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东汉末年到魏初，青徐地区的豪霸势力对魏武帝曹操和魏文帝曹丕统治的影响。臧霸等青徐豪霸势力在汉魏之际的历史中若隐若现，对当时的政局有所作用。曹丕在魏武帝去世后，通过广陵之役等措施，成功消除了这一地方势力，巩固了北方的统一，对魏国的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文章还探讨了广陵之役的地理背景、历史背景及其客观作用，为研究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形势提供了参考。
东汉末年至魏初，青徐地区的豪霸势力如臧霸等，对魏武帝曹操和魏文帝曹丕的统治构成一定威胁，同时也提供了助力。
广陵之役的地理背景、历史背景及其客观作用，为理解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形势提供了重要视角。
东汉初平、兴平年间，北方各地地主武装纷起。掌握这种武装的人，有的是世家大族，有的是大小豪霸；有的自号将军牧守争夺地盘，有的依违于两大之间以观形势。以臧霸为代表的青徐地区的豪霸势力，是其中重要的一支。这支势力在汉魏之际的历史中若隐若现，二十余年里不时地起着作用，影响当时的政局。魏武死，驻屯洛阳的青州兵和作为臧霸别军的徐州兵发生骚乱，鸣鼓擅去，这是青徐势力可能乘时而动的一个信号。曹丕代汉，不动声色地调遣力量，采取措施，以图谨慎而又果断地解决这一问题。黄初年间，魏国发动了两次攻吴的广陵之役，在广陵之役的掩护下，曹丕终于以武力彻底消灭了这支魏国东部的地方势力。
青徐豪霸，史无明文。本文缀合零散资料，敷演成篇，意在探索青徐豪霸势力的始终，曹丕与他们之间矛盾的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广陵之役的地理背景、历史背景和客观作用等问题，为研究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形势提供参考。
一 建安年间青徐豪霸的活动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同书《陶谦传》、《臧霸传》等资料，我们知道初平、兴平年间以至建安初年，青州和徐州一带出现了两种地方势力，一为举行起义的青徐黄巾，一为以臧霸为代表的镇压黄巾的青徐豪霸。关于青州黄巾，其活动情况和初平三年（192）之末魏武收其众三十万为青州兵的事，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本文不多论述。关于徐州黄巾，《陶谦传》注引《吴书》说：“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这就是说，徐州黄巾同青州黄巾一样，人数众多，作战勇敢，举家相随，所在屯聚。徐州黄巾后来下落如何呢？我们看不到明确的记载。《臧霸传》说：“〔徐州〕黄巾起，霸从〔徐州刺史〕陶谦击破之，……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今山东临沂北）。”据《武帝纪》，这批豪霸之中还有昌豨。臧霸等人所收之兵，所聚之众，以时间、地域和其他情况论，应当就是被击破的徐州黄巾，所聚兵众应当就是徐州兵，其事同魏武击破青州黄巾并收以为青州兵相类似。这个阶段，各地黄巾起义几乎都是倏然而起，倏然而落。当他们被击败离散后，归田者固然有之，由于兵荒马乱而归田不成者，数量更多。这些人往往被迫接受收编，青州兵是一例，徐州兵也是一例。离散和接受收编是违背起义农民意愿的，他们力图避免。《陶谦传》注引《吴书》载诏曰：徐州百姓，“兵连众结，锋镝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见系虏。是以阻兵屯据，欲止而不敢散也”。但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使他们无法避免被击败和被收编的命运。魏晋士家之多，与这种情况当有关系。臧霸，泰山华县人，出身于较低的社会阶层，(2)与其时的世家大族不同。他们活动不离乡土，同魏武一类志在天下者也不一样。陶谦死后，臧霸等人无力独树旗帜，只有周旋于较大势力之间以图生存。他们于建安三年先助吕布，旋降魏武。魏武以臧霸为琅邪相，吴敦为利城太守，孙观为北海太守，孙康为城阳太守。其中孙观、孙康兄弟所处的北海、城阳二郡属青州，余属徐州。《武帝纪》建安三年“分琅邪、东海、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以处降将。东莞郡盖亦此时分置。(3)臧霸在青徐豪霸中地位比较特殊。他既同诸豪霸一样为青徐守相之一，又居诸豪霸之上总揽青徐。《臧霸传》谓魏武“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武帝纪》亦谓“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所谓割青徐二州委霸，语意含混，只能理解为一种权宜处置。这种权宜处置，从臧霸说来，表明他在此二州具有强大的潜在影响，不这样就不足以安定地方；从魏武说来，则表明他故作姿态，以求在扰攘之际暂时维持现状，稳定东方。这并非魏武真正授臧霸以二州的军事政治实权，与黄初以后魏国委署都督诸州军事领刺史者的正式职任是大不相同的。(4)青徐豪霸名义上是奉职天子，实际上则处于半独立状态，其中的昌豨（昌霸）或降或叛，反复无常，魏武屡加讨伐，这就是《后出师表》中所谓“五攻昌霸不下”的事。(5)其余诸人，包括臧霸、孙观，虽然未脱地方色彩，但毕竟与昌豨不同。他们服从魏武指挥，清定海岱，建有军功。建安五年（200）魏武与袁绍相拒官渡之时，魏武处境困难，臧霸没有因时取利以图魏武，而是继续支持魏武，“数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专事绍，不以东方为念”。官渡战后，臧霸、孙观及其他将领还纷纷遣子弟家属诣邺，表示向魏武效忠。青徐豪霸的地方色彩，首先表现于在魏武营垒中自成系统。他们原来为守相都不离青徐，后来迁官仍多带青徐州郡。臧霸建安十一年为徐州刺史，孙观建安十四年为青州刺史，(6)甚至霸子艾，观子毓，也俱至青州刺史。他们行军作战，往往限于青徐及相邻地区。昌豨叛变，也局促在东海郡内。所以青徐豪霸尽管得以战功封侯，但由于自成派系，地位特殊，与其他诸将相比，始终是魏武的一种异己势力。青徐豪霸所据地境，越淮南而得与江东为邻。建安十三年孙权迁治京口，青徐豪霸势力也浸润至于长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赤壁之战前夕，刘备在樊口，逻吏入报下游孙权援军将至，刘备问：“何以知之非青徐军邪？”这个时候，臧霸不但被魏武以青徐见委，而且已就徐州刺史之任，青徐水军得入江巡行至于樊口，可见长江下游之利，青徐豪霸已得与孙权共有。《三国志·吴书·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答刘备问，谓己将自京口移驻秣陵而不拟移驻芜湖，他说：“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孙权之意，盖欲蚕食青徐地面，至少欲堵塞青徐豪霸势力，使之不得久驻长江。赤壁战后，刘备曾表请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这只是一种政治姿态，孙权并不曾在徐州取得稳定立足之地。但是孙权一徐州，臧霸一徐州，两徐州南北相对，不能不形成矛盾。孙权用孙韶固守京口，窥伺北方，青徐汝沛颇来归附，也说明他是不曾忘怀青徐的。《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吕蒙取关羽之前，孙权尚有与吕蒙商及取徐州之事，吕蒙以为不如取荆州为得。青徐水师游弋至于长江樊口，以及孙权久有染指青徐之意，此与数年之后孙权收纳徐州利城降人唐恣以及曹丕两度兵临广陵等事，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下文所考释的利城兵变及广陵之役诸问题，实际上有这样一种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二 魏武死后的洛阳骚动
