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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女孩卫生间被困30小时》的文章，让朋友小安的电话又理所应当地消耗了我半小时的生命。小安的老公在海外，她在国内。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她也是实打实的“独居人士”。
从她朋友圈的转发语就能读出不可名状的惶恐，无疑，那些话语充分表达出人类天性中巨大的不安全感，紧张和惶恐吞噬着这个和我一样独居的女性。
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洛克写
道
：
“我的人生就像一块浮冰，在大海上四分五裂，各块碎片漂向不同的方向。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重新弥合。
”
毕竟，所谓孤独终老，也只是布洛克所描写的《八百万种死法》之一啊。而我，已经在上海这座城市独居四年了。也有堂皇的酒会，也有酩酊的宴游，也有呼朋唤友推杯换盏，但高朋满座的余欢之后，仍旧是一个人的枯坐。
过去的2020年，坚持着写了一些文字，然而没有一篇可以真正让我满意。写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大概是朋友圈泄露出来的情绪有些过于沉郁，朋友格格给我介绍了个心理咨询师。
面对一个陌生人，我鼓足勇气，说了一些能说的话；而不能说的，我在心里反复演练，最后还是没能说出口。
那一刻我理解了马修，劳伦斯·布洛克在《
八百万种死法
》里着力书写的那个人生破碎的醉汉（同时也是退役警察和不专业侦探），他用千疮百孔的心关注着没人关注的妓女、不可触摸者、底层人士，冷漠的纽约城里八百万之一的人。但他参加戒酒会时，关于自己的难过，却始终难以启齿。
他说：“嗨，我叫马修，我并没有什么可说。”
过度的敏感或是可笑的自尊，又或是对陌生人的防备和敌意，让我们无时无刻不把自己禁锢起来，一边朝九晚五，一边与世隔绝。
那篇独居女生的文章里面，有一处细节：
“大年初一早上7点，她被智能音箱喊醒，开始呼救。卫生间离入户门不远，果然有人循声围过来。杨琳焦急地说明情况。一个中年女人警惕的声音响起来，‘一个人洗澡为什么锁门？
’
还有一个声音说，
‘
洗澡为什么不带手机？
’
反复回答几遍。杨琳越来越着急，音量随之升高。门外的人问：
‘
你说你被困，怎么声音还这么大？’”
文章下面有人评论：
“最开始听到她求救声隔门问情况的两个人，为什么会如此冷漠？
”
这一点都不奇怪，在马修的纽约城里，每天的热点话题都是一个陌生人新的死法，没有人会记得前一天版面上的面孔。同样，北京从五环外到CBD的人潮人海，也没有一片浪花会因为另一片浪花曝死沙滩而停下脚步——杨琳的北京，和我的上海，马修的纽约，又会有多大的差别？
无疑，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社会里，现代文明裹挟着当代人，像上了发条的铁皮青蛙，跳跃不休。生活的重压，让我们的世界只停留在一臂之长以内，这个区域内除了电脑和手机，别无他物。一臂之外的世界，漆黑一片。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问楼层的物管阿姨是否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她摇头；问小区门口的保安大哥，他们说我是“住**1的那个姑娘”。之所以知道我住的房间号，是因为逢年过节我都会送一些水果给他们。
而我和我的邻居们，素来毫无接触。即使住对门，偶尔一起乘坐电梯，相互之间也没有哪怕最泛泛的点头，遑论微笑寒暄。在我居住的同一栋楼里，还有一位相识多年的群友，但我从未去过他家——事实上，即便他邀请，我多半也会手足无措，除了尴尬就是尴尬。
去年2月份，由于乘坐的飞机上出现确诊患者，我被疾控中心要求隔离半月。
全副武装的护士过来给我量了体温，居委会的主任过来探望了一下，特地说了一句：“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忙代劳。”从此，我所在的公寓就陷入了彻底的虚空。
平时我也是个很宅的人，然而不愿意出门和不能出门，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突然感到自己无比向往附近小公园的塑胶跑道，和运动鞋踩上去的那种沉甸甸的充实感。
我住的楼层很低，窗户回报我的天空不算多，空气也不算太透彻，每天掰着手指头，直到门外传来一阵大喊：“垃圾！”窸窸窣窣的声音中，我从猫眼看见，有个穿着医用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人戴着手套，把我那堆“医用垃圾”——其实就是生活垃圾——小心翼翼地拎走。这一刻才意味着，又有一天安全地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