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门财经院校从事冷门研究 他告诉我们什么叫著作等“心”

为了研究中国财政制度史，黄天华查阅了大量资料。　/上海财经大学供图

“科学的发展是没有国界的，谁都有权去研究中国的财政制度史，但是这件事由我们中国人来做，不是更好吗？”为了这个梦想，67岁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天华耗尽半生精力，呕心沥血，只为创作出第一本，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财政制度史》。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何止！黄天华用了整整31年光阴，从一个1.8米、挺拔伟岸的年轻小伙，到如今两鬓斑白、体重只有107斤的伛偻老头。

黄天华说，这条路太苦太苦，好几次资金的短缺令他差点走不下去，好几次身体的“红灯”让他以为有生之年无法完成这个梦想。但幸运的是，“我竟然还能有今天！”放下包袱，他舒了口气，“我很满足，真的。”

35年前，黄天华考取了北京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制度史研究生，师从对他一生影响很深的马大英教授。

彼时，黄天华常和老师聊天，听老师讲学科发展的故事，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他：“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老师告诉他，中国唐代经济和唐代财政制度的研究中心，第一在日本、第二在美国；　中国宋代经济和宋代财政研究中心第一在日本、第二在巴黎；中国清代经济研究中心，第一在美国、第二在中国香港；　中国民国经济史和中国民国财政制度史研究中心，第一在美国、第二在中国台湾。特别是美国，几乎包揽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全部资料。

“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黄天华心里很不是滋味。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花费多大代价，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可是，老师年纪大了，他希望有人能接下去。“他说，搞历史研究很苦，他不苛求我。但我很坚定地告诉他，我愿意。”黄天华说，只是，自己也没想到，为了这一句承诺，为了圆这个梦，耗尽了自己半生心血。

1984年，34岁的黄天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从事中国财政史研究教学：探索领域主要就是中国财政制度史和税收制度史。

也就在1984年，黄天华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划，一个长达31年时间规划。他开始着手研究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会保障史、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当时，很多人跟他说，史学研究不景气，做史学研究，特别是边缘科学的研究很难。可黄天华说，这些他都知道。但是，祖国的分量很重，“我愿意”三个字也很重，重到不可推卸。

研究历史很苦，可没想到竟然那么苦。“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太幼稚太乐观，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黄天华自嘲道，“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其实非常多，有一些简直是不可预料。”首先，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十个专业领域，诸如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邮驿、漕运、宗教、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制度，需要的史料几乎要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甲骨文学、原始经济学等资料。可是，这些资料涉及到的学科他完全没有功底，但是没有它们就无法进入角色，于是，他唯有逐个从头学习。

然而当他进入角色以后，他发现更麻烦，“譬如现在回过头去看，把每一章的军费制度拿出来，就是一本《中国军费制度史》，把每一章第八小节社会保障制度拿出来，就是一本《中国保障制度史》……”十多种领域的财政制度史合成一本完整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他必须逐一系统梳理，花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梳理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资料的零散不齐，让黄天华头痛不已。早期，家住大杨浦的他，时常长途跋涉前往位于闵行的一座地下图书库。那时的交通并不便利，往返的路程都要花上3个多小时，但为了找寻更多的资料，唯有如此。可是，即便他跑遍了京沪所有的资料馆、图书馆，还是有很多资料在国内无处可寻。“我托了很多朋友，从日本、美国给我复印了近千本资料。特别是我们前任院长，现在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牛满江，对我帮助很大。他从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给我复印了很多资料。我全部都用上了。”

看着到手的资料复印件，黄天华心底有说不出的滋味。“那些资料都是中文的啊！都是我们中国人写的资料，可是我们中国没有。”

在过去的31年中，黄天华除了上课，就是在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或是书房。用他的话说，“整整31年，我没有离开过书房，所以连朋友都很少。”他每天工作长达18-19个小时，“除了5个小时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常年不眠不休的工作，身体透支太多，黄天华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黄天华说，他的身高有1.8米。可是，不知道是常年伏案的缘故，还是疾病的问题，如今的他，完全看不出原先的身段高挑，反倒是一个驼背明显的伛偻老头。用骨瘦如柴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

在《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的时候，黄天华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1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他觉得过于“奢侈”，“我的时间很紧迫。”黄天华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

后来，黄天华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黄天华大学同班同学、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回忆说，好几次，看到黄天华猫着腰，艰难地把课上完。

身体屡屡的“红灯”都不能让黄天华停下来，他说，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最最要他命的，是经济压力。

史学研究是一个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研究领域。再者，黄天华规划的财政制度史研究，时间周期实在太长。30年，这在高校根本不可能作为课题立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经费可资助，因此，该项研究经费必须自己掏腰包。

“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全部的工资收入都用于买资料、史料和差旅费。而这些史料的价格又特别贵，单就这部书的资料费，陆陆续续投入累计高达19万元。”黄天华很清楚地记得，13次，自己坐23小时硬座去北京找资料，火车票12元。没钱住宿，晚上他就露宿在北京火车站。“当时，最差的旅店住宿费也要50元，我实在拿不出。”

“太多次了，在经济压力面前，我走不下去了。”黄天华回忆，在他最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塞给了他4000元。“对我而言，这是救命的钱，我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