由青州黄巾改编的青州兵，虽然随魏武转战四方，仍始终保持着原来的建制名号，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三国志·魏书·于禁传》载，魏武征张绣失败，于禁乱中寻觅魏武，“道见十余人被创裸走。禁问其故，曰：‘为青州兵所劫。’初，黄巾降，号青州兵，太祖宽之，故敢因缘为略。禁怒，令其众曰：‘青州兵同属曹公，而还为贼乎！’乃讨之，数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谒太祖自诉……。”这时，青州兵降曹已四五年，而他们仍然保持独特的地位，行动上与其他曹兵迥然不同，只有魏武本人尚能约束他们。由被征服的黄巾组成的青州兵，与其主要成分为被收编的徐州黄巾的臧霸等军，性质和地位都很相似。不同的是青州兵已离青州地面，在魏武的直接控制下四出作战，独立活动的可能性较少；而臧霸等军则仍旧盘踞徐州，并部分地兼有青州，不受魏武的随意调遣，更有独立活动余地。魏武生前，这两部分军队尚能接受驾驭，未出大的问题；魏武死，矛盾便立即爆发了。《三国志·魏书·臧霸传》注引《魏略》：“建安二十四年（219），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按即徐州兵）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鸣鼓之事，注家无解释。《汉书·周亚夫传》，亚夫受命平吴楚七国之乱，赵涉于灞上遮说亚夫曰：“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兰田，出武关，抵雒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自天而下也。”周亚夫在洛阳鸣鼓，意在昭告诸侯，扩大影响；青徐兵在洛阳鸣鼓，目的当亦同此。青徐兵共起骚动，历代注家皆以偶然事件视之，未详其历史原委。其实这两支军队同为地方势力，都渊源于黄巾，境况相似，在魏武死、时局变化时也就采取共同进退的态度，并企图影响其他军队。所以，这件事不同于一般的军中鼓噪，而是青徐地方势力在汉魏易代之际的一次重大干扰，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混乱。曹丕应变是否得宜，对局势将有重大影响。《三国志·魏书·贾逵传》：“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注引《魏略》：“时太子（曹丕）在邺，鄢陵侯（曹彰）未到，(7)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又同书《徐宣传》：“太祖崩洛阳，群臣入殿中发哀。或言易诸城守，用谯沛人。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谯沛而沮宿卫者心？’文帝闻曰：‘所谓社稷之臣也。’”显然，曹丕的应变方略，是抚而不讨，以俟异日。根据这些资料和前文所考，我们对于当时的形势，可以作出大体的估计。魏武晚年，洛阳具有首都地位，(8)配备有相当的文武官员。洛阳驻军有青州兵，有臧霸别军即徐州兵，都具有地区色彩。除此以外，很可能还有具有其他州郡背景的军队。军中苦于劳役和疾疫，本来不很稳定。魏武死，洛阳感到极大的震动，人们担心出现不测，害怕天下再乱起来。《晋书·宣帝纪》所说“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即是指此。正在这时，青徐兵公然鸣鼓告众，擅离洛阳。这是形同叛逆的大事，它触发了紧张的形势，使分崩的危险骤然出现。怎么办呢？朝臣有两种主张。一部分人主张秘不发丧，讨伐擅去的青徐军队，并用主要是曹姓诸将的谯沛人以替换某些不可靠的城守。另一部分人，包括贾逵和徐宣，则比较持重，主张安抚，反对讨伐。徐宣是广陵海西人，地处淮北，本人又曾“避乱江东”，明了周围形势。他知道突出的问题在于青徐。既然擅去的军队是青徐兵，那末改易城守用谯沛人，首先就意味着撤换青徐州郡的军政官员，剥夺青徐豪霸的兵权；而讨伐乱军，更无异于直接向青徐豪霸挑战。这样，除了可能扩大事态，导致青徐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激烈冲突以外，还可能在洛阳驻军中引起连锁反应，酿成中枢的更大动乱。这就是徐宣所担心的“沮宿卫者心”的含义所在。这种情况，曹丕当然是心中有数的。他此时的对策，是先继承王位，掌握要害，安定局面，然后再从长计议，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曹丕褒奖徐宣为持重的“社稷之臣”，并不意味他相信徐宣所说“远近一统，人怀效节”的话是真实的，也不是说对洛阳骚动可以不予处置。他只是格于形势，不得不镇之以静，暂时抚而不讨，以屈求伸，以等待时机，再作计较。这样，洛阳骚动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暴乱，局面终于被曹丕控制住了。
三 臧霸夺兵事件
宋元之际的郝经据陈寿《三国志》撰《续后汉书》，其卷三五《臧霸传》于臧霸所部与青州兵“鸣鼓擅去”之下，有“丕外虽尊宠霸，而心常疑之”之语。此语不见于今本陈寿书，或郝经录自陈寿书旧本，(9)或郝经所下己见。其中所说曹丕怀疑臧霸，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出于这种怀疑，曹丕在公元220年延康、黄初之际的几个月中，于积极筹备登基的同时，也冷静地观察形势，筹划对策，为制服臧霸而进行部署。臧霸于建安十一年为徐州刺史，其后十余年中，本传不载迁官。曹丕即魏王位在延康元年一月，《臧霸传》谓其时，霸“迁镇东将军，进爵武安乡侯，都督青州诸军事”。这或许是曹丕企图利用臧霸的名望，去缓和由于青、徐兵擅归在青州造成的影响，本意并非正式赋臧霸以青州兵权。是年夏，曹植上《求祭先王表》，谓“先王喜食鳆鱼（按即鲍鱼），前已表徐州臧霸送鳆鱼二百，足自供事。”(10)可见臧霸此时还在徐州，并未移驻青州。是年十月《魏公卿上尊号奏》，臧霸仍以“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徐州刺史镇东将军武安乡侯”列名其中，(11)而没有“都督青州诸军事”的职衔。臧霸“都督青州”之授，看来并未成为事实。也可能是臧霸处此混乱时刻，深知自己境况，因而不愿轻易转移据地，以免授人以可乘之机。或许《传》中“都督青州”是“都督徐州”之误，即臧霸以徐州刺史加带本州都督，亦未可知。总之，在曹丕继统、百官晋位之时，列名劝进的臧霸并未得到好处，实际上是受冷落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曹休军职的调动。其时，曹休是曹氏宗亲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曹休传》：休为中领军，“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四月，夏侯惇死），以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魏公卿上尊号奏》，曹休以“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列名，时在是年十月。《臧霸传》注引《魏略》：“文帝即位（按此指即帝位），以曹休都督青徐”，时在十月或稍后。曹休一年之中四次迁官。第一次，由中领军转领军将军，任务相同而位望转重，当务之急是整顿宿卫，以图尽快消除青徐兵鸣鼓擅去所引起的政治混乱。第二次，迁镇南将军，当是代夏侯惇处理前一年襄樊之战的善后问题。第三次，迁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自是料理东南方面对吴国的军务，或许还为了截断青徐与江东的军事联系。曹休先后所任，都是当时有军国大事亟待处理的关键位置。当曹丕着手排斥臧霸在青徐地区的军事存在的时候，又一次起用拥有权威的曹休“都督青徐”，这是本年内曹休的第四次调动。