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文化：在书中，你反复提到人类面临的一个可怕悲剧，就是过度沉迷于自身的苦难，尤其是在面对敌人时，我们失去了理解他们生活的能力。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对面的以色列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展开这样的思考？
萨里·努赛贝：
可以说，我是在民族主义的氛围中长大的。我的父亲从事政治工作，我的母亲、叔叔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政治人物，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以色列是如此可怕，仿佛它的威胁无处不在。
我们的房子位于约旦和以色列的边界上，我常常站在自家花园望向以色列。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的，以色列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包括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戈兰高地等领土，阿拉伯世界再次失败了。那时我心里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宣称如此强大，却仍然输掉了战争？花园对面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失败？后来我跨过花园的边界，走向以色列一侧。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想更靠近另一侧，去理解它。
事实上，在1967年之前，有一位名为Sabri Jiryis（萨布里·朱里斯）的巴勒斯坦作家写了一本关于基布兹的书。在我的认知中，基布兹是斯巴达式的斗争场所，有着我想象里可怕的以色列士兵，但当我真正去了基布兹，发现一切都不是那样的。“农场人”是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典范，但至少在1967年之前，我们几乎不存在于这些优秀之人的脑海，他们以为阿拉伯人在二十年前就被清除了。这是因为“看不见就想不到”，冲突的核心不是什么邪恶企图，而是无知。他们的人道主义从来没有面对过我们。
1985年，萨里·努赛贝和三个儿子一起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远足（来源于《故国曾在》，出版社供图）
界面文化：《奥斯陆协议》被认为是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你虽没有直接参与该协议的谈判，但你是其公开支持者之一。知名的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长期以来以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身份关注巴以冲突，但他并不支持这份协议。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
萨里·努赛贝：
我在美国读书时，萨义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我经常去听他的讲座，他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偶像，他在《东方学》中探讨过西方如何通过知识体系和政治力量来支配“东方”，认为这种霸权也体现在西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上。他在BBC上发表的“对权力说真话”的理念是极具影响力的。
他对《奥斯陆协议》持反对态度，我并不认同他的看法。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并不融洽，他认为我是阿拉法特的人、是投降主义者，而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奥斯陆协议》并没有真正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条件，没有触及难民返回、耶路撒冷地位的问题。尽管协议并不完美，但你必须照顾人们的实际需求，你在国外时可以抱有美好的想象，但我在圣城大学教书时，每隔一两周就有学生突然消失，一两年后才从监狱回来，或者在没有罪名和审判的情况下直接消失。
签订协议时，以色列外交部部长佩雷斯交给阿拉法特一封信，承诺说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机构在过渡时期不会遭遇任何麻烦。和平协议不是一场派对，你可能无法实现所有的目标，但至少可以阻止局势的恶化。所以，我听到《奥斯陆协议》达成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能够和平谈判了。
当地时间2023年8月21日，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民众在一个山泉池中游泳。《奥斯陆协议》点燃了巴以和平的希望，30年后巴勒斯坦人普遍认为，这些过时的协议是失败的，因为以色列仍然控制着每一滴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奥斯陆协议》到现在已经30年了，很多人觉得这个协议是失败的，长期以来你的和平立场被巴勒斯坦人认为是叛徒，也受到以色列人指责。你为何一直坚持这个立场？
萨里·努赛贝：
很多年前，我关于难民回归权的观点掀起很多讨论。难民回归权指的是难民和后代有权返回原居住地。对于巴勒斯坦难民而言，这意味着在1948年阿以战争和1967年六日战争后，他们在被迫离开故土的情况下能够返回自己的家乡和土地。当时我说巴勒斯坦难民只能返回巴勒斯坦国，而非进入所有地区，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难民的愤怒。这些人的家在半个世纪前被炸毁，而他们现在还拿着家里的钥匙。
有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萨里，我们想讨论你这些可怕的言论。”他们希望我参观伯利恒附近的难民营德黑舍赫（Deheisheh），难民营指责我是叛徒的传单满天飞，我让他们丧失了夺回家园和土地的权利。我思索了很久——如果不去，我晚上一定睡不着；但如果去了，可能会面临枪击。
实际上许多巴解领导人在
私底下也在讨论类似的事情，但他们认为放弃难民回归权是一个战术问题，以色列人会对数百万阿拉伯人越过绿线十分害怕，这个问题因此可以成为我们的王牌。来谈判的以色列人已经知道我们将放弃大批难民返回原境，唯一不知情的是我们的难民，这些人有权知道我们的立场。
最终我还是去了，我走进那些活动人士的房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许多人走到我面前说：“虽然我们完全不同意，但我们尊重你表达你所相信的。”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相信我，诚实是最好的选择。
