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薛剑，是个该死的迷茫的大学生，被家中的父母赶了出来，而他自己的解释是主动离开的。被他的女朋友甩了，而他自己的解释是自己离开的。他的学业挂掉了很多的科目，他的学业堪忧。他的一切生活都指向了他将无所适从的样子。他到网吧来消遣郁闷，他说这是为了后来的奋发图强的生活所做的最后的狂欢，但我想他消遣的时间实在是过长，从网吧前台上的一个与他来自同一所大学的学生兼职工的口中，他已经断断续续地玩在网吧一个月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他口中所谓的奋发的日子，他说再等等。他说他正处于人生最矛盾的时刻，而这个矛盾的时刻可以追溯到当年高中文理分科时他该死的听从了他父亲的话而选择了理科，他说他根本不喜欢理科，只是因为父亲的一番理论和那个该死的老师的说教——“或者说，他们都是他妈该死的。”他气愤地说道。
高中这个文理分科在那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第一次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喜爱而选择之后自己的努力方向的选择，而这份喜爱会遭到第一次来自于我们认为的权威之于老师和父母的质疑与自己意志的摇摆、动摇甚至沦陷。而我文理分离的选择的决定可能是我与母亲商量的此生中最后一次决定了。
之后我只读了一年我选择文科后的学业就与那个该死的闫美丽决裂然后不辞而别地退学了——如果你之前告诉说我会以这样的方式潦草的结束我第一次证郑重的选择，我是不会相信的，但人生就是如此荒诞，像《阿甘正传》那个电影说的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巧克力是什么味道。”我想说：“巧克力这个比喻太甜，不适合比喻人生。”马尔克斯说爱情是苦杏仁的味道，我就把人生类比成酸杏干吧。最起码它是酸甜的。
我想说的是在我文理分科前，曾经有个中年头发谢顶的物理老师，他叫赵安德。这个老师每次上课前十分钟总要吹嘘自己为这个学校在偏远山村里淘回来一个学习成绩常年第一的学生，每次都要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一下当初自己怎样以一己之力抢过了好多学校的其他老师的故事。
我一直极度怀疑的是，他他妈的仅仅是一个物理老师，成天不务正业地去管理招生行政工作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这一切只有一个指向就是干这个不务正业的行当比当老师挣得多，事实上在中国干啥都会比干老师挣得多，而老师似乎就先天的被定位为一个所谓的付出的角色，所谓“春蚕”所谓“蜡炬”，但是李商隐写这个诗明明他妈的是写给情人的，写给相思的，怎么就阴差阳错的用在了老师的身上——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简直是一个十足的讽刺。这仅仅只是一个职业而已，一样会出现阴暗潮湿的角落与杂种，不要赋予这个职业太多的光环与过多的期待——我们交钱上学，他们拿钱上课，就是一个商业而已，说得那么高尚全他妈是人类虚伪的本质。
我当时也十分崇敬老师这个职业，或者说谁在孩提时都崇敬过。所以当时在这样先天光怀的影响下我对这个物理老师去插手招生工作的行为异常愤怒，其实我本不该愤怒的，这世界并没有多少雷锋式的人物不是吗，所以雷锋才需要颂扬不是吗。所以比起后来新闻报道里很多大学教授之类的老师诱奸女学生，其实并不足为奇，所有的职业里都有如此的潜规则不是吗，重要的又是什么呢？我曾试图想把这之中的一切都给我自己解释清楚，后来渐渐地才发现，比起更清晰地活着，还不如像我的祖母与父亲那样，睁一只眼或者浑浑噩噩地存在这。当然这些老不死的教授里甚至还有同性诱奸的，这种行为有个特有的名词叫“鸡奸”。而这就是我更加不能忍受的报道了。
我曾在很多影视剧的男子监狱里欣赏过这样的场面，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被该死的律师冤枉的银行家所遭遇到的当时监狱的“三姐妹”的鸡奸未遂。主人公安迪用自己的银行金融知识智取化解了这个危险的遭遇。当时看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秃顶的男物理老师赵安德说过一句话：“你们要是学不懂弄不明白这些，就去选择文科就行了。有些课上睡觉的同学我也允许，因为他铁了心要选择文科，我能理解。”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的几乎所有课程里，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在课堂睡得昏天黑地究竟是个什么样美妙的感觉。那这个时候距离我母亲突然死亡还有2年，似乎还是个漫长的时间。
所为写作者，在写到母亲死亡这个截点以前的所有辅助叙述以及情感的旁枝末节的种种，都是在等待着我大张旗鼓地去描述母亲的葬礼而要做的必要的准备。其实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某种意义上我是延宕我描写悲痛的事情所莅临的时间，比如此刻我用对“鸡奸”的恐惧来抵消我的情绪，这是一种作为写作者的上帝视角的恐惧被我强加在了“我”的身上。
对于“鸡奸”的恐惧是在我当时第一次在中央六套看到的《肖申克的救赎》的电影，那时的电视电影中间还有两大长段的广告时间，我看完后望着电视里迅速切换到的推荐影片的时间里，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学文科的，要是被像安迪一样冤枉而抓进监狱遭遇鸡奸强暴，我能用我所熟知的历史、地理、政治还是语文，或者给这些暴徒们背首诗歌写篇文章还是用格言警句来净化这些他妈的该死的杂种的魂灵？我能想到的唯一结果就是，我已经被鸡奸了并且遍体鳞伤的，甚至悲愤自杀不愿再屈辱地活着。”