曹休获青、徐都督职任，得以把臧霸及其他青徐豪霸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并进一步筹划把臧霸从青徐挤走。这样，曹丕未折一兵，就在青徐地区初步实现了“易诸城守，用谯沛人”这样一个重大措施，在同青徐豪霸势力的斗争中，赢得了重要的一步。《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六月“庚午，遂南征”。同书《满宠传》，文帝即魏王位后，“大军南征，到精湖（按即津湖），宠率诸军在前，与贼（按指孙吴军）隔水相对……”。津湖在中渎水域，今江苏高邮境。这是曹丕时魏军进入中渎水域的首见记载。曹丕对孙吴用兵，可以理解为易代之际为了预防外部干扰而采取的警戒措施。但是根据当时军事对垒的实际情况，警戒孙吴主要应当在巢湖方面和江汉方面，而不应当在中渎水域。此次南征循中渎水，并不当孙吴军锋。而且作为对孙吴的警戒措施，一上将足当其任，无需甫即王位、万机待理的曹丕亲自赴军。所以我疑其实际目的，主要不在警戒孙吴，而在探测青徐虚实。是年十月，乃有以曹休为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以及稍后“都督青徐”之命，这当是曹丕亲眼探察中渎水域以后所布的一着棋子。黄初三年（222），吴、蜀夷陵之战结束不久，曹丕以孙权不遣质子为辞，三路攻吴。西路曹真军远临江汉，目的是隔断吴、蜀之间可能出现的新的结盟，并威胁吴国新都武昌。中路曹仁军出濡须，即《后出师表》所谓魏武“四越巢湖不成”之处。西路军和中路军所临之地，都是魏、吴军队长期胶着的战场，这次魏国进军，都无战果。值得注意的是东路魏军。曹休、张辽、臧霸率领的东路军，在历阳江边的洞浦破吴水师。曹休使臧霸以轻舟五百，敢死万人，袭击长江南岸的徐陵。(12)曹休、张辽则循江而下，径至海陵、江都。这是魏、吴之间的新战场。是役，曹休以征东大将军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崔豹《古今注》：“赐黄钺则斩持节将”；《宋书·百官志》：“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13)而据《臧霸传》，臧霸已于魏武末年拜扬威将军，假节，也就是说，已成为节将。元帅在军中要能有效控制臧霸，甚至有权诛戮臧霸，必须像曹休那样先假黄钺才行。所以，从曹休权位之重，可以看出他对部将臧霸等具有充分的控制力量。黄初三年之役，东路魏军对吴有一定的威胁。吴国山越不宁，江边守兵多撤向内地，下游江防空虚。而曹休、臧霸等人也确有渡江作战的意图。《三国志·魏书·董昭传》：“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14)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它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侥幸？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按曹休祖父曾为吴郡太守，休十余岁时奉母至吴避难，于吴地有历史关系，这或许是他自愿渡江的一个原因。但是据《三国志·魏书·臧霸传》注引《魏略》，曹休渡江之请实际上创议于臧霸。《魏略》曰：“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谓休曰：‘国家（按，犹言天子，指曹丕）未肯听霸耳。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于帝”，云云。显然，《董昭传》所说曹休表请渡江之事，正是循臧霸的要求而提出的；曹休上表所言，当即援用臧霸之意。未几，曹休、臧霸在洞浦口破吴水军，曹丕认为吴国有隙可乘，欲求侥幸，才由“驿马诏止”改为“诏敕诸军促渡”。(15)东路军中张辽在病，别无大将，渡江之任，自然落到首创其议的臧霸身上。臧霸也就在此时以轻舟袭击徐陵，其所领敢死，正好是他最初所请万人之数。臧霸的青徐兵本以步骑为主，但是据前引《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青徐兵别有水军，而且曾在长江下游航行。曹休等也在这时乘流急进，到了海陵、江都。魏军过江既起于臧霸临时之议和曹丕侥幸之诏，并非既定的作战方略，也无充分的过江作战准备，所以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吴境。曹休、臧霸大军北归（时张辽已病死江都），当是自江都沿中渎水运行，而这恰恰就是两年以前延康元年六月曹丕南征所采取的路线（至津湖而止），也就是两年以后曹丕广陵之役的行军路线。臧霸的动向更是值得注意。以“无复它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的臧霸，在不被曹丕信任并被挤出青徐的情况下，贸然提出“人情所难”的南渡请求，这当如何解释？周寿昌读书得间，从“若其无臣，不须为念”二句文字，揣度曹休此言“尚有曲折”，(16)但未深究曲折是什么。(17)在我看来，曲折确实存在，不过不在曹休本人而在臧霸，在臧霸与曹丕之间。“无臣”二句，或许就是曹休转述臧霸请求曹休准其渡江的原话。臧霸所说曹丕“未肯听霸”一语，更透露出臧霸与曹丕之间确有曲折的消息。这是矛盾发展的新的一步。臧霸虽然离开了青徐，但手中还有军队，所以从整体看来，问题并未解决。臧霸渡江之事发生以后，据《臧霸传》注引《魏略》：“帝疑霸军前擅去（按指青徐军在洛阳鸣鼓擅去之事），今意壮乃尔，遂东巡，因霸来朝而夺其兵。”臧霸被剥夺兵权，本传隐晦其词，只是说“征为执金吾，位特进”。(18)《文帝纪》：黄初四年八月“辛未，校猎于荥阳，遂东巡，论征孙权功，诸将以下进爵增户各有差”。夺兵之事，当发生于此时。从此以后，臧霸栖身洛阳，备位充数而已，再没有别的作为了。臧霸兵权被剥夺，曹丕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但是青徐诸将还没有悉数离开旧地，也没有悉数夺兵，因此还有矛盾，还有斗争。与广陵之役相始终的青徐动乱，就是这一斗争的表现。至于臧霸个人对曹氏政权的态度，前引董昭评论他“既富且贵，无复它望”，是合乎实际的。臧霸降曹后数十年中，未见恃兵专恣或其他过误。鸣鼓擅去者为臧霸所遣别军，非必臧霸授意。渡江之请，也不见有非分迹象。曹丕以其“意壮”而夺其兵，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还是如前引郝经《续后汉书》所说，曹丕本来怀疑臧霸有拥兵自重的可能，而洛阳骚动更使曹丕看到隐患，所以对臧霸更不信任。这就是臧霸所说“国家未肯听霸”一语的实际内容。臧霸入朝后历文帝、明帝两代，虽无权柄而礼遇有加。《宋书·礼志》三，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八月，“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以纪念文帝“受禅”，并表彰臧霸等群臣拥戴文帝的功绩。臧霸死后，于正始四年（243）八月享受殊礼，受祀于太祖魏武庙庭。魏国大将遭疑忌而被骤夺兵权之事，臧霸之前还有朱灵，附记于此以作为理解臧霸夺兵一事的参考。魏武夺朱灵兵，曹丕夺臧霸兵，性质和手段都相近似，可以说后者是效法前者。朱灵，清河人，以袁绍部将归于魏武，在初平、兴平之际，比臧霸降曹要早。朱灵为魏武击袁术，征马超，破氐帅，二十余年中累著战功，但仍然不被魏武信任。《三国志·魏书·于禁传》：“太祖尝恨朱灵，欲夺其营。以禁有威重，遣禁将数十骑赍令书，径诣灵营夺其军。灵及其部众莫敢动。乃以灵为禁部下督，众皆震服。”其事约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据《三国志·魏书·赵俨传》，魏武遣于禁助曹仁攻关羽于樊，以赵俨为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朱灵等七军。赵一清谓其后张辽等徙屯而兵属于禁以守襄阳，(19)于禁夺朱灵营事即发生在此时。以后朱灵虽不得独领大军，但并未离部伍，《三国志·魏书·满宠传》明帝太和二年（228）尚有朱灵助曹仁于合肥地区作战之事可证。这与臧霸夺兵后以执金吾名义归栖洛阳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臧霸牵涉地方势力，情况更为复杂之故。朱灵在夺兵后的第二年即延康元年，仍以“使持节后将军华乡侯”名义，与臧霸等人一起列名于《魏公卿上尊号奏》中；明帝正始四年，朱灵与臧霸同以功臣受祀于武帝魏武庙庭。这说明朱、臧二人在魏国的地位，生前死后都是相近的。于禁是为魏武诛锄异己的能手，建安二年曾有立营垒欲讨青州兵之事，十一年不请而斩叛而复降的徐州豪霸昌豨，二十四年又夺朱灵兵。他本人由于曾投降关羽事而惭恚致死。在曹丕夺臧霸兵和进一步解决青徐豪霸问题时，史传中见不到一个于禁那样快刀斩麻的人物。青徐势力不只是臧霸一个人的问题，不可能像于禁夺朱灵兵那样一次加以解决。青徐豪霸集团的存在，影响魏国政权的稳固和北方的统一。曹丕对青徐豪霸的进攻势必还得进行下去，问题只是在于用什么方式进行。不过，臧霸既然交出了兵权，青徐豪霸群龙无首，曹丕要彻底消灭他们就不会是太困难的事了。四 利城兵变与广陵之役