之后，每次当黄天华走不下去的时候，丛树海都会悄悄地在经济上资助他。后来，又帮他立项，得到了学校的资助。

可是在该书出版的时候，又给了黄天华一个重磅打击。“按照规定，这本550万字的书，出版费高达近100万元。国家规划办资助了35万元，可是剩余的钱，叫我怎么拿得出？”最后经过学校的领导多方协调，筹集到了110万元的资助费。

几经波折与绝望，在黄天华的努力和众人的帮助下，饱含他半生心血的著作《中国财政制度史》有幸将于今年9月份正式问世。黄天华说：“我承认，自己的这本书也有欠缺，深度不够，广度不够。但至少我把中国这5000年来的财政制度史都梳理了一遍，至少我们的后人要想继续研究就方便多了。”

⊙在热门的财经院校从事冷门的研究，这种鲜明的对比是否会让您感受到落差？

黄天华：做我们这行的，唯有静下心来，否则就不要做，尤其是身处如此热闹的时代。

我一直认为，能够坚持到现在，不为名不为利，完全是依靠一种信仰在支撑——中国财政的历史应当由中国人来书写，并且中国人做学问不比外国人差。当年在攻读中国财政制度史时，导师马大英告诉我：“这方面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了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我的一生。“小黄，如果你有信心的话，这条路就继续走下去。”他希望我去改变这个学科的现状，但又于心不忍，“你还年轻，没有生活经验，走上这条路，会很苦很苦。”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老师，现在回忆起来，真是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1984年，从北京回到上海，我用了两年时间做研究规划，打算在70岁以前完成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税收制度史》（2007年出版，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书籍出版规划”，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一本是《中国财政制度史》。

做财政制度史研究的周期比较长，10年、20年甚至更久，通过学校申请课题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一切的费用都要个人承担。我的收入不高，全部要用来购买资料和出差。妻子十分委屈，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我，这些年，家里的开销都是她负责。女儿长大后，进了政府部门，有时也会拿出一部分工资补贴我。1980年代，我去北京，买好火车票，身上只留两块钱。住不起旅馆就睡在火车站或者汽车站的候车室，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到了90年代后期，我依然吃着阳春面，一是便宜，二是我的肠胃不好。有一次巧遇一个学生，他不愿我住在50元一晚的廉价旅馆，非要把我送到条件好一点的招待所，这件事让我一直过意不去。

在别人的印象中，我似乎总是一副疲惫的样子。没有课的时候，我的活动轨迹就是家、办公室、食堂三点一线，独来独往，也因此造成了现在的不善言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从年轻时的胃病到后来的胃出血、心脏病、肺气肿、腰椎间盘突出。健康危机的出现让我感到有必要和时间赛跑了，于是从初一到除夕，从黎明到深夜，渐渐习惯了这样的工作作息。说真的，我已经尽力了，但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有一个团队，肯定会做得更好。

就财政制度史来说，我认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需要更多的人关注、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

⊙2015年7月1日，《中国财政制度史》的书稿完成了，您当时是否松了一口气？

黄天华：应该说，心情很复杂。我第一时间通知了身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的书写好了。与此同时，我又赶紧联系各家出版社。对我来说，写书只是第一步，最后能不能出版并没有把握。与此前做《中国税收制度史》一样，最大的障碍仍是出版费用。我求过无数的人，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学院的领导建议我给上面打报告，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最后批了35万。学校给了25万，有关方面通过与出版单位的沟通和协商，帮我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书可以出版了，我满怀感激之情，但与此同时，我又陷入了思考——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很多“黄天华”，其中的一些人比我更努力，更优秀，他们是否也能被幸运之神眷顾？

我最痛苦的不是经济上的窘迫，而是这辈子对家人的亏欠，没有尽到养家糊口的责任。

⊙您提到了“痛苦”，让一个将每月工资全部用于购买资料、还需要女儿来补贴研究的学者去承担高昂的出版费用，这样的故事听起来确实比较残酷。

黄天华：很长一段时间，收入很少。评了教授，实际到手工资涨到7800元。我最痛苦的不是经济上的窘迫，而是这辈子对家人的亏欠，没有尽到养家糊口的责任。我带过很多研究生，希望有人跟着我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大部分都去做了老师。我能理解，也尊重他们的决定。我刚参加工作时，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现在上海的房价这么高，还像我一样，怎么在这个城市生存？将来又如何结婚、生子？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能申请到课题经费，您的研究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般举步维艰，但课题立项又有时间限制，而《中国财政制度史》显然不符合要求。

黄天华：我不能抱怨这样的规定。如果不做限制，对于潜心做学问的人是一种保障，但是碰上没有责任心的人怎么办？岂不是容易被钻空子。比如我在1986年跟组织上说，我要写一本书，想申请一个研究周期为35年的课题，人家凭什么相信你？科研机制的完善需要建立在每一位学者高度自觉和自律的基础上，也需要不断地被检验。

⊙在教书和研究之间，您更倾向于哪份工作？

黄天华：两个角色我都喜欢，但是过了退休的年纪，就没办法再上课了。其实很可惜，现在给我机会的话，我能把这两年研究中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及时地教给学生，让他们对这个学科有更清晰的认识。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如果制度的藩篱阻碍了学科的进步，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去破除它？你看这两天，我上过思政课，也办过讲座，效果挺好的。

⊙接下来，您有什么打算？

黄天华：目前有两本书，《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即将完稿，希望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筹划了一本《中国军费制度史》，等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时出版，算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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