头，让他们承认工会、让他们承认工人的罢工权。甚至直接接管资本家们在银行的存款，成立“统筹账户”，多招工、多发工资。
为什么一百年前美国的黄老爷那么乖呢？为什么他们就心甘情愿看着罗斯福大恶魔去公然“侵犯私有财产”呢？这个历史背景我也讲了，在当时大萧条的影响下，美国全国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个别地区甚至爆发了武装起义。
所以黄老爷们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果断献出了碉楼里的宝藏，因为他们很明白，如果不走“罗斯福路线”，那么自然有“斯大林路线”去等着他们。所以私有财产算个屁啊，赶紧捐给还把我们命当命的人吧。如果真等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一天，第五大道的路灯就是他们唯一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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