黄初五年、六年（224、225），曹丕亲自督师远征，连续两次发动广陵战役。这两次战役都没有与吴军交锋。在战役过程中，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有一些异常事态值得注意。黄初五年，“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十二月，……行，还许昌宫”。按，这里提到的广陵，据《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是指徐州所属的广陵泗口，邻近魏广陵郡城淮阴，而非滨江的广陵故城。曹丕于此时此地颁布赦青徐二州以及改易青徐二州将守之令，史籍未著其原委。曹丕办完这些事情以后，始由泗口至广陵故城，临江。(20)黄初六年，“三月，……帝为舟师东征。五月，……幸谯。……六月，利城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讨平之。其见胁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十二月，行，自谯过梁。……七年，春正月，……行，还洛阳宫。”(21)据此可知，曹丕此次东征，至谯，延宕近半年，当是由于处理利城兵变的缘故。在循涡入淮的途中，曹丕离船，由陆道至徐（县治今江苏泗洪境），驻留一二月，也当与兵变之事有关。《水经·泗水注》在叙述泗水流经魏阳时说：“陆机《行思赋》曰：‘行魏阳之枉渚。’故无魏阳，疑即泗阳县故城也。……盖魏文帝幸广陵所由，或因变之，未详也。”从行军路线考察，曹丕此行当是从淮上“陆道幸徐”后，继续深入徐州郡县，进入泗水流域，在那里有所活动，然后乘泗南行，经魏阳入淮，再至广陵故城。清人焦循《邗记》卷二论及“陆道幸徐”事，谓“徐地在泗州、临淮之间，盖由泗州陆行至广陵”。焦循所云广陵，当指魏广陵郡城淮阴。由此继续前行至长江北岸的广陵故城，舰队必循中渎。夷陵战后的魏吴战争，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说是由于孙吴势壮，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征任子而任子不至，是以冲突难免。这当是一般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值得我们探讨。两次广陵之役，与曹丕用兵相始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参差地记载着青徐地区动乱和曹丕处理动乱事宜的资料。这些资料文字简略，不详首尾，裴松之漏注，《通鉴》不录，后代史家无解，卢弼亦未有发明。但是联系到青徐地区的历史状况和臧霸夺兵事件，考虑到青徐豪霸与孙吴往来的可能，我推测广陵之役并非真正的攻吴军事行动，攻吴只是兴师动众的一个借口，处置青徐动乱问题才是曹丕关注所在。事情应当是这样的：黄初四年曹丕剥夺臧霸兵权后，臧霸故土青徐地区出现不宁，而且规模不小。所以曹丕于翌年东征途次，在徐州所属广陵泗口颁令赦青徐参与动乱的人，以图平息事端。与此同时，曹丕乘机改易青徐将守，亦即正式解除吴敦、尹礼、孙康或他们的后任、部属的兵权（此时孙观确知已在濡须战死），以期彻底解决青徐豪霸问题。这就是试图彻底实现五年前洛阳骚动时有人提及的“易诸城守，用谯沛人”的方略。但是矛盾未得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以至发生了有更大声势和规模的利城兵变。利城兵变可以说是洛阳骚动的继续和扩大，是对前一年曹丕“改易〔青徐〕诸将守”的直接反抗。曹丕以屯骑、步兵两校尉的宿卫兵和青州刺史兵平叛，又在谯、徐地区亲自处理平叛事宜，并赦免所谓“其见胁略及亡命者”。从曹丕的一系列处置看来，利城兵变的确不是一件可以等闲视之的草窃行动。兵变既经削平，历时二十余年的有复杂历史背景的青徐豪霸控制一方的问题，也就最后解决了。利城兵变是地方事件，持续时间不长，所以不为史家注意。有的著作顺便提及，认为是农民起义性质。近时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认为利城兵变反映了阶级斗争而没有直接说它是农民起义。从本文所引资料看来，它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直接产物。兵变中的士卒自然是受曹魏政权剥削压迫的，甚至于还可以说很可能有相当大一批士卒是当年的徐州黄巾或其后代，但这不是考察利城兵变性质的根据。宿卫兵和青州刺史兵镇压利城兵变的具体情况，史籍无征。可稽考的是徐州刺史吕虔的活动。《三国志·魏书·吕虔传》：虔“讨利城叛贼，斩获有功”。《晋书·王祥传》：祥，琅邪人，“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委以州事。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二一谓《王祥传》所指的“寇盗”即《吕虔传》的“利城叛贼”，是正确的。吕虔主要是利用琅邪大族王氏的家族势力和社会影响，来对抗青徐豪霸势力；王祥则利用这次军事活动，以提高自己家族的声望。《北堂书钞》卷七三引王隐《晋书》，谓王祥“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可证王祥有宗族乡党势力可以凭借。在这次军事行动之后，王祥的地位逐渐上升。这是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青州的平定，则有赖于王凌和王基。《三国志·魏书·王凌传》：凌为青州刺史，“是时海滨乘丧乱之后，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同书《王基传》：基，青州东莱人，“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请基为别驾。……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青州动乱规模似乎比徐州小，其起始和弭平也较徐州为早，所以曹丕得以用弭平青州动乱的青州刺史兵，平徐州利城之叛，而王凌也得以随从曹丕参加广陵之役。王凌用王基，同吕虔用王祥一样，也是以本地人来“协和”地方豪霸，克服他们的影响。只是王基“起自寒门”，(22)不具备王祥那样的族望。同蔡方一起组织利城兵变的，还有唐咨。《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附《唐咨传》：“唐咨，本利城人，黄初中，利城郡反，杀太守徐箕（按《文帝纪》作徐质），推唐咨为主。文帝遣诸军讨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吴，官至左将军。”唐咨在吴，一直带兵作战，其事迹屡见于《三国志·吴书》诸传中。按照当时的士家制度和吴国世袭领兵制度，唐咨所领可能多是徐州旧兵。魏甘露三年（258），诸葛诞在淮南叛败前夕，唐咨受吴国派遣，助诞守寿春，被魏俘获，时距唐咨降吴已三十三年。