当时我确实想到了这些，而且确实被自己的这些幻想而弄的全身毛骨悚然，但转念一想，我当时确实思维转换地很快，我想的那些他妈的学物理、化学、生物、数学也拯救不了那个境遇下的他们自己，我那时心理就平衡了许多。但旋即，对物理敏感的人或许可以像电影《小鬼当家》里的小孩儿智斗那两个盗贼，对化学敏感的可以自己调制一些化学武器出奇制胜，对生物敏感应该了解哪种生物毒性强然后利用它们捕捉它们并控制它们来攻击那些杂种。用这些方式去击退那三个该死的鸡奸者。但是又是旋即我的思维又快速的转变了，中国的教育纸上的成败要大大低于实际操作的能力，除非是对实践敏感的天才之外，否则就会像古代那个纸上谈兵的赵括出征时就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自己这个读死书的儿子能够替代谨慎小心的老廉颇，他的母亲也从未想过他会打胜仗，母亲对当时的皇帝主动说如果自己的儿子失败战死，希望皇帝能开恩赦免连累自己族群的连带的死罪。赵括的母亲望着自己这个说大话的儿子，就像望着一具倔强的尸体一样一去不返，暗自抹眼泪。
所以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肖申克的救赎》这个电影第一点想到的就是我学的文科似乎在遇到危机的情况下并不能拯救自己而非一些其他的形而上的意义。所以当薛剑说他之后人生一切糟糕的选择都源自于“文理分科”这件事情时，我便联想到了这些。
“你知道吗，那时我的文理分科是一个该死的选择，选择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事情，并且还要为它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他说。
“这当然很荒谬，这是个恶性循环，这肯定很糟糕，你如果再往前推，甚至可以追溯到你吃雪糕时你选择带奶油的多一些还是带冰块的多一些是一个样子，你无法选择，在这样一个可笑的事情上，于是你妈说你该吃带奶油的，因为冰块可能会吃坏你的肚子。你其实隐约知道吃任何一种雪糕都可能会引起肚子痛，但是你还是听从了你妈的话，只因为那个时候你年纪还小，一切父母的选择都有着某种神圣性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中隐匿着某种恶性的循环，所谓的一错再错，而这个错的意识很微小，你根本意识不到。”我说道。
“你是指我的这些悔恨和我无能为力的选择力？”他疑问道。
“是的，父母会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他们会用自己的盐，自己的桥，自己走过的路和被人教导过的做人的种种经验来告诉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如果你不能保证在自己所坚持的那条一错再错的路上保持着强有力的超人意志，比如你就坚持吃带冰块多一点的雪糕，那你就要承担比带奶油的雪糕更能迅速或者更大可能引起腹泻的结果。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的这点承担责任的能力是弱小的，甚至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无能为力来自于那个时候我们年龄很小。但是当我们年龄变得越来越来大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能力的时候却依然笼罩在父母的所谓权威选择的阴影下，这是来自于我们童年依赖意识的延续，那微小的意识甚至可能变成金科玉律，像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一样，直到母亲死后，这个儿子才能真正成为了一个自由选择的人。”我说道。
“你是说我的俄狄浦斯情结严重？”他疑问道。
“可能吧，但是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每一个男人的俄狄浦斯的情结都是比较严重的。之所以最后能够消解，或许是有两种情况的出现，第一是母亲的缺席或者死亡，第二是父母的离婚。除此之外，大都很难消解这个情结，它会携带终身。反之，像女人的厄勒克特拉情结也是一个样的。”我道。
“所以，我该怎么办呢？”他迷茫道。
“这我帮不到你，不过，我能给到的唯一建议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问你的内心，你到底喜欢什么或者你到底爱着谁，你的未来究竟是谁的未来？”我道。
他又一次感到了沉默，他的那两条淡淡的眉毛并没有挑动，扁平地样子像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乞丐，而事实上，他在网吧已近度过了很久很久的乞丐一样的日子了。
“你的母亲忽然的死亡使你的那个情结消失了吗？”他问道。
“是的，可以说是消失殆尽了。”我道。
“那按照你的说法那些处在父母双全，家庭良优的孩子们也肯定都有父母指手画脚自己的人生的选择，难道他们要时刻憧憬着他们的死亡或者他们的分离吗？”他疑问道。
“理论上是的，并且是极其肯定的。我们会时常幻想我们参加自己母亲葬礼时的样子。”我道。
“那他们具体又要怎么做呢？”他道。
“说实话，我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处于那些良优的家庭中。”我道。
“那我也没有，他们早就离婚了。正好你我二人是你所说的两种情结消失的遭遇里。我们是该庆幸还是该悲伤呢？”他叹了一口长长的气，然后道。
“如果按我现在的心理状态，应该庆幸。”我说。
“我们对自己真的永远是一无所知的啊。”他感叹道。
“这些都是抽象的，抽象的永远都是难以理解的，比吃喝拉撒要难懂的多。”我说。
“所以你无所节制地要寻个小姐的原因就是你的父母死了，没有人管你了？”他笑着说道。
“也对也不对。父母在的时候也可以，不过我做过之后需要解释，而现在我做过之后并不需要多费口舌地去解释，我也懒得解释。”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