魏国以唐咨为安远将军，用以招徕降将。《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载《移蜀将吏士民檄》，还以唐咨为例，引诱蜀将投降。唐咨入吴，与当时徐淮地区的军事情况和地理条件很有关系。徐淮于魏为边荒弃地，于吴则是江防前沿。据《三国志·吴书·孙韶传》，韶自孙权之初以来，数十年为边将，镇守京口，“常以警疆埸、远斥候为务，先知动静而为之备，……青徐汝沛，颇来归附。〔魏〕淮南滨江屯候，皆撤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孙韶镇京口，以扼守瓜洲津渡为目的，并对徐泗江淮魏军进行警戒和策反。魏国“青徐诸屯要害远近，人马众寡，魏将帅姓名，〔孙韶〕尽具识之”。可以说，孙韶在京口的主要任务就是观察青徐地面的军事形势，窥伺青徐豪霸的动静。广陵之役，孙韶隔岸静观，于曹丕北撤之时遣兵过江夜袭。利城兵起，青徐动荡，孙韶边候间谍，自然是南北往还，紧张活动，促成唐咨入吴。利城在今江苏赣榆县境，近海，这也是唐咨便于从海上南逃的有利条件。所以唐咨南奔吴国，并非偶然。曹丕连续发动广陵之役，其动机是值得研究的。夷陵战后，孙吴势壮，事魏诚心不款，矛盾可以理解，但魏国并无取道广陵大动干戈的必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谓曹丕著《太宗论》，慕汉文帝为政“有大人之量”，并谓“三年之中（按当指黄初三年）以孙权不服，复班《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书》载曹丕诏三公曰：“穷兵黩武，古有成戒。况连年水旱，士民损耗，而功作倍于前，劳役兼于昔，进不灭贼，退不和民……。”诏中还有“迷而知反，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等语。此诏颁行年月，由于史料抵牾，尚难确定，但无疑是针对广陵诸役而言，其内容和语气都是罪己。诏谓“退不和民”，暗示国人有反抗之举。曹丕于表示自己意在“和民”，不愿征伐，并谴责穷兵黩武的同时，却连续发动广陵诸役，这种情况令人费解。曹丕既然锐意攻吴，而在黄初五、六年之役中却又不寻求战机，以决胜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载六年出师前夕之诏曰：“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这样的军事行动非常奇特，不像赴敌，不像屯驻，也不像蒐狩。它势必旷日持久，劳而无功。实际上，曹丕在广陵诸役中并没有“筑宫室”，“守之积年”，只是率领游军，迢迢千里，络绎道途，逡巡高岸而已。他未作任何渡江或溯流的尝试，未对孙吴有什么触动。这种情况也是令人费解的。如果把发动广陵之役同解决青徐豪霸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事情就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广陵耀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于江淮地区来而复往，这十分可能是对青徐豪霸的强力警戒行动。广陵耀兵不足以威慑孙吴，但足以威慑青徐豪霸。广陵诸役掩蔽着青徐地区的斗争，居主要地位的不是军事战斗而是政治谋略，所以从征广陵者多谋臣，如陈群、贾逵、董昭、蒋济等是。所以我推测，黄初五、六年曹丕发动广陵诸役，是以解决青徐问题为主要目的。作出这一推测，还有如下几点理由：第一，建安年间，淮南地区的魏国居民惊走北徙，江北几乎空无人烟（见《蒋济传》），这对于魏国大规模用兵广陵的行动非常不利。第二，广陵江面宽阔，很难强渡（详下），曹丕不会轻易在这里发动大规模的渡江作战。第三，此时吴国都城在武昌，即令魏军于广陵过江成功，虽然可以威胁孙吴腹地，却由于远离吴国当时的统治中心，无助于一举解决魏、吴相持的问题，而且易受吴军来自三吴和来自长江上流的夹击，截断归路。魏军于广陵渡江作战既少可能，又无必要，而曹丕却不惮烦劳，一再逞兵。黄初五年，龙舟漂泊长江南岸，曹丕险遭不测（见《鲍勋传》、《徐宣传》），但他并不却步，第二年又率军临江。这种种情况，使人觉得曹丕穷兵黩武，连续发动大规模的广陵战役，是另有不得已的原因，这原因就是青徐问题。如果此说成立，那末延康元年魏军南征到达津湖地区，黄初三年曹休统率魏国东路军到达广陵并循中渎水北归，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解决青徐地区问题有关的先期部署。在这一部署中不能让臧霸率兵参与，这又促成黄初四年剥夺臧霸兵权之事发生。至于前引“和民”之诏，则可以理解为曹丕发兵之前瓦解青徐叛兵的一种策略手段。这样，费解的问题似乎都可以说清楚了。利城兵变的平息，标志着青徐问题的最终解决，利城郡名也从此不见于历史。《读史方舆纪要》和《补三国疆域志》均谓此郡废于曹魏时，当是曹丕趁平乱之机，撤消了此郡建制。从此以后，终三国之世，曹魏就不再有进军广陵的活动了。五 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
广陵之役得以进行，有赖于中渎水道的修治。所以本文还要就中渎水道问题，也就是广陵之役的地理背景问题，进行探索。魏军从中原出发进攻孙吴江南地区，一般说来，或由颍水入淮，顺流至寿春；或由涡水入淮，溯流至寿春。寿春以南，则傍芍陂，沿淝水，转入巢湖，以求越湖入江，进逼建康。这是魏武时魏、吴主要战场所在，也是整个魏、吴相持阶段的主要战场所在。黄初五年、六年的两次广陵之役，魏国的进军路线，则是由颍水或涡水入淮后，顺流东下，过泗口（泗水入淮处），至淮阴，然后循中渎水南行，至长江北岸的广陵故城。广陵故城是西汉广陵国以及建安以前东汉广陵郡治所在（建安初年广陵郡一度移治射阳），淮阴则是魏广陵郡治所在。中渎水流经这两地之间，沟通淮水与长江。中渎水古名邗沟。《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谓“通粮道也”。《水经·淮水注》：“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按指广陵故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这说明江淮之间的水道早已沟通，而广陵为吴会经江淮与中原交通所经之地。此后，邗沟之名演变为沟通江淮的大水道的名称，相当于以后的中渎水，不仅指广陵城下一段人工河道。《汉书·沟洫志》所谓“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23)即是指此。西汉吴王濞据广陵，筑有吴城。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吴王濞于此处发难北进。周亚夫在平乱战争中不救梁国之危，而用轻骑奔袭泗口（西汉时的泗口在今江苏洪泽县境）以断吴王濞粮道。(24)吴王濞失败后，又于此处渡江南奔，被东越人斩于广陵对岸的丹徒。这种种情况，说明西汉时由吴入中原仍旧取道广陵，也说明其时中渎水道仍旧可通。据杜预《左传》哀公九年注及郦道元《水经·淮水注》之说，中渎水道并非径直南北行，而是自高邮以北折向东北，穿过博芝湖、射阳湖，然后又折向西北，于淮阴以东的末口入淮。这一水道南高北下，两侧区域地势低洼，遍布湖泊沼泽。两岸不设堤防，水盛时所在漫溢，水枯时以至干涸。水道及其穿行的湖泊一般都很浅，不能常年顺利通航。七国之乱以后到东汉时期，中渎水道情况不见于历史记载，大概是湮塞不通或通而不畅。黄初六年之役，据《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济上表谓广陵“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水经·淮水注》：“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邪。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故蒋济《三州论》曰：‘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25)陈敏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者也。”所谓“水陆异路”，是指陆路可径直南北行，行程较近；而水路则须绕道东面诸湖，故云“纡远”。(26)陈敏穿沟和开凿马濑（即白马湖）以来，中渎水道不再绕行博芝湖、射阳湖，而是从广陵经高邮径北，穿樊梁湖、津湖、白马湖入淮，这样就使水道较直，接近陆道，“水陆异路”的情况得以改变，大大缩短了航程。蒋济是平阿人，平阿在今安徽怀远境，濒临淮河。他久仕扬州，“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27)他熟悉这里的地理和交通，所说淮湖一带情况，当是比较准确可信的。蒋济《三州论》，即《三洲论》。《诗·小雅·鼓钟》：“淮有三洲。”《传》：“三洲，淮上也。”《初学记》卷六“三洲”，正是引《诗》、《传》为注。按《说文》：“水中可居者曰州。”洲字后出，州是洲的本字，所以《三州论》就是《三洲论》。郝经《续后汉书》所据陈《志》宋元旧本，其中的《蒋济传》，《三州论》已作《三洲论》。《三洲论》的主旨，是论证淮上至广陵水道不易通行。《水经注》今本舛误特多，其所征引的《三洲论》文字，除年号讹误外，(28)还误出西晋末年陈敏之名。严可均辑《全魏文》，于《三洲论》只辑得“淮湖纡远，水陆异路”二句八字，以下四句十六字舍去不录，当亦以魏人蒋济之论中出现晋人陈敏之名为不可通。清人刘文淇《扬州水道记》卷一引《水经·淮水注》，“陈敏穿沟”作“陈登穿沟”，自注谓“此据《水经注》旧本”。杨守敬《水经注疏》亦引据刘说。刘文淇所据“旧本”，情况不明，但考之史实，作陈敏不对，作陈登则近情理。(29)据《三国志·魏书·陈登传》及注引《先贤行状》，陈登，徐州下邳人，建安初年，“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奉使到许，太祖以登为广陵太守”。《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谓陈登于江都县西开陂，百姓敬而爱之，因名爱敬陂，亦号陈登塘。《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谓，陈公塘（当即陈登塘）周回九十里，为利甚溥。同书卷二二还说淮安有陈登筑堰防淮遗迹。陈登于水利事业建树甚多，遍及中渎水域的南段和北段，因此说他主持穿沟开凿马濑以通中渎水，是合理的推测。据《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其时广陵太守驻射阳，即今淮安，接近中渎水入淮之处，为江淮之间的交通要冲。由射阳南北行，都须循中渎水。而且陈登“在广陵有威名”，“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曾以印绶招诱江南乌程山越严白虎余党，并曾于建安五年与孙吴军在射阳附近的匡琦城作战。(30)陈登的志向和经历，说明他穿沟以改变“淮湖纡远”状况是可能的，而且对于他的政治、军事活动来说也是必要的。他一改中渎水道为正北方向的“津湖径渡”，再改为傍湖穿渠而行，并凿通白马湖的水道，直达当时的广陵郡治射阳，即后来的山阳，现在的淮安。至于这两次改道全是陈登所为呢，还是另有别人继续完成，这个问题靠现有史料可能是无法判定了。《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称陈登迁东城太守后，“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按陈登，字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魏武思念陈登之切，益见陈登筹划灭吴之功，而穿沟以通中渎水道，正是出广陵故城渡江攻吴的必要准备。这样，二十多年之后，曹丕才有了这条可供利用的攻吴道路，比旧有的纡远湖道方便得多。满宠南临津湖，当是企图循改道后的中渎水进攻吴军；而曹休、臧霸从广陵北归，更为尔后广陵之役沿中渎水的行军路线，作了实地探测。
改道后的中渎水，在三国两晋时期发挥了颇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效用。吴太平元年（256），吕据、唐咨等军自江都入淮泗以伐魏，曾利用过这条水道。西晋末年陈敏出为广陵度支及广陵相，漕运江南米谷以济中州，也利用了这条水道。或许是陈敏在利用中有所修治，(31)才造成了《水经·淮水注》中的错乱。晋代祖逖、桓温、刘裕等人从江南经略中原，都曾由此道北出。谢灵运《撰征赋》：“发津潭（津湖）而迥迈，逗白马以憩舲，贯射阳而望邗沟，(32)济通淮而薄甬城。”(33)这里说的，就是义熙十二年（416）他自己受命劳刘裕北伐军时循中渎水入淮的经过。但是，新的中渎水以及与之相连的淮水、泗水，作为水道都是不稳定的。它们受季节和雨水等条件的限制，水量有盈有缩，航行时通时阻，所以蒋济说广陵“水道难通”。《水经·泗水注》：“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从此溪（按指丁溪水），即陆机《行思赋》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积沙’者也。”曹丕沿泗水经魏阳至广陵，当亦循此而行。在盈缩不定的中渎水道中，大规模的舰队通行更为困难。《三国志·魏书·蒋济传》，黄初六年冬“车驾幸广陵，……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战船滞留之处在津湖附近。当时有人建议留兵屯田。蒋济认为其地东近大湖，北近淮水，水盛时易受吴军袭击，(34)水枯时又难通航，不是安屯之所。曹丕先拟烧船退兵，后来决定以船付蒋济处置。蒋济凿地引水聚船，才使散在数百里中的船舰得以节次入淮。曹丕广陵之役，如果其战略目的是大规模渡江攻吴的话，那末其目的是无法实现的。这还不止是中渎水道通行不易的缘故。由广陵渡江，也不容易，军事强渡更加困难。那时，长江口以北的海岸线在今海岸线内侧数十公里处，约当今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一线。广陵故城及其对岸的丹徒，都濒临喇叭状的海口，海潮澎湃，足以骇人。枚乘《七发》：“八月之望，……观涛乎广陵之曲江”，(35)所描叙的，就是这种情况。瓜洲津渡，是有名的畏途。《元和郡县图志》（阙卷佚文）淮南道扬州：“大江西北自六合县界流入，……南对丹徒之京口，旧阔四十余里，今阔十八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初，自广陵扬子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犹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犹十八里。今（按当明末清初）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曹丕面对这四十里的浩浩长江，望而生畏，才有“天隔南北”的慨叹。(36)环济《吴纪》、张勃《吴录》均载有步骘表陈魏人欲于荆州以布囊盛土塞江之说。《吴纪》载孙权云：“每读〔步骘〕此表，令人连日失笑。此江自天地以来，宁有可塞者乎！”(37)步骘上表略晚，但所反映长江难渡情形，以时间言，黄初年间不会有什么不同；以地域言，瓜洲渡当甚于荆州诸渡。(38)所以曹丕以后，魏军南侵再也不出广陵。后数十年西晋灭吴之役，没有以主力出广陵、京口。何攀向羊祜建议进军，本有由海道至京口一路，(39)后来也未见施行。这个阶段，广陵渡江和海道攻吴，风险大，意义小，最多只能起牵制作用，灭吴主要还得依靠上游水师。瓜洲如此难渡，曹丕从这里大规模攻吴是不可能的。但是青徐问题终于在此役中解决了。所以中渎水域的几次行军有它的历史作用，并不完全是徒劳的。隋文帝开皇七年开通中渎水旧道，名曰山阳渎，《隋书·文帝纪》谓“以通漕运”，《通鉴》胡注谓“开而深广之，将以伐陈也”。开皇九年灭陈之役，隋军一支出东海以攻南沙（今江苏常熟境）；贺若弼所统重兵则自广陵强渡，一举成功。贺若弼强渡成功，除了说明北强南弱的军事力量对比外，还说明由于地理的变迁和技术的改进，瓜洲渡江的困难程度已同昔日有所不同。不过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南北作战经由瓜洲渡江者始终不多。《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据南宋陆游《入蜀记》采石江面比瓜洲为狭之言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洲也。”六 余 论
历代评论曹丕，都是重其文学成就而轻其政治作用。这样评论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方面，曹丕作为魏国第一代皇帝，可得而言的，除了捉弄旧君，刻薄骨肉以及设立九品官人法以外，就只有几次战役了。而这几次战役，史籍均语焉不详。所以史臣如陈寿之褒扬，郝经之贬抑，对曹丕说来都是不得要领的浮泛之词。究竟这个开国皇帝，在政治上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称说的事情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稍作追叙。董卓之乱以后，魏武在战胜世家大族，逐步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多次碰到过地方豪霸造成的障碍，有时情况非常严重。官渡之战时，魏武后方动乱，特别是豫州郡县豪霸作梗，几乎使魏武陷于失败。其时在徐州滋扰掣肘的，就是昌豨。臧霸采取了不同于昌豨的立场，不但不背离魏武，而且还替魏武看守青徐，牵制袁绍。甚至魏武消灭昌豨，臧霸也率军助魏武。所以当别处的豪霸武装陆续被消灭时，臧霸却保住了青徐地盘。以臧霸为代表的青徐豪霸，对魏武说来，既是一个助力，又是一个隐患。魏武在世时没有机会顾及东方，只有把这个隐患作为历史遗产，留给曹丕处理。恰好在魏武去世、曹丕将要继承王位时，臧霸别军和青州兵发生骚动，使曹丕强烈地意识到存在于他和青徐豪霸之间的矛盾的尖锐性，并且使他回忆起官渡之战时风风雨雨的各种情形。曹丕汲取历史教训，力求在汉魏易代之际不致于再出现官渡之战时那种分崩离析的危险，因而不得不小心谨慎而又坚决果断地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曹丕即帝位前后的几次诏令，使我们得以隐约窥见他在这方面的一些心机。《三国志·魏书·李通传》载延康元年诏曰：“昔袁绍之难，自许、蔡以南，人怀异心。通秉义不顾，使携贰率服，朕甚嘉之。”为了酬答李通在那一段困难时期的功勋，曹丕为通子基、绪迁授官位。《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黄初二年诏曰：“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因此，诏免颍川郡田租一年。曹丕一方面褒奖和优抚抗拒豫州豪霸势力有功的臣民，一方面则步步为营地着手处置尚存的青徐豪霸势力。从这个对比中，我们不难了解曹丕连颁这种诏令的实际意义。曹丕在广陵之役中最终解决了青徐豪霸盘踞一方的问题，增进了魏国的稳定，巩固了北方的统一，可以说是他在位七年中的一件可以称说而又被人们忽略了的政治大事。刘知几在《史通·探赜》篇中，评论曹丕“临戎不武”。这当然是指广陵之役中曹丕的表现而言，这个评论从现象看似有理由。《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引曹丕《典论·自序》，说他自己“生于中平之际，长于戎旅之间”，从小好弓马，习武事。他数十年中随魏武四出作战，见多识广，即位后，按理说应当在军事上有所表现。可是事实却不然。他在广陵诸役贻人以“临戎不武”之讥，跟他的戎旅经历完全不相称。这一点也有助于说明，发动广陵诸役从军事上是说不通的，只有从当时政治形势着眼，才能得到解释。广陵之役解决了青徐问题，使东方归于一统，魏国国势更加强大起来。《三国志·吴书·胡综传》载胡综所作伪托魏国将军吴质降文三条，事约在吴黄龙元年（229）。其第二条为吴质建议吴国北攻魏国：“今若内兵淮泗，据有下邳，……青徐二州不敢撤守，许洛余兵众不满万，谁能来与陛下争者？”胡综根据实际情况伪造此文，其中说及魏国驻青徐之军处于魏国朝廷控制之下，已看不到昔日青徐豪霸割据一方的痕迹了。青龙二年（234），吴将孙韶等率卒万人，由广陵循中渎水至淮阴。其时孙权攻合肥，陆逊入沔水，有全面进攻魏国之势。但是魏国青徐地方安堵如常，未受孙韶牵动，孙韶旋即退走。《宋书·乐志》三载魏明帝曹叡《善哉行》曰：“我徂我征，伐彼蛮虏。练师简卒，爰正其旅。……游弗淹旬，遂届扬土。奔寇震惧，莫敢当御。……虎臣列将，怫郁免怒。淮泗肃清，奋扬微所。运德曜威，惟镇惟抚，反旆言归，告入皇祖。”曹叡东巡扬土，只有青龙二年一次，最远到达寿春，《善哉行》当即咏赞此事。其中“淮泗肃清”等语，正是孙韶滋扰而青徐不动这种情况的说明，而这种情况又只有在青徐豪霸势力被消灭以后才能出现。
注释：
(1)本文称“青徐豪霸”，主要由于其代表人物臧霸归魏武后，操“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开启了以后的活动。兖州为青徐二州腹地，也是臧霸势力所在地境，青徐与兖，难分畛域。臧霸，泰山华人，曹魏泰山属兖州，霸为兖州人；但华县晋属徐州琅邪郡，又可作徐州人。本文所谓“青徐豪霸”，以地境言，实际上涵盖了兖州。
(2)臧霸之父为县狱吏，霸与父亡命东海。其余诸人出身不详，以其行事考之，似多出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参看《三国志·魏书·臧霸传》及注。
(3)见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水经·沂水注》谓：“魏文帝黄初中，立为东莞郡”，疑误。
(4)《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孙盛谓“臧霸少有孝烈之称”，故魏武利用他的名望，委以方面之任。这也是臧霸起家的一个条件。不过臧霸得势，其基础还在于他在青徐的实力。所谓“孝烈之称”，盖谓臧霸之父被收，霸将客夺取，遂与亡命之事。
(5)昌豨（昌霸）作为泰山诸屯帅之一，其行事颇与臧霸等人不同，须要另作交待。昌豨事迹，散见于《三国志·魏书》魏武、臧霸、夏侯渊、张辽、于禁、吕虔以及《蜀书》刘备、诸葛亮诸传中。建安三年他与臧霸等同降魏武。四年刘备在下邳叛曹，昌豨在东海响应，郡县多与昌豨通。其时魏武有事于官渡，颇受牵制。官渡战后，魏武遣夏侯渊、张辽率军围困昌豨数月，张辽入昌豨营说降昌豨，魏武不按自己所定“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令处置，竟命昌豨还东海，这显然是顾及昌豨影响的缘故。魏武平冀州后，建安十一年昌豨又叛，夏侯渊、于禁并力击之，降其十余屯。于禁亦泰山人，与昌豨有旧，昌豨诣于禁降，于禁按军令杀昌豨，魏武未责其专擅，益重于禁。臧霸参与此役讨平昌豨，又预征伐济南黄巾余部徐和有功，始受徐州刺史之职。《后出师表》说魏武“五攻昌霸不下”，似昌豨反覆情节比上述已知者还要复杂，但其地域似始终在东海，未入它郡。
(6)臧霸、孙观除刺史年份，据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7)《三国志·魏书·任城王彰传》：彰有军功，“行越骑将军，留长安。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注引《魏略》：“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据此可知，其时太子曹丕地位尚不稳固，继嗣还有改易的可能。《晋书·宗室·安平献王孚传》，司马孚为魏王太子中庶子，“时群臣初闻帝（按指魏武）崩，相聚号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耶？”这也证明其时嗣君未定，人心惶恐。这种情况，使徐州兵、青州兵擅去所造成的动荡局面更加严重。
(8)《十七史商榷》卷四十“许、邺、洛三都”条驳《魏略》五都说非是，直谓“真为都者，许、邺、洛三处耳”。王氏谓建安九年魏武灭袁氏后已自许迁都于邺，建安末年又自邺迁都于洛，但史书于迁都事未加醒眼之笔。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别史类谓：“〔郝〕经所见乃陈《志》旧本，其中字句与今本往往异同。”
(10)《太平御览》卷九三八，参同书卷五二六。
(11)《隶释》卷一九。按据《上尊号奏》，确知延康时但有“都督督军某州刺史”的职称，至于“都督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之称，则黄初以后始用。《三国志》用此称谓，于延康、黄初未加区别。
(12)徐陵，《初学记》卷六，《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均谓即京口，今镇江。《通鉴》咸宁五年胡注、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谓此徐陵在洞浦对岸。
(13)《晋书·职官志》略同。黄初三年曹真以都督中外诸军事，亦假节钺，见《曹真传》。
(14)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一三谓“无臣”当作“无成”。
(15)《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16)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卷二，不同意梁章钜“无臣”当作“无成”之说，并谓“此表必尚有曲折”。
(17)按周寿昌此段文字如下：“《董昭传》‘无臣’，梁氏《旁证》谓作‘无成’，恐不然。时休假钺专征，自矜必捷，若果无成，当任败师之罪，安得云‘不须为念’乎？休此表必尚有曲折，此摘其略数语，故意不甚显。大约言臣若死于敌，不须以臣为念。观下‘帝恐休便渡江’，昭窥帝忧色，有‘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休意自沮’之劝也。”见《二十五史三编》第4分册第897页，岳麓书社，1994年。
(18)万斯同《魏方镇年表》谓，霸以都督青州军事征为执金吾，不确。臧霸未尝至青州，而曹休已于两年前都督青徐，均见前考。又，执金吾在两汉为宿卫重臣，入魏后转冗散，魏史籍中不见执金吾参预重大军政活动资料。
(19)赵一清《稿本三国志注补·魏志·于禁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20)《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吴黄武三年（即魏黄初五年）“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吴将徐盛此时于石头至江乘作疑城，布列战舰。《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文帝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
(21)《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录》，是役，“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22)《太平御览》卷九五引虞预《晋书》。按王基私淑郑玄，《晋书·刘聪载记》李弘谓基为“当世大儒”。《金石萃编》卷二四有王基断碑，钱大昕跋称基为“东土名士”。
(23)《史记·河渠书》：“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鸿字衍。
(24)《续汉书·地理志》：广陵郡东阳县，“故属临淮，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东阳偏西，不在当时中渎水道上，而接近当时的泗口，疑即周亚夫所攻之处。焦循《邗记》卷一，于东阳地望另有说，不备录。
(25)此山阳当即《蒋济传》文帝所谓山阳池，《通鉴》作山阳湖，在津湖附近，不是郡县之名。据《宋书·州郡志》，山阳郡及其治所山阳县，均置于东晋义熙中。但《晋书》庾冰、桓温等传于义熙以前已屡见山阳之名，而且所指并非池、湖。此问题尚待考证。
(26)江淮之间交通，水陆都可通行，至少西汉时已是如此。《汉书·枚乘传》载乘谏吴王濞书，谓“转粟西乡（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枚乘是淮阴人，所说交通情况当是根据本人见闻。
(27)《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文帝语。
(28)永和为东汉顺帝、东晋穆帝以及后秦姚泓、北凉沮渠牧犍年号，兴宁为东晋哀帝年号。这两个年号，与《水经注》这段文字的内容在年代上均不相当，无从是正。
(29)近年刊行的有关出版物，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不一致的。例如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诸图，所绘中渎水道向东绕行，东晋之图则改为南北直行，显然符合“陈敏穿沟”之说；《辞海》“邗沟”条则符合“陈登穿沟”之说。
(30)在匡琦作战的孙吴军队，系张昭所统。《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引《吴书》：“权征合肥，命昭别讨匡琦。”
(31)陈敏有在丹阳郡开练湖水利的记录，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
(32)刘文淇《扬州水道记》据“贯射阳而望邗沟”，认为中渎水至白马湖后又向东流入射阳湖，再折向西北入淮。其所附之图，与杨守敬《水经注图》所绘于白马湖径北入淮者不同。
(33)《宋书·谢灵运传》。赋题疑有误字。甬城当作角城。《水经·淮水注》：“淮泗之会，即角城也。”杨守敬《水经注疏》有说。
(34)吴军袭击之例，如前引建安五年孙吴军与陈登军战于射阳附近的匡琦城；黄初六年之役曹丕撤军时，孙韶以轻兵过江袭击；青龙二年，孙韶率兵由中渎水入淮。又，吴军亦得由海道入淮，溯流西上。《三国志·魏书·傅嘏传》，嘉平中，吴将诸葛恪扬言欲向青徐，嘏谓：“不过遣偏师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溯流，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
(35)见《文选》卷三四。
(36)后来祖逖中流击楫，也是在这水天一色，风急浪高的茫茫海口，险恶的自然条件，使他“有如大江”的誓言更显得激昂悲壮。事见《晋书·祖逖传》。
(37)《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及《初学记》卷六引。
(38)长江古称天险，但其长难卫，是弱点。《文选》卷四二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曰：“……若恃水战，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这是指长江中下游而言。陆机《辨亡论》陆逊喻长江为长蛇，指上游而言，亦其长难卫之意。塞江之说，三国议者甚多。《三国志·吴书·孙奂传》注引《江表传》，孙权欲自武昌还都建业，令百官议上游防御之策，“诸将或陈宜立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者，权皆以为非计”。《辨亡论》谓“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晋书·吾彦传》吾彦为吴国建平太守，王濬楼船下益州时，“彦乃辄为铁锁横断江路”，以滞晋师。
(39)《华阳国志·后贤志》。
原刊《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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